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且涟猗 || 诗意地行走（2） / 开普饭

清且涟猗

风流著

回眸

诗意地行走

二

小河沟旁，杨柳尽头不缺的是茂盛的紫槐墩，开着向日葵般黄色小花的“野烟”，以及碧绿的野草。一年一度，青黄相接，延续着无数个寻常的日子。水边，虽然荡漾着琅琅书声，但无处可寻那些有趣的课外书籍。学校是简易学校，没有院墙，甚至连教室的门，都曾用麻秆编织而成。图书室就只在想象中了。但即使有钱，也不知到哪里去买书。然而，这都挡不住我读书的欲望。

那些水边的故事，引领着我读熟了本年级的语文之后，又将探寻的目光延伸到高年级的课本。后来，四哥上了高中。放假时，他带回的鼓囊囊的书包，吸引着我。我把当时高中才有的世界历史课本当故事来读，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开学时，我已记住了华盛顿或拿破仑。低年级的课本我也爱看。上五年级时，国家已恢复高考。那时，小学课本也有了很多变化。除了扉页主席像下的文字“毛主席万岁”，换成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还增添了“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的画像。更为引人的是，里面选取了很多写景写人的好文章，像峻青的《秋色赋》，就选了一段。那是我在姐姐家，坐在灶前边续柴火，边看刚上一二年级的外甥用的语文课本。

最盼的是有本“小人书”，我们都叫“画本儿”，就是连环画，图文并茂，有趣多了。小伙伴手中的画本儿，多是从家里偷了“绳头子”，到串游四乡的货郎那里换来的。上一年级时，我也换过一本，书名是《拨钉子》，讲的是民兵消灭鬼子和伪军居点的故事。四哥对我说，里面的“田大雷”和“李大田”其实是一个人，只是名字里面的顺序换了换。这本画本儿刚到手，恰被教我的范老师看到。虽然不在上学时间，但看这些“闲书”还是提心吊胆的。范老师说：“拿来，我先看看。”他的态度并不严厉。但一天过去了，还没动静。我等得焦急，缠着大人去要。到了范老师家，他笑着说：“忘了还你。”最诱人的是小伙伴手里的《铁道游击队》，彩色封皮，老洪他们化了妆，手持双枪，隐蔽在树林里或草丛里，英姿勃发。奇怪，好人即使穿上鬼子军装，也是豪气冲天。这些画本儿，上课时也有许多同学传看，不小心，被老师收了去，多数课后挨顿批又要回来了。但也有脾气躁一些的老师，一气之下给撕了，暗地里，不知道要挨多少骂。不知道他能否体谅，当时那学生的心情有多懊恼。

买画本儿的一次“旅行”，至今难忘。那是个草长莺飞的春天，我们几个小伙伴轮流背着积攒了很久的一大捆“绳头子”，步行四五里，说说笑笑地来到最近的集镇东向，先去采购站卖了，再到百货店买画本儿《童年》。那时，并不知道高尔基。归途中，一人边走边念，其他人边听边议，颇为激动。

年龄稍长，便觉得小小的画本儿真的是太小了，目光便上移。这时，书籍似乎也渐渐多了起来。或忙里偷闲，或见缝插针，或挤占黑夜，读过的书，竟也能列出一大串名字来，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雁翎队》（画本儿），《高玉宝》，《特殊身份的警官》，《淮海大战》，《警世通言》，《艳阳天》，《金光大道》，也看过一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看过一本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写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总之，看得很杂，逮住什么看什么。因为书全是借来的，无可选择。多少个漫长的夜晚，伴随着昏暗的柴油灯光，不知不觉地流去了；多少个明亮的夏日，融入书中的故事，悄无声息地走远了。上初中时，我于寒夜里躺在被窝里看《三国演义》，直到鸡叫。后来父亲才知道我是在看“闲书”。中考结束后的日子里（算暑假吧，那时农村学生没有暑假），我读了《水浒传》。我还曾在二哥的床铺上，见过一册半个巴掌大小的戏剧唱本，有“西皮流水”，“二簧导板”什么的，我不懂，就光看唱词。可能是刘备招亲吧，内有夸赞关羽的一段：“过五关，斩六将，刀劈秦琪黄河岸，回头再把蔡阳斩。”记得二哥还借过一本《红楼梦》，我翻了几页，看不进去，就撂下了。但谁知，几年后，我却成了一个“红学迷”。

真正大开眼界，是进县城上了高中以后。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界的又一个春天，万物复苏，文苑更是空前的绚烂。这时，我才知道，自己以前那点知识，少得可怜。我就像一个内陆人第一次到了海边，而童年时期水边的故事激发的兴趣直指文学。我节衣缩食，买了《人民文学》、《山东文学》、《青春》、《萌芽》、《少年文艺》、《读者》等一大摞文学杂志，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整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那时，我还坚持订阅山西运城出的《语文报》，那上面开过一个专栏“我的中学时代”，都是一些作家回忆如何爱上文学的。尽管他们出身、个性、经历不同，但无一例外地，都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我从这些报刊中，了解到贾平凹求学的经历，读到过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高中毕业前夕，又在《人民文学》上读了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上大学后，看了改编成的同名电影；工作以后，还读过他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还在新华书店买过一本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寒夜》。外国名著，我读过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段时间，在电影《神秘的大佛》开启“文革”以后影片中的武打先河之后，电影《少林寺》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播出，取代了刘兰芳评书时代“万人空巷”的盛况。随之，武术复兴起来，大量的港澳武侠小说也涌了进来。我在高考之后等待录取的日子里，借阅了许多武侠书籍，有《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书剑恩仇录》等等，记住了金庸和梁羽生的名字。当时，国门初开，春风带来的不仅是武侠作品，还有《血疑》、《聪明的一休》等日本优秀电视剧。我的同桌还曾借给我看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可惜我忙于看别的而错过了这次机会。那时，还热播过电视剧《新星》，上大学后，我又读了柯云路续写的新书《夜与昼》，知道“李向南”，这个青年改革家的形象，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而根据铁凝的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成的电影《红衣少女》，根据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在当时中学生中乃至全社会都产生过强烈的反响。还有一部电影《漂逝的花头巾》，还有一篇当时没有读懂的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些，都从不同方位影响着我的人生。

值得欣慰的是，上大学前的日子里，我读完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册一套的《红楼梦》。虽然是囫囵吞枣，但毕竟趟了一遍。上大学后，我又从图书室借来三册一套的看了一遍，然后就赶上看王扶林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那段日子，我们宿舍里成立了“红学会”，每天晚上都开着录音机，把剧中的曲子一遍遍地播个不停，我们都跟着学唱。我还借到一本蔡义江先生著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知道清人早就流传着“开谈不讲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这句话还成为一个公式，什么都可往上套，比如有“修辞不讲红楼，读尽诗书亦枉然”。蔡先生分析出了书中的“元迎探惜”就是“原应叹息”。毕业时，我说弄丢了，交了三倍的罚款给图书管理员，留下了这本难以买到的书。可惜工作以后两年多，我从一位借书的朋友那里要回来后，夹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骑过五六里凹凸不平的土路，不知道掉在哪里了。前年养病时，有幸购得一册蔡先生新作《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却是个盗版本，将就着看吧。这些年来，经济虽然一向拮据，但我还是购买了许多书籍，有几套《红楼梦》（其中也有盗版本），也有刚参加工作时买的徐君慧著《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还有周汝昌、刘心武等人的红学著作。从2000年以来，我还一直自费订阅《红楼梦学刊》（后来从季刊已经变成了双月刊）。我曾对人说：如果选择读书的话，先读名著；名著也太多，就先读“四大名著”。如果只读一本书，那就是《红楼梦》。我知道这样说或失偏颇，但我固执已见。我还订阅了《十月》、《当代》、《收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散文》、《散文选刊》、《美文》、《作品与争鸣》等，每年花掉六七百元，害得我交暖气费时作难。

如果说上高中时我的阅读刚到“海边”，那么上大学后就开始进入近海了。这时，我才系统地学习中外文学史，并阅读了大量作品，诗词也是这个时期才大量阅读的。暑假里，我就回到家乡，沿着西湾崖走到村南，走进田野深处无人的地方，朗读英语，背诵诗词，在朝霞暮霭中，沉醉于《雨巷》，《再别康桥》。

巴金的《家》，是在寒假里看的。人们都忙着走亲访友，猜拳喝酒，我一个人蜷缩在被窝里，为鸣凤担忧。过一会儿，就用双手搓搓被寒气浸得绷紧了的脸颊，然后继续读下去。开学后，我曾向教现代文学的张欣老师汇报体会，认为《家》就是一部现代《红楼梦》，虽然它的房子盖得不如《红楼梦》那样气势恢弘，但巴金却给主人公指出了一条虽不明确但充满了希望的路，让觉慧终于冲出了“家”这个“狭的笼”。而曹雪芹毕竟受了时代的局限，只能让宝玉出家当和尚。我想，如果巴金再晚几年写《家》，说不定会让觉慧去加入共产党。

在岱下读书，少不得与泰山亲近。我与同学夏夜登过岱顶，白昼爬过傲徕峰，周日访过黑龙潭，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天外村”，谒冯玉祥墓，听西溪流水，看龙潭水库，久而久之，就把泰山当作一部巨著来读。虽然未必得着点皮毛，但毕竟受了些启迪。

读书期间，我还被学生会、团总支的人找去办黑板报，也给老师抄过书稿。那时，电脑大概只在科学家的研究室里使用，大学教授写文章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要留底稿，就得找写字好点的学生帮忙抄写。我给教文学理论的刘凌老师抄过评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书稿；给教当代文学的刘克宽老师抄过《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概论》，该书出版后，克宽老师送我一册，并在扉页上写道：“冯伟同志指正。”克宽老师后来当了中文系主任，再后来是泰安师专校长，组建泰山学院后成了副院长，职务一路走高。不知他从政间隙，尚为文否。

那时，教现代汉语的孔昭琪老师对我关爱有加，这里我只说与阅读、写作有关的事情。孔老师为人正直、善良，严守传统，虽教授汉语，但一直景仰鲁迅、研究鲁迅，故以“景迅”为笔名。他退休亦有十来年了，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在专业报刊发了不少，周海婴曾给他写信致谢。今年十月份的《作品与争鸣》又转载了他的文章《孔庆东〈正说鲁迅〉的硬伤》（原载2007年6月6日《中华读书报》）。大学期间，我为孔老师抄过几篇关于《故乡》、《社戏》等作品的评论文章。抄写的过程，亦是学习的过程，还是向鲁迅、向景迅膜拜的过程。十年前，我曾拿几篇散文练笔请孔老师指教，他不但仔细读了，而且很快回信鼓励我，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而今，孔老师年逾古稀，依然身心健壮，笔锋凌厉，令人欣慰。

但是，我还是荒废了许多时日，许多该读的书没有读。比如外国文学名著我读得就很少，只读过《哈姆雷特》和《安娜·卡列尼娜》，而对莫里哀、巴尔扎克、果戈里、莫泊桑、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可·吐温、高尔基等文学大师的作品，读得很少，也不系统。还有一些名家，如卢梭、普希金、惠特曼、泰戈尔等等，他们的作品或许根本就不曾翻过。再就是《古文观止》。教文学理论课的张继堃老师说，观到这里就可以止了，不可不读。然而，直到现在，我才捧读此书，尽管其中许多篇章曾经学过。像当时很火的一些美学著作，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还有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以及叔本华、弗洛伊德的一些书籍，我同宿舍的几位同学没少谈论，但我却都没读过。我手头有一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没有细看。但我爱书的习惯却渐渐养成了。在书店买，在街头地摊也买，只要兜里有钱，哪怕省掉一顿饭。我买过《唐诗鉴赏辞典》，《宋诗鉴赏辞典》，毕业时同学还送我一本《唐宋词鉴赏辞典》。后来，我的兴趣还扩大到泰山汶水之间，我所生活的地区以内出过的名人与书籍。有自己买的，也有别人送的。《泰山志》和肥城地方志，常常让我为可爱的家乡产生豪情。我曾两次到萧家林凭吊做过兵刑两部尚书的先贤，第二次去的时候，从看山人的小屋里，购得一册年轻的泰山学者周郢著的《明代名臣萧大亨》。20元一本，不让价。

再上层楼是到了济南。从1992年起，我函授山大的三年间，寒暑假里面授时，有幸倾听于维璋、滕咸惠、吴开晋、耿建华、姜宝昌、孟祥鲁、刘加林、袁世硕、李景彬、吉发涵等老师的讲课。除了他们讲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时期诗潮论》、《古文字学》、《中国诗歌声律学》、《中国戏剧戏曲研究》、《鲁迅与周作人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等课程，他们每个人也都是一部深奥的大书啊！在济南，我还有一位高中同学，即后来的书法家白露。我们几乎每年都有几次促膝长谈。艺术同源，书法与文学骨子里相通，求新是亘古不变的灵魂。明湖居旁，秋雨绵绵，他引我拜见了几位奇特的诗人。他们或沉郁，或热烈，皆隐于市井，有诗便是酒，挥洒着稼轩的豪放，氤氲着清照的寻觅，绘成一幅另类的“明湖秋韵”。

离开故乡，我的足迹便踏着友情前行。东北之旅，是寻了初中同学敬星而去。在沈阳，在本溪，无论是人造陵墓，还是天然水洞，都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有力佐证。只有浓郁热烈的友情，才是泼墨的砚池。有人说，爱情如诗，而友情本身就是一首诗了。不信请听两千年前的那段“高山流水”，俞伯牙的琴音，至今绵绵不绝。浩瀚的大漠与细腻的江南，都不缺相思红豆，单差一杯送别的美酒。

感谢两位朋友“穿针”，我与作家晨义见了两面。我从县志上知道，他十几岁便发表诗歌。他的散文《龙山秋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被选入初中语文课外读本，还有一些散文被选作高考试题。他用《一千年的目光》注视着我，给我讲《钻石人生》。听他说话，就翻开了他的书页。他在《大汶河秋波》中写道：“空气是酒擦过的……”

啰嗦了这些，无非是想说明：路，不是一天能走完的；审美的目光，也是在行走中变得更加明亮的。

这时，我已经知道，西湾崖南流之后，联合东湾崖入了漕河，汇进了大汶河，西注东平湖，连着黄河。家乡的小河沟，原来通着大海，尽管隔了千山万壑。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2017年1月，《甲午书简》荣获泰安市人民政府最高文艺奖“第三届泰安市文学艺术奖”三等奖。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