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秋 | 我的隶书学习笔记
作一个尽量扼要的隶书学习笔记，不过是常识类的篇什，备查也是够的吧。
毕竟，哪怕是普通书法爱好者，哪怕是以其它书体为兴趣的习书者，对于隶书的了解，也算是绕不过去的功课之一，因为书法史乃至汉字史上，隶书的地位显著而且特殊，何况历来没有完全独立存在的书体，各书体之间，都有着承上启下的密切联系而无法割裂。
要说小时候就知道有隶书的，而且认得什么样子的字为隶书，但那是现代印刷字隶书，从笔法到气质，那都算不得传统书法意义上的隶书，所以，要了解真正的隶书，少不得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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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隶书的“出现”到“成熟”这一概念来说，其演变的过程经历了漫长的400年——自战国起源，至东汉兴盛。
隶书这一称谓，最早见于东汉末年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
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中有“隶书者，篆之捷也。”之说，意思明显：隶书是由小篆简化而蜕变的字体。
隶书的历史遗存主要有两大类：
简帛书（竹木简牍和丝织品）；
石刻文字（碑板和摩崖）。
另有一种较直接的分类：
简帛隶书；庙堂碑刻隶书；摩崖隶书。
先说“简帛书”。
简牍和帛书合称为简帛，简与牍都是用竹或木制作而成，窄长条形的称为简，块状的称为牍。帛即是白色丝织品。造纸术发明之前，简帛是中国用来书写的主要材料。
现已挖掘出土的简帛书中，具有代表性影响力的有以下几种：
“青川战国木牍”，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隶书墨迹。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
“睡虎地秦简”，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书写于战末秦初，属竹简墨迹。
“居延汉简”和“武威汉简”，20世纪30至70年代分别出土于内蒙和甘肃，为西汉时期的竹木简书。
“马王堆西汉帛书”，197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
“里耶秦简”，2002年出土于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镇。
简帛隶书又被称为“古隶”或“秦隶”。
从隶书初有雏形到成熟时期先后数百年的流变过程来看，尽管简帛隶书是处于发展阶段的隶书，但是这些“古隶”所存在的审美价值是独特的，其中自然书写的状态、笔墨中流动的轻松甚至俏皮，不仅使鉴赏者津津乐道，更是让习书者获取审美启发。
隶书至东汉，被称为是成熟期，也是实质上的高峰期。古人有评：“隶法以汉为极”，今人也持同样观而无异议。
汉代隶书简称汉隶，汉隶的风格分为两大类型：碑板和摩崖。
碑板刻石的代表有《曹全碑》、《乙瑛碑》、《张迁碑》和《礼器碑》等；
摩崖刻石的代表有《石门颂》，《开通褒斜道》，《杨淮表》和《西狭颂》等。
因为碑板和摩崖出现的地域不同，形制也各异，又因为书家不同，也就表现出了不同的样貌气息。
碑板多是由官方书家，在制作质优、平整的石碑上先书丹，然后由技法娴熟的工匠刻镌完成，这类遗存大都被认为具有端庄典雅的“庙堂之气”，而摩崖刻石，则多由民间刻工倚山就势，刻凿于崖壁之上，其率真不羁的“山野之气”毕现，同样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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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成熟的隶书”成为了汉代的代表文字，官方也将成熟规范的隶书定为了通用书体，这种书体又叫“八分书”。八分书的修饰性逐渐明显，比如笔画讲究蚕头雁尾，起讫波挑，不相萦带，多用于正规场合以示庄重，如官方文书、碑铭题记之类，因其普遍是碑刻的形式，故又称之为铭石书。
当今咨询发达，以上说到简帛书和碑刻、摩崖，不仅出版有论述专著，还出版有印刷质量足够称心的字帖，网络上搜索并浏览相关的文字或高清图片，也是十分的方便。也就是说，只要自己有意图去做了解，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当然，尝试着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分析隶书脉络的活动，也是很有必要的。
纵观历史遗存下来的隶书样本，包括隶书发展阶段的简帛书，以及成熟之后的碑板和摩崖，基本上不难掌握隶书的演变过程，细品之后，还可能由此产生一些个人的理解：
作为实际应用功能的需求，隶书于汉代被“规范”，既是必然，也是必要，但是，即使“规范”是源于自觉而非强制，“规范”这一概念和事实本身，也注定存在约束的本质。规定即制约，哪怕是约定俗成的产物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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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年数批次的考古挖掘，大量的简帛书在20世纪先后重现于世，这些较之于碑刻文字更具触觉直观的墨迹，不仅曾令文史研究者雀跃，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后人对于隶书的认知，丰富了后人学习隶书的宝贵资源。人们从那些之前从未见过的古人墨迹中，必然会发现，所谓“发展过程中”的战国、秦代隶书和“成熟阶段”的汉隶之间，从用笔到面貌，既有一脉相承的关联，又有着颇值得探究和玩味的迥然差异——
大致而言，简帛墨迹中明快的书写性，以及行笔时率意的活泼、放逸的趣味，是后来求工稳与规范的八分体隶书中所少见的，尽管后者被认为是可以体现两汉精神之“正大气象”的文化实物。
不过，作为汉代时期规范汉隶另一支的摩崖，比如其中的《石门颂》、《杨淮表记》和《开通褒斜道摩崖》，却是雄古遒劲、笔势开张、去整饬为灵动，实属汉隶中罕见的另类，那也是因为民间工匠的性情所为，才使得当中的拙扑与奔放、简淡与流畅，明显有别于已然装饰化了的八分体隶书，区别于官方写手和匠人所追求的正式与堂皇，只是当时的“官方”和“主流”，大概率怕是不怎么青睐这些“另类”摩崖隶书的。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石门颂》、《杨淮表记》以及《开通褒斜道摩崖》，之所以被后来的书家探究并借鉴，不外乎它们不拘一格的个性特征与气象，而个性特征从来就是艺术创作中可贵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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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基本认同的是，汉代八分书对隶书的改造，包括造型的美术规范化和线条的夸张装饰化，其结果就是使得隶书慢慢失却了原本的单纯和质朴，虽然雄浑、庄严或俊秀，也是汉代文人对于隶书审美选择的体现，但同时避免不了的是，因早前性情书写的便捷性的散失，以及书写难度相应的增大，已逐渐不再有原本实用的书写态势。须知人们精神系统中诸多的本真流露，分别蕴含着人性与美学的价值，关系到艺术的生命。
更后来的结果当然就是隶书的衰退。
曾翔先生的说法不无道理：我不喜欢“成熟”二字，什么东西成熟了就不好玩了，隶书自秦朝古隶到隶变再到两汉发展到了极致，唐朝衰落至明清复兴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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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到前清，由于隶书一直无法摆脱“八分书”的观念定势，而一直处于其它书体的边缘化状态，倒是明清时期被发现的晋代二碑值得一提：《好大王碑》和《广武将军碑》，两块碑都是隶楷兼揉，书风满满意趣。
至清朝后期，以包世臣，康有为为代表的抑帖扬碑派，兴起碑学时风，隶书始得重新受到文人、书家的重视，并一度形成崇尚和研习隶书的风气。诸多书家在汉隶的基础上借古开今，探索、革新， 从而流派纷呈，先后出现了大批各具风貌的隶书样本。
其中广为认可的成就者有邓石如、金农、伊秉绶、何绍基和赵之谦等，他们留下的隶书墨迹，滋养到了现代乃至当代的隶书学习者和创作者，这一事实毋庸置疑。
再观当代隶书的现状，不能否认的是，隶书创作的较高成就者或相对成功者，客观上已是一个规模可观的群体，针对这个群体而言，可以肯定，他们大都取法考究却又不拘成规，其作品表现出了多样化的手法特点，也构成了多元化的艺术审美，自然是得益于他们不辍的追求和敏锐的觉悟，虽然就长远来说，当代隶书创作的成果，尚难以料定在书法史中会有怎样的评价与何等的地位。
有多年隶书创作实践的张建会先生，曾提出“宗汉碑法，取摩崖象，尚简书意”的主张，多有人认同的这一主张，无疑是研学隶书者可取的经验之谈。只是对于更高要求的艺术创作而言，隶书和其它书体一样，应当具备明显区别于常规书写的品质，毕竟书法早已不再有实用功能，也早已不仅是文人间的书斋墨迹，而是从样式、篇幅到表现力都日趋艺术化了的载体，那么，如果是功力足够的书法艺术创作者，其作品中创造性的含量就是不可忽视的追求。
老秋 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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