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尺牍小品

欧阳俊

尺牍是私人书信，是亲友间私下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应用文体，与表、疏、上书、笺、启、教、状、奏、议等属官样文章的“公牍”有本质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尺牍，又写作“赤牍”，即今天的书信（私人书信）。与尺牍相同或相近的概念有书、素书、尺素、书尺、尺翰、尺简、简、简札、简帖、书札、书翰、书牍、刀笔等。宋元以前，书信一般称作“书”、“帖”、“简尺”、“刀笔”，明代以后，“尺牍”这一概念用得最为普遍，故可用之统称古代的书信。

尺牍小品是指尺牍中最具文学性、独抒性灵、篇幅短小、章法灵活、趣味横生、怡人性情的部分，是“絮语散文”，是美文。政论色彩强、说教味浓、粗陋无文采的一般尺牍不是小品。

唐代以前，人们观念上不重尺牍。宋人始重尺牍，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皆精尺牍，所作俱载人文集。宋代还出现了尺牍专集，如李祖尧将老师孙觌的书信编辑注释，名《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宋人喜称文学性强的尺牍曰“简尺”、“小简”，强调书尺（即尺牍）“语简而情有余”（袁说友《玻韩忠献魏王帖》）。尺牍开始“小品”化。

明代万历以后，尺牍小品创作盛极一时，成为晚明“小品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直延续到清初四十年。乾隆以后，随着文化专制的加强，正统古文重新支配文坛，“小品热”退去。尺牍创作亦被纳人“古文”统系，变得雅化、规范化，小品特色渐失，只有郑板桥、袁枚等少数名家。

明清两代许多名家文集中都收有尺牍，一些有名的小品选本，如《皇明小品十六家》、《媚幽阁文娱》亦收录尺牍。个人尺牍专集以及尺牍选本亦大量涌现，如汤显祖的《玉茗堂尺牍》，袁宏道的《袁中郎尺牍》及马睿卿辑《名家尺牍选》，李渔辑《尺牍初征》，周亮工辑《尺牍新钞》等许多种。他们还选辑刊行不少前代尺牍小品，以供学习、欣赏。尺牍的大量刊行，广泛传布，是尺牍小品兴盛的主要标志。

明清人对尺牍的“小品”特征有明晰的认识。钟惺在《谭友夏》一信中说：“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体。以施之书牍题跋、语林说部，当是本色。至于鸿裁大篇，深重典雅，又当别论。”钟惺认为，“本色”的尺牍“奇俊辨博”，别是一体，与“鸿裁大篇”即正宗“载道”古文有显著区别。

周亮工在《尺牍新钞·选例》中将“文人赠答之篇，一时挥洒之制”的尺牍与“经国大业”的“文章”对举，强调尺牍“篇无定格，幅不同规，要有抒写性情，标举兴会”的“小品”特质，要“新致宜标，陈言务去”。周亮工指出，文人向“以诗、古文为大业”，尺牍“既非吟咏之音，又异纵横之笔”，但“绸缪雁羽，多属风人；寄托瑶函，类称尔雅”。他把“一时挥翰之文，非关著作，或兴会所至”的尺牍与风雅之诗相提并论，又强调尺牍要有“理趣”、“风趣”。尺牍虽“小道”，但要“绳检”，强调了尺牍的醒世、劝世功能。周亮工全面论述了尺牍的“小品”特征，既是对明末清初尺牍小品创作的总结，又对以后的尺牍小品创作有指导作用。

孔尚任认为，“词为诗之余”，“尺牍亦诗之余也”（《与徐丙文》）。—袁枚认为，“尺牍者，古文之吐余，今之人或以尺牍为古文，误也。盖古文体最严洁，一切绮语、谐语、排偶语、词赋语、理学语、佛老语、考据、注疏、寒暄酬应，俱不可一字犯其笔端。若尺牍，则信手任心，谑浪笑傲，无所不可”（见洪锡豫《<小仓山房尺牍>序》）。

上述可见，以“小品”为主的尺牍作为独立于传统诗、古文之外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体，已受到明清文人的较高重视，但观念上仍视为“诗余”、“小道”，地位和价值是比不上诗文的。同时正统观念仍排斥尺牍小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晚明清初小品基本上是否定的，尺牍也不例外。姚鼐也站在正统古文家的立场，认为尺牍一体有别于正宗古文，“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见梅曾亮《<姚姬传先生尺牍>序》）。把尺牍排斥到“文”的范围外，实质上是否定尺牍小品的价值。

晚明时，尺牍小品兴盛，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达，社会交往频繁，文人喜游历交友，尺牍是亲友间互通音间、联络感情、交流思想的最好工具。从汤显祖、袁宏道尺牍中，可以看出同时代文人几乎都与之交往。其时，山人墨客标榜成风，促进了尺牍创 作。张居正崇尚风雅，他的书牍短小精悍，多警句妙语。他看重自己的书牍，也欣赏别人的书牍。秉政期间，凡笺启中得一二警语者，立即提拔。书牍中重“警语”，成为一时风气。

晚明人在文学观念上开始发生很大变化。文学不只是外在的事功，或载道、教化的工具，也不只是经国之大业或藏诸名山、传诸后世的“不朽之盛事”。文学还可以用来表现个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文学进一步世俗化、生活化。尺牍与现实生活联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文人便在这一文体中驰骋自己的才情巧思，将原本是应用文体的尺牍当作纯文学文体来看待。甚至有时将应用文体的规范打破，将一般书信必备的称呼、署名、日期、客套语一概省去，只着力于叙事、抒情或绘景、议论。

杨慎、王世贞是明中叶文坛大家。他们对尺牍的重视，对晚明尺牍小品创作也起到一定的号召作用。他们较早注重辑刻选编前人尺牍，他们的几种选辑本所录虽冗杂，但观念上以“清”为特色，重文学性和小品意味，引导尺牍创作朝小品方向发展。在晚明有较大影响。

晋宋小简、小帖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杂帖不仅书法美，语言意蕴也美。喜怒哀乐之情任性流露，往往寥寥数行，情思婉约，随意抒写，朴淡清远。六朝尺牍多写山水，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今元思书》《与顾章书》等以倩巧之语，状清隽之景，似一幅幅清新淡雅、韵趣高远的水墨画，笔墨简约，声韵谐合，极富意趣远韵。成为晚明人心目中的尺牍小品典范。

晚明尺牍亦受《世说新语》的影响。隆庆万历以来，《世说新语》大行东南天地间。文人爱晋宋人放达清谈，赏其文采风流、语言简约精妙及闲情逸趣。《尺牍新钞》中所收如宋懋澄、莫廷韩、茅维的尺牍，皆得《世说新语》之风流余韵。

晚明尺牍小品创作受苏轼、黄庭坚尺牍的影响最大。陈继儒推崇说：“苏黄之妙，最妙于题跋，其次尺牍”（《<苏黄题跋>小序》）。《苏长公小品》中《与米元章》评语云：“萧然不俗，尺牍擅场。”当时人编出了多种苏、黄尺牍合刊。评价时人作品也以苏、黄尺牍为标准。

明万历以前，尺牍创作“小品”意识不甚强，重视也不够，但已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倪瓒是明初画家，尺牍也是文中有画，清雅闲逸。吴中画家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的尺牍多以漫笔为之，闲逸萧散，极富意趣。唐顺之的尺牍“直写胸臆”，本色自然。归有光的小简多写人伦之情和羁旅之感，幅短情长，质朴平易，真切感人。

徐渭尺牍表现了狂傲、放达和机智风趣的个性。《与马策之》倾诉寄人幕下的悲凉情绪，是穷困潦倒的自画像。《与梅君》写晚年苦境，悲怆中带着幽默。他的尺牍皆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语言简洁明快，既有晋人风韵，又有宋人理趣，韵味十足，耐人咀嚼。邵长茜称赞道：“徐文长尺牍、题跋极有简韵，得苏、黄小品之遗。譬如山落溪毛，偶一吱之，牙颊间爽然有世外味也。文亦称是也。”（《青门鹿稿·书徐文长集后》）

李贽尺牍长于议论，表现作者傲岸执拗的品格，充满愤世嫉俗之情和叛逆精神。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痛快淋漓，豪气凌人。李贽提倡“童心”说，“绝假纯真”，说真话、抒真情，绝不虚伪做作。无意为文，但所写皆是至情至性之文。李贽尺牍语言直率犀利，活泼风趣，明白畅达，口语、理语、骈语、佛语、道家语，随手拈来，点铁成金。风格泼辣冷峻，诙谐放旷。李贽小品诸体裁中，尺牍最为精彩。周作人《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说：“不知怎的，尺牍与题跋后来的人怎写不过苏、黄，只有李卓吾特别点，他的信里那种斗争气分也是前人所无，后人虽有而外强中干，却很要不得了。”李贽是晚明文人的精神领袖，他的尺牍在精神上、语言风格上都对晚明尺牍以及整个小品创作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屠隆尺牍多表现“烟霞之癖”，描绘江南水乡烟雨和山水田园风光，以之与都市官场生活相对照。《在京与友人》以生花妙笔描绘了两幅画，“一幅待漏图”，“又一幅江南意”（《皇明小品十六家》陆云龙评）。把都市生活的喧嚣、肮脏、紧张和江南田园生活的宁静、清新轻松对比起来写，表现了厌恶官场的情绪。这也是明清尺牍小品中常表现的主题。王世贞说：“寻得足下所致（冯）开之尺牍诵之，令人口吻习习，吐五色气。……亡论为仙为侠，要不作人间人。”（《拿州山人四部续稿》卷200）屠隆的尺牍多任笔而成，不加裁剪，长短不拘，但无不意趣盎然，充满诗情画意，清新闲逸，超尘脱俗，确把人带人仙境，洗尽尘俗之气。从题材、情调到语言、形式，都对明清尺牍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

汤显祖小品中尺牍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他的尺牍多表现愤世嫉俗之情，流露出牢骚不平和“真气”，也表现了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个性自由的追求，篇幅一般较短小。他认为小简短语足以表达真实的感情，用不着长篇大论。如《答陆学博》一书，仅有短短十五个字：“文字谈死候生，须昏夜为之。方命奈何？”（同上卷4）他的尺牍写来潇洒活泼，如行云舒卷自如，又诙谐幽默，生动有趣。语言上骈散兼备，既有六朝小品之隽冷，又有宋人小品之意趣。沈际飞《<玉茗堂尺牍>题词》评价说：“汤临川力才无不可，尺牍数卷尤压倒流辈。盖其随人酬答，独掳素心，而公不忘规，辞文旨远。……又若隽冷欲绝，方驾晋魏，然无其简率。”可谓推崇备至。

袁宏道是尺牍小品大家。其《袁中郎尺牍》深受苏、黄尺牍影响，喜谈佛论禅，以消解世俗的烦扰，追求精神上的解脱；或谈艺论文；或表现鄙视礼法、放荡不羁的个性，纵情享乐世俗生活的心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如行云流水，畅达自然，清俊、潇洒、飘逸，趣味横生，流溢着才情和个性。语言上雅俗兼济，新奇自然，谐谑风趣。他的尺牍当时即受到极高的评价，江盈科称赞道：“若夫尺牍，一言一字，皆以所欲言，信笔直尽，种种人妙。”（《<解脱集>序》）其尺牍影响深远，至今仍受到读者的青睐。

钟惺尺牍善于抒发“幽情单绪”，追求“幽深孤峭”的风格。讲究构思立意，谋篇布局，斟酌字句。如《与郭笃卿》，内容是推荐一位星相先生给郭笃卿，措辞含蓄委婉，曲尽人情，文情曲折起伏，层层转折，极具艺术性。陆云龙评此尺牍时说：“每读先生文，有一波未竟，一波又兴；一峰方转，一峰又出，令人不暇应接，而尺牍尤甚。”（《皇明小品十六家》）钟惺尺牍与其他体裁的小品一样，极具个性，在明清小品中独树一帜。

张岱尺牍不多，收入《琅媛文集》的“书牍”仅十四篇，但量少而质高，篇篇可读。张岱在尺牍中喜与友人讨论诗文书画、园林戏曲、佛老哲理、弹琴技艺或品评茶艺，有些则叙写凄凉的晚境。文笔清丽优美，大雅大俗，雅趣谐趣兼备，语言简约明净，朴素文雅，亲切感人。

清初四十年，继晚明余响，尺牍创作仍较繁盛。钱谦益尺牍雅洁简古，深受时人喜爱，被收人《尺牍新钞》、《尺牍初征》等尺牍小品选本中。顾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编《归钱尺牍》，将钱谦益与归有光的尺牍合刊，更扩大了他的影响。

金圣叹尺牍多说理议论，有浓厚的思辩色彩。评诗论文，言简意赅，见解独到。文风泼辣犀利，清峻洒脱，汪洋态肆，表现出狂放不羁的个性，是“杂文小品”的典范。廖燕评其“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别出手眼”（《金圣叹先生传》）。

李渔不仅编《尺牍初征》，辑录传播明末清初名流书札，自己也善尺牍。他在给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等友人的书札中，谈文论艺，或抒写寄情山水园林之乐、飘泊流离之感叹，直露其真性情、真面目。作者不隐瞒自己的嗜好情欲，喜怒哀乐，娓娓而谈中时杂以幽默诙谐，充满机智、风趣和豁达乐观精神。《粤游家报》五篇家书，写家庭生活琐事，真情毕现。李渔论文亦崇尚“性灵”，尺牍最能体现直抒性灵的特色。他的尺牍未经绳墨，不中体裁，自成一家，新人耳目，全属个人笔调，是纯而又纯的本色小品。

孔尚任尺牍婉转情深，骈雅华丽，简古隽秀，有六朝风致。他以写诗的态度写作尺牍，又兼取骈文之长，故其尺牍兼具声调美、结构美和意境美。

郑板桥生性旷达洒脱，书画自成一体。家书十六通，若漫不经心，皆自出己意，畅抒其性情，“情真语挚，悱恻动人”（《清代学者像传》）。《板桥自叙》云：“绝不谈天说地，而日用家常，颇有言近旨远之处。”又自题云：“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瓶覆盎而已。”“算不得文章”正是其长处，“文章”义务多，责任大，太规范，跳出“正统”，正好不拘一格地任性抒写。他的另几篇与友朋书札，亦是真情流泻，毫不做作。郑板桥家书被周作人称为“尺牍的一种新体”（《瓜豆集·关于尺牍》），深受读者喜爱。

袁枚是小品大家，《小仓山房尺牍》最能代表其小品的特色。他与友朋往来书札，论文则鞭辟人理，言情则直抒性灵，尤善言情，体现出其“性灵”的文学主张。篇幅短小精悍；语言新巧清雅，简约有韵致；不拘文法，态情任性，意趣横生；成语典故，信手拈来，缀玉编珠，浑然一体。他精骈文，尺牍骈散相间，典丽华美，深得六朝体格，读来琅琅上口，回味无穷。袁枚有意把尺牍当作小品文来创作，认为一切不宜人“古文”的语言皆可写进尺牍。但他的尺牍有时过于雅化、规范化，有矫饰做作之弊，对后世尺牍创作也产生过不良影响。

明清尺牍小品的创作队伍以“山人”、名士为主体，他们都是小品名家，如屠隆、袁宏道、陈继儒（其小品在明代风行一时）、李渔、袁枚等，是较“专业”的尺牍小品作者。台阁重臣如张居正、申时行，硕儒如王阳明、傅山、顾炎武，正统文学家如归有光、钱谦益、姚鼐、俞樾，闺媛如顾若璞，名妓如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僧道如莲池大师等，则是不以尺牍名家的“业余”作者。经学大师如郝懿行的家书也朴实而有风趣，自成格调。明清画家如倪珊、董其昌、恽寿平的尺牍多写闲情逸趣，充满诗情画意。

明清尺牍题材内容广泛，无所不包，或叙事、抒情，或写景、议论。饮食起居等家庭琐事，戚友间的问候、惜别、思念、劝慰，往来酬赠，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亲情、友情、乡情、宦情等等个人私情，如实写来，真切感人，从中可见出作者的个性、性情和真实隐蔽的内心世界。明清尺牍多写景，其中不少可视为独立成篇的山水游记，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极富诗情画意的山水画卷。清丽的语言，清幽的意境，悦人耳目，怡人情思，令人陶醉。论议说理之文，是作者对现实、历史、社会和人生进行的哲理思考和精微深刻的体察感悟。作者关注世道人心，洞察人性，尺牍中一些精辟的见解，是作者智慧的闪光，醒悟世人，启迪人心。不少尺牍评诗论文，问道品艺，见解独到，富有理趣。

尺牍首先是应用文体，与日常生活和个人感情最为贴近，是最具真实感的文体之一。尺牍是写给亲友知己看的，多属“私语”，语言亲切平易，娓娓道来，钟惺所编的尺牍集即名曰《如面谈》。这种“私语”，有感而发，真情流露，不用矫饰做作，不像其他功利性强的文体所写内容是给他人看的，是表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公众形象，是追求功名的工具，而难免流于假、大、空，掩饰个性和真情。尺牍最能体现小品“独抒性灵”的特质。鲁迅说：“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看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孔令镜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见《且介亭杂文二集》如汤显祖的《答王宇泰》，孙矿评曰：“肝隔之言，一字一痛。”（《翰苑琼据》引）再如袁中道的《寄苏云浦》叙骨肉手足之情，伤悼兄长宏道早逝，字字血，声声泪，信笔直写，毫无半点藻饰。谭元春《与钟居易》伤悼知己钟惺亡逝，也是催人泪下。情真、语真，是尺牍小品最显著的特色。

尺牍讲究立言得体，曲尽人情。因对象不同，写给尊长、平辈或下辈；关系亲疏远近不同；收信人的身份、职业、性格、学养、趣尚等不同；内容不同，庆贺、哀悼、辞让、请托等，皆要求措辞妥当、贴切，一切以对象、情境而定，掌握好分寸，用语或委婉，或直率，或风趣，或典雅。一尺牍有一尺牍的写法，重个性特色，忌千人一面，优秀尺牍皆能做到这些。如陈继儒的《答张上马毅仲》，拒绝友人推荐出仕，无一拒绝语，而拒绝之意自现，语句谦恭中不乏清高自傲之气，态度委婉，既不得罪人，又表明自己的志趣，不失尊严，立言十分得体。尺牍最见作者性情，李贽、袁宏道、金圣叹、李渔、袁枚、郑板桥等名家的尺牍皆极具个性风格。晚明清初的疏放萧散、简约隽秀，乾隆以后的雅丽精巧，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明清尺牍多篇幅短小，体裁以散文为主，亦多骈文，不少则是骈散相兼，骈句偶句与奇句散句融为一体，声韵和谐，兼具整饬灵动之美。有些尺牍多偶句韵语，不成篇章，可视为“清言”小品。若把议论性的尺牍称作“杂文”，则明清尺牍中亦不乏杂文。有些写景的尺牍，独立出来看，就是游记。一些游戏类的尺牍则近乎小说。

明清尺牍章法最灵活自由，随意任性，无须着力为之。“篇无定格，幅不同规”（周亮工《尺牍新妙·选例》），无定法，无定体，不受正统“古文”清规戒律的束缚，令人读之备感亲切，也最易达到它的艺术效果。

尺牍艺术性高，是精美雅致的艺术品，耐人赏玩。尺牍小品与其他追求事功的文章不同，主要功能是“娱乐”。尺牍原为两人间交流思想、情感之用，自娱又娱他，当文人视为纯文学创作时，传播众口，又具娱人（读者大众）的功能。快人耳目，悦人性情。戚友间内心的各种情感需要发泄，向知已倾诉。故尺牍又有发泄情感、慰藉心灵的功用。

作者关注世道人心，以尺牍讽世、警世、喻世、惊世、醒世，以达到劝世、救世的目的。陆云龙评屠隆《与元美先生》云：“微言可以醒世”（《皇明小品十六家》），明确强调尺牍的“醒世”功能。

明清尺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尺牍最直观、全面地反映出文坛风尚、文人心态及审美趣味的变化，是研究文学史的重要依据。尺牍也是研究作家生平、思想和创作的第一手材料。

晚明清初尺牍中表现出的反传统、反正统的叛逆精神以及民族情感，遭到统治者的嫉恨，清乾隆时即通过修撰《四库全书》，发动了大规模的查办禁书运动。许多尺牍选集如《如面谈》、《尺牍新钞》、《藏弃集》、《结邻集》、《短札字字珠》、《尺牍初征》、《写心集》等，皆在查禁之列，被冠以“违悖”、“狂悖”、“违碍”、“乖谬”、“谬妄”的罪名。遭查禁的尺牍名家有徐渭、李贽、屠隆、陈继儒、袁宏道、钟惺、王思任、钱谦益、龚鼎孽、尤侗等。曹煜（亮采）的《绣虎轩尺牍》，林语堂在《小品文之遗绪》中推崇为有“自然不羁的笔调”（《人间世》第22期），同样是“狂吠太甚，拟全毁”的遭遇。晚明清初大量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尺牍遭禁毁，正说明尺牍的价值不可小觑。

明清尺牍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作者有时创作态度不甚严肃，游戏笔墨，浅薄无聊。消极颓废、玩世不恭、纵欲享受等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不加遮拦地暴露出来，纯任感情泛滥，缺乏理性约束。

许多“山人”、名士的创作刻意求雅，雅得过分过滥，反而俗不可耐，王稚登、吴从先、张潮、王晫的尺牍即有这种毛病。一些典型的“尺牍语”，如绮语、谐语、排偶语、词赋语、理学语、佛老语，偶一为之可矣，多用滥用则变成俗套。有的用典太多，以抄袭古人为能事，陈词滥调，堆砌满纸，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尺牍变得类型化、程式化，缺乏个性和新意。过分骈偶，雕琢太甚，亦有板滞之弊。

看重尺牍，辑刻传布，攀附名人，借以扬名，或标榜相尚，也是不良习气。

原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