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人文地理学如何研究自然（1）
▲英国诺丁汉市的 Wollaton Hall and Deer Park
主持人语
“自然的社会建构”作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对于自然的再思考，倡导以动态与关联的视角探析人、地方与自然（生态环境、植物与动物等）的关系，开始逐渐成为推动人地和谐、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范式和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探讨。为了便于国内学者更深入的理解并掌握“自然的社会建构”研究动态与话题，“华南文化地理人”将会向大家系统推介两期共四篇发表在国际 SSCI 期刊《Geoforum》中有关“自然的社会建构”研究话题的文献。本期的第一篇文献将聚焦罗马的重新引进欧洲野牛的再野化实验，关注近年来自然保护业界与学界热烈讨论的“再野化”问题。第二篇文献则属于政治生态领域，关注马拉西亚燕窝生产带来的争议与协商。希冀研究文献可以为大家带来学术营养与启迪，期待更多立足中国本土展开的人与自然关系研究。
朱竑（广州大学）
尹铎（广州大学）
恢复性生态实践：
以罗马尼亚南喀尔巴阡山脉欧洲野牛为例
Mihnea Tănăsescu. (2019). Restorative ecological practice: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bison in the Southern Carpathians, Romania. Geoforum, 105, 99-108.
Mihnea Tănăsescu
Research Fellow of Research Foundation Flanders
田双（译读）
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城市自然与再野化实践
当前，人类与环境关系和保护历史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再野化（rewilding）作为国际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新理念，将自然与人类现代社会重新连接起来，对未来自然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该文以罗马南喀尔巴阡山脉中欧洲野牛重新引进的再野化实践为例，质疑迄今为止动物保护中物种纯度（purity）概念及其潜在问题，通过提出恢复性生态实践的概念，将动物的能动性纳入到保护概念当中，旨在提供一种更灵活、更具适应性的自然保护方法。
该文首先回顾了当前自然保护研究领域存在的争议和再野化实践的发展。随着当代批判地理学和动物地理学对本体论的质疑和物质性变化的越加关注，保护科学的概念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它务实地寻找一种与非人类主体建立关系的新方法。与此同时，在全球北部地区，再野化（rewilding）已经发展成为新兴替代自然保护方法，用来弥补现有保护工作的不足。通常来说，它旨在通过减弱人类干预程度，以恢复生态多样性。在本文中，作者结合 Prior and Ward 和 Tanasescu 的观点将再野化进一步引申为利用关键物种以恢复栖息地自我维持功能的实践和“与先进文明毗邻的、面向未来的自然”。另外，学者 Jordan 认为“修复理念（restoration）”实质上是创建互惠的生态关系，通过促进某些生态过程的持久性和人类作为环境有益部分的自我概念化的方式与土地相关。综上，由于在保护方向和再野化实验态度中不同生命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试图借用恢复生态实践将非人类与人类放在一个不同的、更有参与性的框架中，进一步探索非人的能动性的存在以及在与人类构建共同领域的实验中扮演的角色。
在该文的主体部分，作者先追溯了欧洲野牛保护简史，指出“纯度”概念与保护主义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随后在再野化实践的基础上详细分析罗马南部喀尔巴阡山脉的欧洲野牛再引入案例。从长远来看，这个项目旨在引进欧洲野牛并建立自治的牧群，让它们在不受任何人类干扰的情况下管理自己和山脉。根据管理方式的差异项目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4年至2016年，管理人员遵循常见的再引进模式，将来自不同地方的欧洲野牛放归，并试图对它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引导。然而引进欧洲野牛并不像预设那般适应环境，反而加重了其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第二阶段始于2016年，在再野化概念的影响下调整了管理方式，考虑将欧洲野牛的能动性纳入管理目标之中，进一步减少对欧洲野牛的控制。与之前不同，这一阶段欧洲野牛已经成功地通过了陡峭的学习曲线开始适应新的环境，相对死亡率已经显著下降，这成为了恢复自主畜群的决定性的一步。
最后，作者在文末进一步指出：首先，动物本身离不开与同种、其他物种和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网络。也就是说，再引进并不单纯是把动物从这里带到那里，它实质上是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创新（即动物的能动性）。在本案例中，引进的欧洲野牛与土地、与人类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一系列新的领域与实践以恢复关系；其次，与传统保护概念和实践（例如：直接引进）相比，再野化提供了一种更加灵活、更具整体性的保护方法，强调在现代社会中应该给与自然更多的发展空间，让人类更少地决定自然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它指向了更为广泛的实验，即与非人类主体生活的方式，试图在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下，寻求构建一个更加融合和富有生机的多元世界。最后，随着人类世中人们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恢复性实践的理念应该被理解为我们与自然世界和其他动物主体关系方式的根本改变。作为一种适应性的互惠关系，它要求我们在关系的多样性基础上考虑相关个体的特质，需要以一种实验的态度，暂停对有益的生态关系究竟如何形成的预判，从以人为本的实践转变为以主体为本的实践。总体来说，在自然保护的实验阶段，恢复自然最好被理解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重构，而不是一味追求回到以前的状态。
包罗万象的地方：
马来西亚乔治镇金丝燕农场中的道德景观
Connolly Creighton. (2016). 'A place for everything': moral landscapes of 'swiftlet farming' in George Town, Malaysia. Geoforum, 77, 182-191.
Frank Furedi
Senior Lecturer in University of Lincoln, UK
黄逸恒（译读）
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政治生态、自然保育
作为自然的社会建构研究的一个方向，政治生态主要探讨社会权力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同时也关注自然资源的能动性对权力博弈的影响。本部分选取马来西亚乔治镇城市金丝燕农场的文章来介绍政治生态在探讨城市动物资源问题的应用。
金丝燕养殖的价值源于其昂贵的“燕窝”产品。近年来，随着燕窝国际市场价格的飙升，促使很多地区进行金丝燕的养殖。引发了一系列理论和现实的探讨。在理论层面，金丝燕农场探讨最大的亮点在于其选址必须在城市之内。因此占有一定的城市地理空间，引发了不同权力主体在城市空间利用上的矛盾。在现实的政策制定层面，由金丝燕农场引发的空间分配问题让马来西亚政府出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居民们投诉金丝燕的养殖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金丝燕的养殖又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因此，在金丝燕农场是否需要从城市中移除的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
同时，文章试图通过本案例来探讨动物在城市空间矛盾冲突中的地位。在传统的城市建设的研究中，动物一般是处在受人类摆布的弱势地位。而金丝燕的生活习性则是对这种传统的观念的挑战，一方面金丝燕受人类的干预在城市筑巢，另一方面，他们具有灵活的移动能力，其具体的筑巢选择和觅食活动又不受人类的控制。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人与动物在城市空间利用上的问题，例如金丝燕选择的住址一般是历史建筑，他们日常活动破坏了这些历史遗产。同时，他们的排泄物和噪音影响到周边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甚至产生一些疾病。金丝燕农场挑战了传统人类主导城市的观念。
作者运用景观政治生态（landscape political ecology）来讨论这种现象。该概念主要由城市政治生态和文化地理中的景观研究两个理论组成。核心观点是运用话语解释地理景观变化背后的文化政治和利益的动因，以及这些动因如何影响城市中人类与自然的共存关系问题。作者认为，这种共存是基于道德的，由此引发金丝燕是否也是城市的一部分，是否应将其驱逐的讨论。
在该理论背景下，作者首先明确了金丝燕在城市中的定居是金丝燕农场景观与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矛盾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当地居民认为，金丝燕的“难以控制性”使得他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出调整，例如清洗鸟粪、习惯噪音等。农场养殖行为严重侵犯到他们的日常生活。而金丝燕农场主则认为金丝燕早就存在于城市，把它们赶走对动物来说是不道德的。因为金丝燕很早就存在于城市，是城市“自然”中的一部分。同时，这部分农场主也认为金丝燕觅食是不受他们控制的，在城市筑巢也是他们的“选择”，这不是被“养殖”。金丝燕农场的工作只是收割他们的废弃物—燕窝，因此应被称为农场而不是养殖厂。这类观点在话语层面为当前金丝燕农场的“合法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由此看来，所谓城市中的“自然”是不同的人基于自身的利益而建构的话语，金丝燕农场景观是城市中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动物习性混合的产物。
文稿｜尹 铎
田 双
黄逸恒
编辑｜陈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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