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孟子论辩逻辑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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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叮 摄
吾爱孟夫子，爱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爱其“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议论；爱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观；爱其“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则思”的分析；爱其“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学习观。然正因爱之，所以读《孟子》遇到疑惑时，决不敢轻易放过，质之夫子已不可得，只好写出来求教于大方之家。
当梁惠王问孟子“亦将有以利吾国”时，孟子答：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上下互相追逐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的意思是，作为一国之君，不应该谈利益，只要坚持仁义就足够了。假如将义放在利后面，就会出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情况。在这里，他将仁义与利益对立了起来。其实二者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当一个人在追逐私利之时，比如莎士比亚在为小莎士比亚及其母亲勤奋创作剧本之时，他其实就在为整个人类的文化事业做着贡献。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也论述了为何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发生在信奉新教的国家，因为新教比之天主教，不再讲求安贫乐道方可得救，而是认为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发家致富，同样可以获救，追求个人利益与得救之间并无必然之矛盾。
在谈到仁心仁政时，孟子认为后世君王应该遵先王之法：
孟子曰：“离娄（黄帝时目力极好之人）之明，公输子（鲁班）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春秋时晋平公太师，乐官之长）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为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罗嗦）也。”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极，标准）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残害）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
在此，孟子采取了类比论证的办法，先由“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引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可他混淆了手工制作、音乐规律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差异。的确，不用圆规和曲尺不能正确地画出圆形和方形，不用六律不能校正五音，圆规、曲尺与六律一旦发明出来，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方形、圆形与五音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但人类社会的形态却不同于方形、圆形与五音，是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五帝时国君之位传贤不传子，夏禹时则变为传子不传贤；春秋有五霸，战国则为七雄。社会形态即在改变，施政措施上如何能只遵先王之道，只行先王之法，“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呢？这不成了刻舟求剑吗？圆规、曲尺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着，可我们还能用尧舜当年治理民众的方法来治理今日之民众吗？
告子主张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流不固定地或流向西、或流向东一样，“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的回答是：
水信（诚然）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不向下流）。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额头）；激（遏阻）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在这儿依然采取类比论证的办法。但类比论证很重要的一点，即两个事物的属性之间存在相关性。水之向下流，是因为地心引力的作用。那么，人性之（必然）善良，又是什么在起作用？关于此点，孟子并未阐述，只是使用了一个类比，假如你承认水是向下流的，那么好了，人性就是善良的，这两者是一样的。而事实是，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之联系，如此以来，由“水之就下”，并不必然能够得出“人性之善”的结论。
孟子又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外力使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同前）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情、恻隐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恐惧、怜恤）——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博取名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在这儿采取的是三段论的论述方法。第一段可表述为：
人皆有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是仁
所以人皆有仁（其他义、礼、智均可由此推之）。
第二段可表述为：
人皆有恻隐之心
（假如有人）无恻隐之心
（那么他就是）非人也。
孟子认为，是人就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就像人生来就有四肢一样（这又是一个类比论证，但与水就下、性之善一样，两者之间同样缺乏必要之相关性）。而这四者，就是仁、义、礼、智的开端、萌芽。假如无此任何一端，便不是人！问题是，质之于我们的亲身经验，便可发现的确有人毫无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如此以来，大前提存在问题，则由此推出的凡人皆固有仁义礼智之心恐怕也就站不住脚喽。
从以上可见，孟子在论辩时，多采取类比论证的方法，先举一生活中确凿无疑之事物，然后将自己所要论证的对象比附其上；只要前者成立，后者自然也就成立了。比如，只要你承认水之就下是事实，那么，人性之就善自然而然也就是事实了；只要你承认“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那么，“不以（先王的）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就自然而然能够成立了。而他用来类比的两类事物之间，其实并无必然之联系，如此以来，其论证结果，并不能保证其必然为真。
孟子言“予其好辩哉，予不得以也”。今天在此细究孟子论述中所存在的逻辑问题，并非硬要用西方逻辑来套古人的著作，而是他的这些论辩中的确存在疑问。而继承孟子思想的最好办法，是取其精华、精神，而非照搬他的论辩，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秉持亚里士多德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精神来观照《孟子》，我想，假如孟子在世，大概也不会有异议的吧。
二O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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