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敦煌，全中国都应感谢这个人！

他被世人誉为“敦煌守护神”，

他是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

他是中国第一代敦煌学家。

在他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

他是常书鸿。

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称敦煌研究院）所长。

季羡林赞誉他：

“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

“敦煌女儿”樊锦诗以他为榜样：

“像常书鸿那样一生坚守敦煌”。

▲樊锦诗：我没去之前啊，我一想这些艺术家肯定很派的，就是西装革履，结果一看常先生，几乎跟农民差不多(自《朗读者》)

1904年4月6日，常书鸿出生于浙江杭州，自幼跟三叔学画。五四运动扬起西学大旗，许多进步青年选择学习写实绘画，常书鸿成了奔赴巴黎的一份子。

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陈之秀、王子云、余炳烈等20多人。

在此期间，常书鸿所绘油画《梳妆》、《病妇》、《裸女》静物画《葡萄》等作品，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葡萄》后来被时任法国教育部次长亲选，收归法国国有，《沙娜画像》被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现藏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

1935年的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发现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把常书鸿惊呆了。使他产生了“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去敦煌看看。”的想法。

1942年深冬，一个烟雾弥漫的早晨，常书鸿一个人离开重庆珊瑚坝机场。此行他是去兰州正式任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这一年因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事件，重庆政府遭到舆论围攻。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成为一时间的焦点话题。

为了应付舆论，重庆政府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莫高窟距兰州1200公里，常书鸿坚持把研究所设在那里，结果，直到第二年2月20号，才召集到勉强可以成行的人马。

研究所一行6人，身穿老羊皮大衣，头带当地老农毡帽，顶着刺骨寒风，向敦煌出发。

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走了一个月，把他们送到路的尽头：安西境内，最后是十头骆驼载着他们来到金碧辉煌的莫高窟千佛洞。

▲张大千、常书鸿等1943年在榆林窟

初到敦煌时，常书鸿和张大千在莫高窟相遇。这是张大千第二次到千佛洞临摹壁画。临走时，张大千送给常书鸿一句话：我回去了，你在这过你的无期徒刑吧。

整日在没有通道可行的洞窟间爬上爬下，在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行，每次都是连爬带跳进到洞里。

洞中光线幽暗，临摹时白天里也要点着蜡烛。

最要命的是洞顶画，画上几笔，手臂开始酸麻，直到头晕恶心。

不但工作量巨大，当时敦煌的生活条件，这里一年四季都是风沙，能吃上粮食都算不错了。

所以，当常书鸿的妻子，带着女儿沙娜抵达敦煌后，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当初在巴黎过着光鲜生活，整日沉浸在艺术中的陈秀芝，一直在努力地保持体面，她描眉、涂口红、穿高跟鞋，不愿活得像个农妇。

但敦煌的生活，让陈芝秀无比痛苦，丈夫常书鸿整日工作，在感情上对她诸多疏忽。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夫妻间的埋怨也来越多。

敦煌的保护工作复杂繁琐，常书鸿为此苦恼不已，两人三天两头吵架。

“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决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底。”

顽强的常书鸿此时妻离子散，可石窟里满壁风动的飞天，气韵生动的经变画、本生故事图，仿佛生命犹存的彩塑、精美的装饰花纹已经让他痴迷得不能割舍。

▲修建九层楼

1948年夏天，常书鸿在南京举办了“敦煌画展”。8月28日蒋介石冒雨去参观，展览随后移至上海，参观人数增加数倍。

▲幻城喻品----莫高窟217窟（常先生临摹作品）

在此期间，常书鸿收到友人告诫，蒋帮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保护国宝。

▲九色鹿本生故事----莫高窟257窟（常先生临摹作品）

果然时隔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位司长送来秘密指示。

这个通知是让常书鸿把敦煌展览的临摹品要一块送到台湾去。

常书鸿觉得不妥，这批画一旦离开大陆送到台湾，可能就没有回归之日了。

随后，常书鸿以展览尚未结束为由拖延了一段时间。

而私下，他赶快把一部分临摹品放在了南京，一部分转移到杭州。

等人家再来催问，常书鸿又装糊涂，说都已经运回敦煌了，这样子总算没有拿走。

感谢常书鸿的坚持，在1951年5月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行的“敦煌文物展”中，“莫高窟历代代表作摹本”已达到4000余件。

常书鸿自称是研究保护敦煌艺术的苦行僧，就他的坚守和工作而言，名副其实。

敦煌壁画正在逐年残损，有人呼喊，再过50年或100年，敦煌艺术只能在历史书里见到。

即便这喊声有些危言耸听，但有一点没有疑问，50年或者100年后，常书鸿和他创办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对世界的贡献会更加弥足珍贵。

1994年，病危之际的常书鸿，在北京病房里，仍牵挂着敦煌，牵挂着莫高窟对女儿说：“我死也要死在敦煌，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去。”

他说：“我不是佛教徒，但如果世上真有轮回，我愿意来生还是常书鸿，去完成未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