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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 | 央视新闻（cctvnewscenter）
他是杰出科学家，美国人称他“一个人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他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坚信“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他是科学家群体中以身报国的代表——钱学森。
今天，中教君为大家带来了30个和他有关的故事。这些细小或重大，欢欣或沉痛的人生切面，令我们更加敬爱这位前辈。这些故事里的教育哲理，值得每位老师、家长读一读。钱学森曾说：“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父亲钱均夫在花钱给钱学森买书上毫不吝啬，并坚持为儿子挑选图书、画报。钱学森行将离开祖国前往美国求学时，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大箱“中华文化丛书”。钱学森3岁时，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举家从杭州迁居北京。当时钱家的四合院附近住着许多穷困人家。母亲乐善好施，力所能及地帮助这些邻居。钱学森说：“我的母亲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念小学时，钱学森叠的纸飞机比同学们的飞得又稳又远。钱学森的同学张维回忆：“钱学森叠飞机叠得非常精细，让机身严格对称，折痕又光又平。从这里就能看出，尽管年纪还小，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用科学办法达成目的。”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除了父母和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5位外，其余12人都是钱学森的老师。钱学森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实施了一套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钱学森回忆，他和同学们临考前不开夜车，不死读书，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钱学森报考大学前夕，他的中学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好，应报考数学系；国文老师认为他文章写得好，应报考中文系；美术老师则认为钱学森在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学画画。此时，钱学森做出选择：学铁道工程，学造火车头。1929年，钱学森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工程机械学院。1930年暑假，钱学森因为染上伤寒，不得不选择休学一年，在杭州养病。这一年，父亲聘请了一位画家，教钱学森画国画。钱学森很快掌握了国画技巧。后来，在大学临近毕业时，钱学森所在的1934级级徽以及校友通讯录封面，都是他设计的。除了作画，钱学森还以音乐为友。他在大学同学动员下加入铜管乐队，当时钱学森每天要花半小时练习圆号。他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有一次得到一笔奖学金，他第一反应是到上海南京路买一张《音乐会圆舞曲》唱片。1933年6月的一次水利学考试后，任课老师金悫（què）教授宣布钱学森拿了满分。钱学森拿到试卷后，发现了自己的一处笔误被教授疏漏了。他毫不犹豫地举手说：“报告老师，我不是满分！”金教授看了试卷点了点头，把试卷改成96分，但他说：“钱学森同学实事求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态度，在我心目中是满分。”钱学森非常尊敬教工程热力学的陈世英教授。陈世英有一次把钱学森应该得100分的热力学考卷，批了99分。他对钱学森说，之所以这样打分，是因为钱学森成绩一直非常优异，为了防止他自满，没给100分。钱学森明白原委后，非常感谢老师。1932年 “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目睹着天空中肆虐的日军飞机，钱学森做出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学造飞机。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航空方面的书，还发表了多篇关于航空的文章。钱学森最终考取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专业是航空工程。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学习上如鱼得水。但是他不能容忍美国同学瞧不起中国人的态度。他对同学说：“中国现在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试？”期末考试时，有位教授出了一些难题，大部分同学做不出来，认为老师故意刁难学生。谁知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门前，看到门上贴着钱学森的试卷，卷面工工整整，试卷右上角有老师批阅的分数，一个大大的A后面还跟着三个+。本想闹事的学生看着这份试卷，目瞪口呆，从此对钱学森刮目相看。1936年，钱学森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当时航空工程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他想，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研究航空理论。他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并成为世界著名力学家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生。钱学森跟冯·卡门之间，曾因为对一个科学问题的见解不同而争论。有一次，师生之间因为对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观点不一争辩起来。冯·卡门一气之下把文章扔到地上，两人不欢而散。第二天，冯·卡门在办公室见到钱学森时，给他鞠了一躬，并对钱学森说：“我昨天一夜未睡，想了想，你是对的。”1941年，钱学森在美国《航空科学学报》发表科研成果《柱壳轴压屈曲》一文，攻克了困扰航空界多年的难题。这篇文章仅有寥寥10页，极为简明，而钱学森在研究过程中仅编有页码的推导演算手稿就达800多页，其中有些计算数字精确到了小数点后8位。论文完成后，钱学森把手稿存放到纸袋里，并在纸袋外面写下了“Final”（定稿）字样。但他立刻想到，科学家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于是，他又写上“Nothing is final”（永无止境）。钱学森与妻子蒋英，自幼相识，两家是世交。1947年回国探亲时，钱学森已经36岁。此时，蒋英已成为签约歌手。他追求蒋英，没有甜言蜜语，也不懂送花，只是常常到蒋英家做客。钱学森对蒋英说：“你跟我去美国吧！”蒋英问为什么，钱学森反反复复老是那一句话：“现在就走，跟我去美国。”没说几次，蒋英就“投降”了。1947年，对于钱学森来说，是双喜临门的一年：他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终身教授；这一年，他和蒋英结婚了。1950年9月，钱学森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无理拘禁，随后被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移民局拘留所。15天的非人折磨，使钱学森瘦了15公斤，还暂时失去了语言能力。1954年，钱学森在被美国政府软禁期间写成的专著《工程控制论》出版后在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科学美国人》杂志希望作专题报道，并将钱学森的名字列入美国科学团体。这个想法被钱学森回信拒绝，信中写明了一句话：“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来到洛杉矶港口，等待登上回国的邮轮。码头上挤满记者，记者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美国。钱学森回答说：“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今后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1955年钱学森一家启程回国时，在邮轮甲板上合影。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抵达北京。第二天清早，钱学森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他在美国日夜想念的天安门。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对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钱学森感慨道：“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回国后，钱学森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筹备建立力学研究所。一次，陈赓大将问钱学森：“钱先生，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钱学森并没有料到，国家会把研制导弹、火箭的任务交给他，让他来做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国家的需要，使钱学森做出人生的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1960年，中国的导弹事业才刚刚起步。苏联以为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人根本就搞不出导弹来。钱学森不信邪，带领大家继续自力更生。那段时间，他一心扑在导弹事业上，三天两头要出差。他在酒泉基地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而他的行踪严格保密，连妻子蒋英都不知道，一度非常担心“失踪”的他。钱学森一生中多次捐赠稿费、讲课费和奖金，最大的一笔为100万元。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任教时，钱学森为培养祖国的国防科技人才而悉心授教。20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计算尺是力学系的同学上课时应该人手一把的工具，但因为价格比较贵，许多同学买不起。钱学森拿出他获得中科院科学奖金一等奖的一万多元钱，让学校教务人员给每位学生配一把计算尺。回国以后的几十年里，不论是工作，还是休闲，钱学森经常穿着一身简朴的蓝色卡其上装和军便裤，而从美国带回来的西装则送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直到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受组织委派赴外访问，才临时定做了一身中山装。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一位新战士，曾因一件“小事”受到钱学森的表扬。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前，这位战士在进行弹体内外观察时，发现弹体内部24号插头第5接点里有一根大约5毫米长的小白毛，担心因此造成通电接触不良，他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未能取出小白毛，最后用一根猪鬃才把它挑出来。钱学森知道后，极为赞赏，小心翼翼地把这根小白毛包好，带回北京作为作风严谨的典型案例，教育全体航天科技人员。1982年，从国防科研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已经71岁了。他又做出了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他非常看重自己晚年的科研成果，对堂妹钱学敏说：“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儿子钱永刚曾经被老师叫去训话，要求把4个4分都提高到5分。经过半学期努力，钱永刚最后4分消灭了，都是5分。结果钱学森说，我看有两个4分也很好。钱永刚说，父亲的意思是“满分不是最佳的选择”。无论是在从事导弹航天期间，还是从国防科研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为了及时跟踪世界科技和时政前沿，钱学森特地拿出工资、补贴及稿费等的一部分，设立自己的专项购书基金，用于购买各种最新出版的书籍，订阅各种不同领域的杂志。直到2009年10月31日去世前两天，钱学森仍然在读书看报。在30个故事中，蕴藏着钱学森关于人生的五次重要选择。这五次选择，都是钱学森将炽热的爱国情怀融入学习和工作后作出的决定。世界上有两种矿藏，一种是物质矿藏，很容易被用尽；另一种是精神矿藏，是无穷无尽的。看到一代科学家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祖国的迫切需要紧密结合，我们也备受鼓舞。“只有献身于那些超越自身的存在，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