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余晖：光荣孤立与大英帝国霸权的落幕

英国学界关于“孤立主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在一个时期的对外关系上，英国政府倾向于孤立政策，不与其他欧洲列强结盟，不卷入欧洲冲突，保持自己孤立于任何欧洲盟国之外。对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英国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特指索尔兹伯里第三个任期(1895～1902年)，二是19世纪中后期即迪斯雷利和索尔兹伯里政府时期。本文认为，孤立主义是在英国单独强大时试图控制欧洲局势的一种明智手段，是英国外交原则的体现，贯穿于19世纪英国外交的全过程。

19世纪英国外交有两个要点：捍卫国家领土和维护经济贸易。拿破仑战争进一步让英国深信，只有维持欧洲均势与和平，才能维护英国本土安全和实现全球自由贸易。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热衷于欧洲协调机制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英国安全，防止法国威胁的再现。为此，只要欧洲均势没有受到严重威胁，英国就竭力不介入欧洲事务。

西班牙事件发生后，1820年5月5日，英国内阁宣布了在大国干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当实际危险恐吓到欧洲制度的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原则行动，但不能也不会采取一种建立在抽象和有疑问的原则之上的预防措施。”卡斯尔雷在下院强调，同盟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或是为了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他后来认识到，英国与大陆国家的根本分歧无法消除，他本人因而没有出席特洛波会议和莱巴赫会议，只派他的同父异母弟弟斯图尔特勋爵作为观察员身份参加。

1822年8月30日，即将就任外交大臣的坎宁发表讲话，提出了对英国外交策略的思考：“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围绕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原则展开争斗。我们无需参加任何一方的争斗，只做这场争斗的坚定而毫不动摇的旁观者，并需付出我们的同情心。我们不能站在任何一边，这最终可能成为一个仲裁者。所有的国家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在西班牙问题上，坎宁的立场与卡斯尔雷一样，反对大国干涉。9月27日，在他出任外交大臣的第11天，他给英国派往维罗纳会议的全权代表威灵顿公爵发出指示：“大陆同盟国家意欲通过武力或威吓的方式干涉西班牙问题，任何这样的干涉对英国都是毫无价值的和危险的。因此，我指示你坦率而果断地表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英国都不会成为干涉的一员。”在处理战后欧洲问题上，坎宁的立场非常坚定，只要不损害英国的核心利益，英国就不卷入他国事务。

帕默斯顿延续了坎宁的外交思想。1848年3月31日，他在议会说：“如果允许我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位英国外交大臣应该遵守的原则，我将采纳坎宁的话：英国的利益应该成为每一个英国大臣制定政策的标准。”帕默斯顿认为，英国不需要采取结盟或依靠其他国家的政策，他的责任就是不轻率地让英国承担可怕的战争责任。虽然帕默斯顿以强硬著称，是炮舰外交的开创者，但他并不主张大打出手，只要不涉及英国的根本利益，英国应该对国际纷争袖手旁观。1848年4月，他在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写道：欧洲连续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英国政府的政策是观望，避免不必要地卷入其中或遭受牵累。

1856年的巴黎和约后，英国再次将法国看作主要的防范对象，这种担心一直维系到法兰西第二帝国终结。对法国的提防影响到英国对普鲁士的态度，在后来的普法战争中，英国并不干预。英国利用德国来制衡法国，而德国过分强大时，又联合法国牵制德国，最终使英国自己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当然，这个结局是英国事先没有料到的。1866年7月20日，普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的当天，英国下院举行了关于外交事务的辩论，充分体现了英国对欧洲大陆的“不干涉”外交政策。外交大臣斯坦利指出：“议会内外的一致态度是，英国不卷入欧洲大陆战争。我们的政策是观察而不是行动，不会采取武力干涉的方式。”议员塞缪尔·莱恩说，只要英国未受攻击，英国的政策就不是通过剑而是通过贸易和文化来宣扬其主张。格拉斯顿认为，英国不要在解决德国问题上自作主张地作决定，英国人解决不了普奥之间的复杂问题。

此时，英国仍保持世界的领先优势，但优势不是绝对的。在19世纪最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英国作为地理小国的不利因素凸显，与之前的五十年相比，其对外政策也更显得扑朔迷离，但孤立主义依然是原则和主线。英国陆军的劣势明显，海军实力再强，其对欧洲大陆的内部军事冲突作用也有限。随着其他欧洲强国工业化的后发逼近，斯坦利等人对欧洲大陆的“不干涉”政策符合英国的实况，当时的英国政治精英外交观点基本一致。

普奥战争结束后，普、法矛盾迅速加剧，1868年西班牙爆发新的革命，伊莎贝拉二世女王流亡国外，王位继承人问题使业已紧绷的普法关系雪上加霜。普鲁士通过私下活动，让西班牙临时政府宣布普王威廉的堂兄利奥波德出任新国王，这意味着霍亨索伦王族将接管西班牙，于是就严重挑战了法国的利益，引起法国的激烈反应。事发第二天，7月6日，法国驻英大使拉瓦莱特侯爵就向新任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说：法国绝不允许该项计划实现，并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施加影响。

很显然，德国统一和霍亨索伦王族接管西班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为平衡法国，英国愿意看到德国统一，这符合均势原则。德国与西班牙联合，却破坏了英国一贯主张的欧洲均势。可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英国人深信一个强大的德国可以抵消法国的力量，普鲁士不对英国构成威胁，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洛夫斯特勋爵就曾向政府报告，说普鲁士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英国所有党派也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以抑制法国和俄国的野心。德国和英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还可以为保护比利时和英吉利海峡做出贡献。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将是英国稳固而可靠的伙伴。在这种信念指导下，英国外交部执意不干涉。7月11日，格兰维尔在回答上院的询问时说，他与欧洲大国进行了接触，正在努力避免战争的爆发。无论英国议会还是大众都不愿意看到英国冒险插手欧洲大陆的事务，英国媒体认为，西班牙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新君主，任何大国无权干涉。

迪斯雷利第二次上台组阁后不久就出现近东危机。奥斯曼帝国在英国外交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遏制英国去往印度的通道，并且是阻挡俄国向地中海扩张的屏障，英国希望维护它的稳定。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国通往印度的航线缩短一半，这也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范围内。迪斯雷利上台后迅速购买苏伊士运河44％的股份，打破了法国对运河的垄断权。1876年，他又让维多利亚女王戴上“印度女皇”的桂冠，将印度放在英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在这个背景下，英国需要确保奥斯曼帝国的平安稳定，但土耳其的穆斯林屠杀巴尔干的基督教徒给迪斯雷利出了一道难题。

英国朝野纷纷要求迪斯雷利政府撤销对土耳其的支持。英国议会召开会议就英国支持土耳其问题进行讨论，要求政府立即调查事实真相。对此，迪斯雷利一面派英国驻伊斯坦布尔使馆二等秘书沃特·巴林赴保加利亚调查情况；一面又否认英国对土耳其负责，说英国的责任只限于《巴黎条约》条款以内。8月11日他对议会说，在当前的危急下，政府的责任只是维护英帝国，任何时候都不应采取危害英帝国的行动。迪斯雷利甚至认为，在处理国际问题时英国利益应该优先，为此可以暂时牺牲道德考量。他不肯公开指责土耳其的暴行，并且说保加利亚有370万人口，屠杀1万多不影响它的存在。1877年2月20日他更向上议院说道：“本国人民非常关注(东方问题中的)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爵爷们会永远支持这个决心——保护英帝国。”

为了恐吓俄国，迪斯雷利命英国陆、海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可是当1877年4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后，英军没有卷入战斗，迪斯雷利希望通过外交努力维护英国利益。从5月7日开始，下院连续五天进行辩论，最后在决议中加入了这样的共识：“下院不会考虑任何可能不利于英国政府捍卫和平和维护英国利益的决议。”1878年1月，俄军逼近君士坦丁堡，英国内阁发生严重分歧，12个成员提出7种不同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迪斯雷利政府不可能做出与俄国交战的决定。最后，迪斯雷利以英国舆论对土耳其屠杀感到愤怒为由，拒绝了土耳其要求英军参战的吁请。

在1880年大选中，格拉斯顿指责保守党错误的外交政策，答应在自由党获胜后完全将其纠正。但格拉斯顿上台后立即发表声明，说新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尽快履行《柏林条约》。作为英国领导人，格拉斯顿不可能主动放弃英国的既得利益，因此无论他和迪斯雷利有什么分歧，英国外交的指向十分清楚——捍卫英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得到的好处，都会被另一个政党全盘接收。

作为自由党党魁和四任首相的政治家，格拉斯顿的外交理念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他曾说英国不应该帮助弱者并且鼓励它对抗强者，而应该通过说服、阻止强者进犯弱者。他在帕默斯顿政府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就反对帕默斯顿的进攻性的外交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会破坏自由贸易，增加国家的公共开支。而且，格拉斯顿的历届政府都有大量棘手的国内问题，他不能全力关注外部事务。这些都使他主张“不干涉”路线，以“道德”为裁判点。

格拉斯顿把外交政策构建在国际法和道德的基础上，主张欧洲大国协商，避免进攻性的扩张行动，对于正在衰落的英国而言，这种做法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但在欧洲均势被打破的时代，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却更能在短时期内为英国获取更多利益。这两人的外交虽有区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两人都执行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都为英国的利益服务；两人执政期间，英帝国扩张到极限，英国与欧洲列强的矛盾或合作，基本上围绕帝国扩张和帝国安全展开，因此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外交的时代。但是，不干涉、保持外交的独立性，依然是外交原则中的基调。当然，这种帝国主义外交最终不能解决大国之间的冲突，反而使矛盾越来越尖锐，英国与欧洲最终全都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世纪最后十多年的英国外交，由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执掌。索尔兹伯里出生于保守世家，其父担任过掌玺大臣和枢密院大臣。他早年养成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这使他成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在外交事务中，有一段话很能体现索尔兹伯里的基本思想，他把世界国家分为有活力国家和垂死国家两种：“垂死国家瓦解和衰退的速度与有活力国家的力量积聚和增长的速度同步。弱国越来越弱，强国越来越强。有活力国家将逐步侵占垂死国家的领土，文明国家之间冲突的种子与缘由将迅速出现。当然，有活力的国家并不全部具有治疗和切割这些垂死国家的权力。于是，关于谁拥有这样的权力、它又将采取何种办法的争执，就将造成强国之间的军事对抗与相互威胁。……我认为这种威胁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世界发生任何变动，英国都不能处于不利地位。但如果有竞争者染指那些英国军队不能到达的贫瘠土地时，我们也不要嫉妒。”在这段话中，“垂死国家”就是受侵略的亚非拉国家，“有活力国家”则是西方侵略者。索尔兹伯里已经看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将引发战争，而英国的处境并不乐观。

索尔兹伯里的外交理念兼有悲观宿命论与保守主义的特点。作为保守主义贵族，他希望英国成为世界的“拯救者”；在宿命论的影响下，他又认识到一个实力下滑的英国只能面对现实而找准自己的位置。因此，索尔兹伯里支持“无形帝国”的主张，试图在军事占领与自由放任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目的不是让非洲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而是通过工程师和商人的和平侵入的方式，维护英国的影响力。

英国占领埃及的行动造成了英法关系的持久紧张，而俄国对近东及印度的威胁成为英国外交的主要担忧。1885年6月，索尔兹伯里政府上台后，极力恢复与德国的关系。6月26日，索尔兹伯里在接见德国外交使节时表示，保守党的一个主要原则是与德国的相互理解，他本人将尽最大努力建立和保持与德国的良好关系。6月29日，俾斯麦的儿子致电德国驻英大使说，俾斯麦非常满意索尔兹伯里的友好表示，德国将奉行德英友好政策。7月2日，索尔兹伯里写信给俾斯麦，复述了6月26日的讲话内容，并请求德国在阿富汗和埃及问题上给予帮助。7月8日，俾斯麦在回信中重复了6月29日电报中对英友好的言论，答应尽量在埃及问题上支持英国的利益，同时希望英国和俄国协商解决阿富汗问题。

尽管如此，英国依然奉行不结盟的政策，没有加入三国同盟。在索尔兹伯里看来，英国是一个衰落的大国，英国对外政策的合理定位是不操纵方向，只伺机而动，始终将保障英国安全作为主要目标。在对欧关系上力求合作但避免同盟，获得利益又不被困扰。1887年，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判断是英国最可能与法国和俄国发生战争，英国最害怕的就是法、俄结盟并反对英国。1887年的两次地中海协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英国的目标是保护现状不变。因此，该协定矛头直接对准法、俄两国，成为决定英国未来十年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索尔兹伯里政府签订协定的现实考虑是为了平衡法、俄两国的威胁，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担心由于英国孤立而造成对英国利益的极大隐患。正如该协定签订前两天，索尔兹伯里政府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报告中所言：英国签订这份协定对于避免自身的严重危险而言是完全必要的，在英国处于孤立状态的情况下，相互敌对的欧洲大陆国家可能将英帝国作为一个可以宰割的牺牲品，由此调整它们之间的分歧。虽然英国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但要承受可怕的风险。意大利的利益与英国利益非常接近，与它联合是安全的。

索尔兹伯里与欧洲强国签订协定多少出于无奈。他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信中写道：“我个人感觉是必须加入(第二次地中海协定)，但我是带着遗憾这样说的。(因为)我想我们在不适宜的时间里，只是在帮助俾斯麦玩火。……我并不愿意成为这种不择手段游戏中的一员。但英国与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完全理解是非常重要的，终止协议将承担风险。”

从欧洲大陆的标准衡量，地中海协定不是一种同盟协定，因为协定没有确定承担的军事义务。地中海协定充分反映了英国想享受同盟恩惠又不愿承担同盟责任的外交策略。因此，地中海协定依然体现甚至增加了索尔兹伯里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立场，即保持英国的外交灵活性，不受欧洲大陆的牵扯。1889年，索尔兹伯里再次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对抗法国的防御性同盟的建议。尽管如此，正如索尔兹伯里对维多利亚女王所言：这是英国在和平时期所能做到的最接近同盟的一种关系，是避免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保持英国的独立性是索尔兹伯里签订地中海协定的前提，继任的格拉斯顿政府(1892～1894年)、罗斯伯里政府(1894～1895年)并没有完全照章行事。而且，德国很快取代俄、法，成为英国最大的竞争者，索尔兹伯里在其第三个任期内(1895～1992年)，也没有履行有关的协议规定，地中海协定已经丧失了意义。1895年，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暴力事件激起了英国公众的强烈抗议。索尔兹伯里内阁决定不向土耳其海峡派遣英国军舰，担心由此引发与法、俄的战争。1896年1月，奥地利提出一项反对俄国干预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协定，也遭到索尔兹伯里政府的拒绝，地中海协定因此不再续签，英国与三国同盟的合作关系结束。

英国自1815年以后一直采取不结盟政策，即所谓的“光荣孤立”。这不意味着不与其他国家合作，比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联合法、土对抗俄国，1834年与法、西、葡建立四国联盟以共同解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宪政危机等。1840～1841年它还和俄、法、奥、普先后合作，共同处理过埃及和奥斯曼帝国间的战争冲突，1860年它又和法国一起侵略中国。“光荣孤立”只意味着英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与其他国家缔结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不让自己被别国的利益拖入战争，从而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独善其身的地位。19世纪末，欧洲大国纷纷结盟，英国认为这些结盟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英国的“孤立”仍然符合英国的利益。

但其实英国已经丢掉它“孤立”的本钱了。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最强盛的时期，当时英国的国力相当于世界其他部分的总和。从70年代开始，其他欧美国家快速进入工业化，英国的脆弱性就暴露出来了，英国的强大有赖于殖民地，它要全力保护帝国的利益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当其他国家也投身殖民地争夺时，“光荣孤立”很可能使英国彻底孤立，得不到任何国家的帮助。当英国的国力相当于全世界其他部分的总和时，它可以不需要别国帮助；但在它丢失这种优势后，完全的孤立就会很危险。世纪之末，关于“孤立”的辩论已经很激烈。1896年1月16日，加拿大财政部长兼下院议长福斯特在下院说：“在这些有麻烦的日子里，伟大的母亲帝国光荣孤立于欧洲。”22日《泰晤士报》给予上述讲话渲染的报道。2月26日英国海军大臣戈申勋爵对“光荣孤立”作了这样的陈述：“我们独自地站在这里，这是所谓的孤立，我们的光荣孤立。对此，我们的殖民地予以充分的表述。”但相反的观点却认为：“英格兰处于危险的孤立中，而不是光荣孤立。”最后，连戈申勋爵也在1900年力劝索尔兹伯里采取与德国结盟的政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光荣孤立非但没有帮助英国，还让一个充满敌意的大陆联盟与英国对立。

福斯特的言论有特定的背景。1895年出现委内瑞拉危机，英国和委内瑞拉在英属圭亚那边界问题上发生争执，英国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持。福斯特的意思是英国得到英帝国的支持，英帝国“光荣孤立”于整个欧洲。其实，英国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孤立的局限性了，有学者说索尔兹伯里从来不用“光荣孤立”这个词，甚至反对使用这个词。1897年4月12日，外交副大臣寇松公开说自己不欣赏光荣孤立，其结果是一种无能为力。同一天，财政大臣阿瑟·贝尔福也不认同光荣孤立政策。

客观地说，索尔兹伯里掌管英国对外政策的十余年中，英国没有卷入欧洲大陆冲突，应该说是一个成绩。除了索尔兹伯里个人的理念外，他也意识到英国表面辉煌下的脆弱之处，英国需要捍卫它遍及世界的帝国利益，却没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避免战争是理性的选择。索尔兹伯里曾说：“寇松总是要我在与俄国谈判时(强硬得)就像背后有50万军人，可是我没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在争夺殖民地的勾心斗角中，战争危机不断加重，英国开始彻底放弃“光荣孤立”，重新寻求与其他强国结盟。这种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的实力开始下降，二是德、法、俄等国在瓜分殖民地过程中的竞争。面对不断增长的压力，英国的“孤立”政策已难保其殖民利益，除非英国愿意放弃这些利益，否则就必须寻求与其他大国联盟。1898年2月8日保守党议员巴特利爵士在下院直截了当地说：“光荣孤立”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绝对的无能，除非英国与其他国家结盟，否则将丧失一系列利益。4月5日，格雷爵士在议会中指出：英国不应该再使用“光荣孤立”的语言，必须不孤立，必须找到与其他国家的共有利益。而且，英国在英布战争中精疲力竭，整个欧洲都在谴责英国，看来英国确实陷入了严重的外交孤立。为了摆脱这种窘境，英国必须调整它的对外政策，改变日益孤独的状态。

德国是英国优先考虑的国家，虽然英、德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很多英国人赞同巴特利爵士的观点：英德之间是经济竞争而不是政治竞争，两国有200年的联盟关系。在德国的帮助下，英国将成为近东、远东和欧洲的主人。殖民大臣张伯伦认为，英国必须与英国利益非常接近的大国结盟，德国如果不能成为英国的强大盟国，就将成为英国的危险敌人。1900年11月，兰斯多恩侯爵接替索尔兹伯里的外交大臣职位后，与德国进行了结盟谈判，但没有获得任何预期的成果，原因主要在于：英国希望德国在远东问题上支持英国反对俄国，但又不愿意接受德国提出的加入三国同盟并完全卷入欧洲事务的条件。如果结盟可能带来介入大陆冲突的威胁，索尔兹伯里宁愿保持英国的孤立立场。

既然德国不愿帮助英国，日本就成为另一个对象。英国如果与日本结盟，不仅减轻了日、俄联合的可能性，而且能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促使沙皇政府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既解决了英国在东方实力不够的困境，又避免了在欧洲爆发战争时卷入西方冲突的责任。所以，英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目的是保护其在东方的利益，而不是卷入欧洲战争，即使日本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根据英日盟约，英国依然可以中立，不必卷入战争。在世纪之交，英国外交政策依然延续过去的思路，侧重帝国和海洋，对欧政策服从于英帝国的利益。尽管如此，英日同盟仍然是英国从孤立转向结盟的转折点。

索尔兹伯里政府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直严守秘密，议会中绝大多数议员直到2月13日才知道此事。在当天的下院辩论中，外交副大臣克兰伯恩勋爵道出了结盟的经济原因：“盟约建立在三个基础上，门户开放、领土完整和日本的特殊地位。前两条关于中国的原则，所有大国几乎都会同意，这符合他们的利益。然而，英国和日本拥有特殊的利益，这是将我们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除此之外，我们在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商业利益，大致地说，我们拥有所有对华船舶贸易的60％，拥有所有对华往来贸易的大约一半，而中国几乎具有无限的商业发展能力。”辩论中许多议员都指出“光荣孤立”的错误，财政大臣贝尔福说：英日同盟“是一个新的开始”。以亨利·诺曼为首的反对英日同盟的议员也认为，英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英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说，英国外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自由党前首相罗斯伯里说：“英国与日本签订协议是很多年第一个此类协议，但协议一旦签署，它就不是最后一个。”

这时，英国已很难在世界上保持孤立了，但一旦结盟，它又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欧洲战争。尽管英日同盟在签订时是针对俄国的，但在战争爆发时英国是和俄国站在一起的。英日同盟的初衷是希望日本能帮助维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但结果却是日本利用英国的保护在远东疯狂扩张，最终把英国赶出了远东。英日同盟在英国外交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历史作了最好的回答。

英日同盟是英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这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盟政策就成为英国外交的重点。其中，1904年的《英法协议》和1907年的《英俄协定》是两个最重要的结盟条约。1904年4月8日，英法两国主要就殖民地问题达成《英法协议》，但协议内容本身涉及的是殖民地问题而不是欧洲大陆。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外交大臣格雷爵士虽然支持与法国的军事磋商活动，但却不想因此将英国卷入欧洲战争之中，认为英国没有保卫法国的法律承诺，呼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当前冲突。正如1905年索尔兹伯里的儿子对贝尔福所言：“英法协议没有背离我们以前的外交政策，而是与过去的政策完全一致。我宁愿将英法协议视为过去政策的发展而不是一种新的开始。”《英俄协定》是《英法协议》的自然补充，1907年8月31日，《英俄协定》在圣彼得堡签订。

无论是《英法协议》还是《英俄协定》，其内容全都与争夺殖民地有关，通过划分势力范围消除了彼此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可以联手共同对付其他列强，在更大规模的殖民争夺中获取更大利益，这就是一战之前帝国主义列强结盟政策的实质。在这个过程中，被侵略民族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只能任人宰割，在西方强大的时代，世界的格局就是这样。但列强的结盟策略却把自己引入毁灭。《英俄协定》出台后，三国同盟(德、奥、意)和三国协约(法、俄、英)两大集团正式形成，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诱因。在1907～1914年内，危机频频出现，欧洲上空一直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几乎所有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都与这两大集团相关。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召开的两次国际和平会议所形成的决议，也未能阻止两大集团的军事对抗。巴尔干由此卷入欧洲大国争端的旋涡，最终成为战争的引爆桶。但是，1913年1月9日，格雷依然认为战争是个巨大麻烦，英国不应该加入战争。在英国决定参战的前两天，格雷还说，法国已经做出决定，但英国现在尚不需要做出承诺。直到1914年8月3日，格雷才在下院无奈承认：欧洲和平不复存在。但三国协约不是一个同盟，在目前危机下，直到昨天为止，英国除了外交支持外，没有做出其他任何承诺。然而，无论英国参战与否，英国对外贸易都将中止，不参战还会失去道义的责任。因此，即使英国不参战，它所遭受的痛苦也不会少于参战所带来的痛苦。8月4日晚11时，英国正式向德国宣战。

19世纪见证了“英国治下的和平”。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的支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成为国际外交秩序的主要规范者。然而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英国已不再具备这些优势条件，它在所有方面都受到挑战，不仅失去对地中海的绝对控制，而且在远东、中东都面对新的霸权争夺，连印度也有危机四伏的感觉。英国的国力已成明日黄花之势，它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外交路线。它不能再以老大哥自居，在全世界指手画脚、气指颐使，而只能够审时度势、接受现实，放弃它执行了一个世纪的“光荣孤立”，去寻找最能够帮助它维护自身利益的同盟国。

在欧洲列强中，德国在人种与语言方面与它最接近，德国皇室与英国女王也有最接近的亲缘关系，英国人的第一直觉是向德国伸出橄榄枝，但很快就发现，德国对英国的威胁最大：德国已成为欧洲的第一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而名列世界第二，德国产品正在把“英国制造”排挤出市场，其工业竞争力与日俱增；德国也向全世界伸出了触角，不仅抢占殖民地，而且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力发展海军，威胁到英国的海洋霸权。相比之下，仅次于德国的法国和俄国，尽管与英国也矛盾重重，也在争夺殖民地和商品市场，但法国终究衰落了，俄国其实还没有真正崛起，联合法、俄，打击德国，这符合英国自17世纪(甚至更早)就形成的外交传统，英国于是放弃“光荣孤立”，而回归到它更为深远的外交规范中去，那就是联合其他列强、打击第二强国。为解释英国的反德结盟以及英国在一战中的立场，一般英国书籍会说德意志帝国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英国的选择，而战争消灭了这个制度。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它似乎忘记了：沙皇俄国才是那个时代欧洲最专制的政治实体，而为了与俄国结盟，英国做出了重大让步。

19世纪的英国强大必须依赖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换句话说，英国强大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它必须依靠外部的资源来支撑自己的强大。因此，一旦其他国家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轨道，它的脆弱性就更加明显，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再将国家关系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而是全力保护帝国利益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孤立主义或光荣孤立就是在英国单独强大时试图控制欧洲局势的一种明智手段，一旦英国失掉最强力量，即其他大国赶超上来，结盟外交就是惟一选择。战争对英国不利，即便与日本、法国和俄国签订了结盟协定，英国还是极力否认这是结盟的举动，在协定文字上非常谨慎，生怕因此给自己带来麻烦，即使结盟有助于欧洲均势的时候，孤立主义思想依然存在。

英国的地理环境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海峡是保护英国安全的屏障，不是孤立英国的障碍。保证本土安全和经济利益是19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欧洲大陆既是英国本土安全的最大威胁，也是英国最大海外市场之一。由此决定了英国对欧关系的双重性：可以脱身在外，不必卷入欧洲大陆的纷争；但不能无视欧洲大陆变动可能对英国本土或殖民地产生的消极影响。而且，英国的欧洲政策与全球政策是交织在一起的，面对大国主宰并瓜分世界的现实，英国即使仅仅想保住既得利益，也必须根据世界格局变化而调整对外政策。

19世纪的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是：英帝国是重中之重，保持强大的海军力量，维护欧洲均势。为了保证自身的既得利益，英国所有的首相和外交大臣都试图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和平；如果外界变化触动了英国的核心利益，它也不会无动于衷。可以说，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没有改变。孤立主义是英国外交传统，只要不涉及自己的根本利益，英国就努力置身于局外，19世纪英国外交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来源：《复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