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重心下移，谨防滥权转责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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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基层社区，社区干部成为“千条线下的一根针”，工作忙、心体累、事务杂。有社区干部因拨打居民电话次数太多，手机被限制呼叫；有的社区一个月制作台账达248项，月均参加会议次数达35次；疫情期间，社区11位工作人员服务7000多居民。社区干部的责任不能拒、工作不能推、任务不能折、服务不能缺、时间不能延。如何在治理重心下移中防止基层滥权转责推事？近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波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一起来看。
社区干部在忙什么？
行政事务不敢拒。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行政工作，均涉及基层社区，需要社区干部协助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是居民委员会的任务。”现实中，“协助”变“受命”，“有关”变“无限”。社区干部具有信息优势，协助基层行政事务的效率高、效果好，但行政事务“无限”，会造成社区干部难履主责、荒废要事。
居民事务不能怠。社区干部是社区居民诉求反馈的直接责任主体。“有困难找社区”“群众事务无小事”的观念深入人心。邻里纠纷、宠物扰民、儿童教育、环境创造等社区公共事务，均离不开社区干部实时介入，“怠遭骂，慢遭诉”。
社会事务不可推。促进社区社会治理，离不开商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参与。社区干部需要对接社会资源，尤其是公益资源。商业组织入驻社区，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活动、提供社区服务、社区孵化和培育社会组织，均需要社区干部支持和帮助。
社区干部为何忙？
社区干部“重管轻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干部理应培育和支持基层自治组织动员群众，开展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但长期以来，社区干部精于行政管控，热衷命令，惯于下达任务，善于上传诉求。客观上，阻滞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损害了基层自治，加重了基层干部的忙碌。
技术应用“供需错位”。新时代信息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互联网+等介入社会治理过程，旨在增强科技赋能，激活智慧社区治理能力。然而，开发人员不懂社区应用场景，智能设备维护滞后。智慧治理平台可操作性差。初始数据的生成渠道多样，内容复杂；数据处理主体，如社区综合数据服务平台、社区居委会、各类社会媒介，清洗、编码、聚合数据的标准和口径不一；跨部门、跨平台应用于社区治理，加重数据应用负担。基层智慧治理平台本应促进信息共享，拓宽居民利益诉求表达和群众监督渠道，但社区治理权责利边界模糊，无法判断何种信息应作为诉求进入技术主体内，也无法确定哪一部门应该为某一诉求承担责任，“转责推事”后，进一步加重社区干部工作负担。
基层滥权转责推事，社区无权担责忙事。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至基层社区的本意是，问题解决在社区，服务落地在社区，而非让社区干部受命于无限事务。然而，行政事务不敢拒，居民事务不能怠，社会事务不可推，社区工作“形式主义”，社区干部“重管轻治”，技术应用“供需错位”，共同造成社区干部忙。
何以化解社区干部忙？
领导干部“三带下沉”：人、权力、资源纵向赋能社区治理。领导干部带权、带资源下沉，推动权责利统一，消除权力滥用、有责无权、有责缺利、争利推责等现象。社区干部，进不了企业大门却负责信访和安全生产，上不了高速公路却承担高速安全责任。基层政府有权无责，一些下达社区的命令任务不切实际。会议、讲话、走访调研，浮于表面未下“沉”，不仅不减轻问题，反而加重社区负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领导干部具有政治资源和经验优势，带资源下沉可调动自身资源、协调利益各方。应推动事权、财权、决策权与执法权下沉到城乡社区，实现权责对等。
在公共服务决策中赋予社区更大参与权、表达权。社区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最佳场域，提升社区解决问题能力，能够将风险化解在萌芽。推动资源下沉，推动权责利对等，能够激发基层活力、提升工作效率。“三带下沉”，可通过基层挂职和基层设岗等方式实现。领导干部任社区“第一书记”和最终责任人，一干部负责一社区；或任项目负责人，一干部负责一件事。
社区干部整合资源：推动“党政群商社”合作共治。提升社区干部组织力、号召力、推动力，基层治理将事半功倍。
以社区干部为杠杆，撬动、整合各方资源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干部职位不高要求高，社区有限工作人员承担近百项工作，上传下达、线上线下、与人与事，大到工程建设、小至邻里矛盾，近乎全能。理论知识学习、政策要求落实、治理手段运用，社区工作不是循规蹈矩，社区事务不会一成不变，社区干部需具创新能力。基层政府应筛选和培育“企业家型”社区干部，提升工作能力，创新工作方式，整合各方资源。
用好政府资源。以文明社区、老年友好社区创建、智慧社区建设等为契机，挖掘社区资源，积极响应政策，将政策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探索社区积分制，调动居民参与公益行为积极性，激发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的活力。对接社会资源，以政府购买社区服务为载体优化社区服务，加强社区治理社会化。
整合资源，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党政群商社”五位一体的社区治理体系，发挥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商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居民的协同治理功能。社区干部应积极寻找社区社会治理的资源方，搭建多元共治参与平台，实现多方参与、良性互动、持续协商、共赢多赢。通过居民座谈会、居民需求—社会组织对接会、志愿服务进社区等载体联通主体，实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促进。
智能技术助力协同：智能设备与智慧平台适配治理实践。打造层次多元、结构合理的智能化系统设备开发团队。基层社区委派设备终端操作专员，联合智能科技企业的技术攻关专家，聘请高校等科研机构的社区治理理论研究专家，组建“顶层设计—技术应用—治理实践”一线贯通的专业团队。由社区干部担任设备开发团队第一负责人，提升“治理实践”重要性，推动“顶层设计”“技术应用”与之适配。社区干部参与智能设备设计、初试、中试、终试和安装，坚持谁使用谁验收、谁验收谁负责的原则。
厘清社区治理权责利边界，构建城乡基层智慧治理云平台综合体。智慧治理平台，需要集成式数据收集、标准化数据处理、协同化数据应用。社区党务、人口、服务、民政等信息，经人工收集或互联网客户端采集，进入综合体数据库，实时更新，对接居民诉求、服务需求，保障时效性、交互性、便捷性。在数据应用环节，社区干部作为社区治理的资源整合枢纽，链接各基层部门、治理平台，交流互通，协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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