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波浩渺中的黄龙嘴——宣城南漪湖水乡渔村百年史记
黄 龙 嘴 记
清 · 许振鹏
予世居宣邑之北，地偏而民朴。左界郎川，右有千山并峙，滚、岱为最。后望云山，古洞空洞窅冥，郡志之所详焉。前去里许，即漪湖。湖之滨有峰挺然突出者，则里人所谓黄龙嘴是也。
余常携二三同志登眺其上，春则归鸿白鹭，点缀绿浦之中；夏有林荫可风，媲美北窗之凉飔；秋则蓼花红、芦花白，错然如绣；冬则水落石出，长河如带，循环于左右。至于群山拱秀，若远若近，千帆并扬，或往或来。浮云眠于波上，明霞薄于林皋，牧笛朝吹，渔歌晚唱，杂以山鸟争鸣，此则四时之景皆同也。
其以龙称者何欤？或曰水涸，则石骨嶙峋，下抵河腹，若龙之倦而投渊也。或曰：水涨则波涛澈射，林谷震动，若龙之吟而欲飞也。或曰：朝烟幕雾之际，狂风瀑雨之倾，若云之从龙，而鳞爪俱动也。
然游人罕至，传记无闻，吾因是有感焉。史迁有言“岩穴之人，非附青云之士，不能声施后世”。人固如斯，山亦然乎？倘是山不生旷野，得依城市，游人往来不绝，安知不与敬亭、叠嶂争名宛上耶？然名虽不彰，其景自若。度怪世之好山水者，徒任耳而不任目也。于是乎有记。
300多年前，宣城北乡的望族许振鹏写下的这篇《黄龙嘴记》，是我现今能查阅到的描写南漪湖黄龙嘴最美的文字。那时的黄龙嘴四季分明，风景迤逦，美不胜收。而许氏在此文中，借山水抒发胸臆，可以看出，当年的黄龙嘴还是比较偏远，且基本上还是人迹罕至。而文中所提“携二三同志登眺其上”，那个登眺的地方，我估计是老渔业公社黄龙嘴大队部的原址，那棵郁郁葱葱的老槐树，是游弋在湖区各类船只辨别方向的地标性识别物。
生活在内陆的我曾对大海没有概念，丰水期达32万亩的宣城南漪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大海，而我所有的关于这个烟波浩渺水域的印象基本停留在我6岁以前的记忆。那些记忆有些恍惚，有时是阳光灿烂下的明媚湖滩，有时是狂风骤雨下的飘零小舟；多少回梦里，我时而走在南漪湖边拾着涨水漂来的柴禾，有时我会被起伏的风浪惊醒。总之，南漪湖是我一生难以割舍，挥之不去的梦里水乡。
2015年的清明节，我的父母一起回到宣城南漪湖边、我母亲娘家的祖坟地，和舅舅、姨娘们一起给百年前漂泊至此祖先们立碑且拜祭。那个背山，面对璀璨如明珠般南漪湖的坟地是我母系家族先人们最后漂泊驻足的地方。那里静卧的有我母亲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还有我的大舅以及其他旁系亲人。我的血管也流淌着他们的血液。
初春的湖风带着丝丝凉意，吹拂着山林呼呼作响，也吹乱了我的那些长辈们的头发。这些60、70岁的老人们是一群皖西宿松县渔船上的后裔。在百年前，他们的祖先凭着一叶扁舟，沿着长江漂流而下，在姑溪河右折，经水阳江，穿梭在密织的江河湖汊，来到宣城南漪湖畔，或织网打鱼，或围湖种田，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老人们把这段经历称为“下江南”。关于百年前的这一路曲折，我从老人们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慢慢把它串联起来，结合一些史料，终于形成一段让我无法释怀的我母系家族的百年艰辛。
而站在祖先们选择的这块墓地，东望闪耀在阳光下的黄龙嘴村，那里早已不是许氏描述的芳草萋萋的地方，这是郎川河入南漪湖口的天然避风港。这座小小的村庄历经清末、民国、人民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如今，受到政府渔民上岸的各项优惠政策的支持，小小的黄龙嘴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已发展成为宣城南漪湖北岸边颇具渔乡特色的“渔家乐”旅游胜地，每年各个时期都吸引着无数来自苏浙沪等地游客慕名而来，特有的归鸿白鹭、林荫凉飔、蓼红芦白、牧笛朝吹、渔歌晚唱等特有的湖光湿地风景，使游人们无不流连忘返。
我在这里要描述的就是南漪湖九嘴十三弯之一的黄龙嘴——这座渔村的百年历史。
其实，说起宣城人的近代史，还是要描述宣城人近一百六十年的历史。这就必须要上溯到那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地处皖南的宁国府（宣城），既是拱卫天京的前哨，也是物资供应的后方，因此，太平军与清军对宣城的争夺极为激烈。1853年11月和1854年8月，太平军自水路攻东坝，大部队经金宝圩至固城湖北，狸桥西北部的水阳东一带由于组织了民团抵抗，即遭烧杀。1856年5月，太平军占领宣城后与清军在硖石发生激战，清军大败，尸体顺江而下，因长江涨水，又自新河庄倒向东漂向了南漪湖，一千多尸体埋了二十座坟。占领东坝的太平军于1861年自水路到狸桥境内的南漪湖北岸农村，这里的厮杀十分惨烈，这一期间此地原著百姓深受其害。此处的地名诸如：亳里、三宝里、东皋、皇嘉庄等地均惨遭杀戮，十室九空。
以上我提到的地方即我的先祖将要来到的地方。
1864年，一场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浩劫终于结束，历史上富饶之地的宣城一带则70%上的人被灭绝，而黄龙嘴一带则更为凄凉，甚至90%以上失去生命。这时候，清末政府需要大量移民至此。
从散落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此地与两湖、江、浙及皖西一带凭借四通八达的水道，一直有着商贸往来，各地互派商贾异地而居也是早有先例。而一场横祸过来，很多本地居民也相继逃往上述地段，投亲靠友，待战事结束，此地休养生息，百废待兴，大家拖家带口迁居此地也是情理当中。清末的国家机器运转，恐怕远不足以与现代国家相比拟，当时清政府能做到的也仅是减免田赋、发放农贷。所以，这种移民政策似乎并不能吸引更多的人。
自同治四年（1865年）起，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十三年，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皖北、皖西及浙江、江苏等地迁来移民达数十万人，这些外籍人口占当时宣城总人口的70%以上（这是历史上所说的“同光中兴”）。但我无法从我先人的口碑中，印证这些史料。
从他们的描述，和我反复推算，我觉得我母亲这一系的确切迁入时间应该是在清末民初。这也是我从我的母亲、姨娘、舅舅们那里多次确认，才得以串接起一段悲壮而辛酸的漂泊史，这段历史正好接近百年。
我母亲的曾祖辈世代既往居住在安庆宿松的江面上，族人大多以捕鱼为生。在民国肇始之时，像当时诸如武汉三镇、九江、安庆这样的大城市也是中国时局最为动荡的区域。不知是基于何种原因，也许是因为经受了上一代人的劝说与蛊惑（同光年间的那批移民），我的母系先祖们开始了他们的悲怆的“下江南”的迁徙。关于这段“下江南”各种故事，我想，大多数宣城客籍家族有着这样一段艰辛家史——它不同于同时代美洲移民田园牧歌式的西进运动；也不同于我朝建立后各种运动式迁徙（如举国体制下的农垦、军垦、大型水电建设）。那是积困积难的我的先祖们为了最低的生存需求，拖家带口开始他们下一个漂泊的驿站。
我无法揣度当时的情景：渔民的生活是漂泊的，船漂到哪里，他们的家就在哪里，黄龙嘴也只是我先辈们漂泊众多港湾之一。我的先祖们来到黄龙嘴这个天然的避风港。这里处于郎川河入南漪湖的一个湖汊。这帮当年号称“渔民十三帮”的宿松籍的渔民凭借各种血缘亲情、地域关系纠合在一起，平日里在南漪湖里撒网打渔，打渔归来，则横舟于黄龙嘴港湾。休渔时，则在岸边，修葺渔船，补网、晒网，过着与世无争的渔家生活。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抗日战争。
八年抗战期间，这里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交错。张鼎丞、粟裕的新四军二支队首脑机关就在离此地不远的狸桥镇。而此地也是联系江浙各地新四军的一个交通枢纽。一直游弋在芦苇荡中的敌后抗日渔民游击队也在这里成立。大约在1942年至1944年，新四军在此成立了一个湖中乡，属新四军宣当办事处崑山区领导。日本鬼子投降后，约在1947年~1948年，国民党在此成立了一个渔业工会理事会，理事长名叫宋德宏，并设有武装的水上警卫队，队长叫刘德超。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我的舅舅、姨娘们相继出生。也就有了他们给我的口口相传的关于南漪湖渔民的故事以及黄龙嘴的历史沿革。
解放初，黄龙嘴属于南湖派出所管理，该派出所除湖区和沿湖专业、副业渔民外，还管理着沿湖和新河庄及郎溪东夏、毕桥的船民。1949年，成立了四个渔民协会：武村湾为第一渔民协会；许家嘴为第二渔民协会；昝家台为第三渔民协会；南姥嘴为第四渔民协会。黄龙嘴即属于第三渔民协会。
1952年，宣城成立了湖泊乡。1954年，湖泊乡上升为南湖区。建区时又增加了一个渔民协会，即郎溪县夹河口为第五渔民协会。黄龙嘴所在的第三渔民协会即属于湖泊乡。
1955年，由油榨、沈村、新河、南漪湖等四个小区合并为油榨一个大区，此时原南漪湖区仍改为湖泊乡，是为宣城县油榨区湖泊乡。
1956年，合作化期间，撤销渔民协会，改并成三个高级渔业合作社。即：新联高级社（在武村湾，主任李时茂，会计廖玉珊）；金山高级社（在大金山，主任陈同德，会计彭秀良）；和平高级社（在昝家台，主任程建三，会计吴家启）。其中黄龙嘴所在地的和平高级社即有7个生产小队，即挂钩一队、挂钩二队、罾网队、竹箔队、扒网队、鱼鹰队（散布在郎溪东夏陈家嘴）、农业队（在央山有十几亩田），据说还有专业的打野鸭子的狩猎队。这一时期的管理可谓五花八门。
1958年，上级十分重视发展湖泊渔业，芜湖地委报经省委批准，成立国营芜湖专区南漪湖水产养殖场，相等于县级单位的渔业管理机构（因为南漪湖地跨宣城、郎溪两县，应为县级。否则难以领导沿湖各乡）便撤销了湖泊乡。总场设党委会，内设办公室、人秘、水产、湖管三个科。下设南姥嘴、大金山、新河庄、武村湾、新沟嘴、茅草沟、黄龙嘴七个作业区和纽扣厂、畜牧场、石灰厂、陶器厂、鲜鱼加工厂等五个厂（场）。
1959年，芜湖地委决定：将国营芜湖专区南漪湖水产养殖场下放给宣城、郎溪两县，改为国营宣郎南漪湖水产养殖场。属宣城县领导。此间，在1960年，经宣城县委批准：（一）将1952年建场的国营宣城县水阳水产养殖场并入宣郎南漪湖水产养殖场而改为水阳作业区；（二）南漪湖专业渔民转为国家工人，18岁以上者都定级拿固定工资。渔民突然转为国家职工，无不欢天喜地，纷纷敲锣打鼓，开会庆祝。可是好景不长，1962年又值国家实施下放政策，即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国家干部和工人一律下放。无疑，1960年转为国家工人的南漪湖专业渔民仍然回到了原来的身份。这一时期，黄龙嘴的许多成年渔民当了几年短暂的国家渔业工人。
1962年，宣城和郎溪两县分家而成为两县各一个的国营南漪湖水产养殖场。宣城县仍继承现状，改名为国营宣城县南漪湖水产养殖场。郎溪县以郎溪范围的茅草沟作业区为基础成立国营郎溪县南漪湖水产养殖场。场址设在郎溪县东夏的百车口，即原郎溪县禽蛋厂。
1964年，宣城县又决定，将国营宣城县南漪湖水产养殖场一份为二，即：（一）一个县直国营单位：以水阳作业区为基础，更名为国营宣城县水产养殖场（场址设水阳）；（二）、一个县直集体单位：宣城县南湖渔业社生产合作社（“三权”归县），社址设马山埠；继承原南漪湖专业渔民的领导和管理工作。下辖新河、金山、武村、黄龙四个渔业大队。而黄龙大队的大队部就是本文开篇提到的那个老槐树下一个大草屋。
1972年，宣城县委决定：将南漪湖渔业生产合作社改为“宣城县南湖渔业人民公社”，并调入一些国家干部，同时，将内河水阳江之水阳渔业捕捞队划归南渔公社，此时的南渔公社即有了五个渔业大队。社址设在黄家墩。那个时候，黄龙嘴渔业大队下面下辖罾网队、竹箔队、挂钩队三个生产小队。黄龙嘴的渔民有什么事，就会到黄家墩的南渔公社讨个公道。不久，公社又闹起了革委会，委员会里必须有一位来自一线渔民的成员，我那多次在我笔下出现的人物——大字不识一个的二姨夫正好符合条件，成了短暂的国家干部。此后，约在1982年，全国取消人民人民公社名称改称乡人民政府。于是，便有了宣城县南渔乡人民政府。
不幸的是，在建立南渔公社的同时，将历来享受国家供应而吃商品粮的专业渔民改为“渔农”，与“菜农”、“林农”等相同，虽然吃商品粮，但身份被彻底改变而成为农民了，即由纯非农业户口而成为农业户口了。在此期间，国家政策要求将专业渔民逐步实行“陆上定居”，让渔民告别居住在船上漂泊湖河没有固定居所的漂泊生活，以渔业大队为单位划定陆上地址建房，这就是现在湖边各个陆上渔村了。但这个渔民上岸工程前前后后闹了近四十年，才在最近接近尾声。
约在1989~1991年期间，在机构改革时，宣州市将南渔乡撤销，所属各渔业大队按所在地并归哥属地农村乡镇。即：水阳渔业大队划归水阳镇；新河渔业大队划归新河乡；金山渔业大队划归南湖乡；武村渔业大队划归沈村乡；黄龙渔业大队划归昝村乡。经历再次的撤乡并镇以后，黄龙嘴则成为宣城市宣州区狸桥镇山湖行政村下的黄龙嘴渔业组——一个中国现下行政机构中最小的基层单位。
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农耕社会，造就了中国农民的最大愿望就是有几亩薄田养家糊口，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在与家族长辈和平辈们探讨我们祖先漂泊此地的最初目的时，我们得出以下共识：
1、当时的国家机器并不如现在完善且强悍。我们的先祖选择迁徙本地，最根本原因还是基于生存——最终还是为了填饱肚子。我们从很多客籍家族的口碑可以看到，百年前迁徙到此的基本不存在富豪一方的乡绅。基本是以三五个家庭成员为单位，徒步或乘船辗转到宣城一带。政府行为基本只是政策的一些鼓励。
2、百年前，中国广大农村尚存的宗族势力是维系当时基层政权的一个基础。宣城一带的这一宗族势力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在遭到太平军的破坏后，这一势力在本地区的生产恢复，道德重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这又是一把双刃剑。本土乡绅势力在百废待兴之际，占据本土优势，抢占沃土良田，与客籍争地、斗讼之事也是屡屡发生。这也是宣城成为清末中华大地上几大教案发生地之一的重要原因，史称“宁国教案”，也叫“皖南教案”。我们可以想象，客籍是因为穷才迁徙到这里。而客籍里面除了一部分没有土地的流民，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刚刚出现的教民（19世纪末的中国教民大多是些无依无靠的赤贫阶层，也正是这些人才容易被吸纳入教，也正是这样一批人才容易被鼓动参与皖南经济重建，而各种教会势力也是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他们不仅在身份融入上受到歧视，在宗教信仰上更受到排斥。土著与客籍之争，教民与非教民之争，贫富之争，宗祠之争，掺杂在当时的宣城乡野。
3、而我的祖辈，当年漂泊到宣城南漪湖流域后，天性懦弱、与世无争的他们，当然无力与本地土著抗争，也不可能与遵从丛林法则的各种客籍势力争斗，陆地上基本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一技之能，下湖打渔，聊以为生。
但我的祖先绝对没有想到，他们当年的这个无奈选择，却无意中保护了他们的后人，使他们免遭中华大地上的又一场天灾人祸。
宿松籍渔民，在南漪湖的专业渔民中还是很少的一部分，黄龙嘴的这支基本以宿松籍为基础的渔民队伍在解放前基本是维系在以湖北人为主的渔业工会的组织下，遵守一些乡约行规。倒也相安无事。据老人们说，日本人占据时代、汪伪时代以及光复后的几年，南漪湖湖面上一直有各种小快艇横冲直撞，代表各种官方势力的水上警察也对这一水域进行了管理。松散的国家职能和乡约行规对当时的渔民进行了有限的管理与自治。
解放后，渔民们的身份可谓是滑天下之大稽。年轻的共和国对这批为数不多的水上居民可谓费尽心思，但国家机器得以强化，国家权威渗透到每一个基层组织和家庭。
最初，渔民组成互助组，组成渔业协会。经过历次改革，把本来以家庭为单位的渔业劳作变成集体劳作。很快，各种祖辈们置办、流传下来的劳动工具变成了集体财产。国家威信似乎也在这里得到体现——千百年被蔑称为“渔花子”的渔民居然有一天突然被称为“国家工人”，只要是有劳动能力的渔民，居然都可以按时间拿到工资。这些靠天、靠湖吃饭的渔民做梦没想到会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每当长辈们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无不调侃当时的情景：国家准备有效地治理南漪湖，也想改变千百年各种渔船上的陋习，比如，他们想净化水资源，不允许渔民将自己的排泄物抛到到湖里，防止各种传染疾病发生；他们专门准备一条拉粪的船，随渔民转徙。看官们可以想象，那些没有多少卫生意识的渔民，和本来就有惰性的民众会费这个神？那条著名的“臭船”也一时间成为笑谈。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些拿工资的渔民。本来需要起早摸黑，下网放钩的他们突然吃起了国家的大锅饭，再也不要起早了，反正到时候就能拿到工资，所以，大家都比赛谁起得更晚。如此以往，湖里面的鱼倒是很丰富，就是没人去打。于是，拿工资的渔民好景不长，必须打渔上交水产部门，凭鱼票（一种白条）决定你的收入（相当于企业里计件工资）。这种集体生活又经历了若干年。
但正是国家对渔民的最初的这种宽容，也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时代，由于渔民们吃的是国家供应粮。所以，在那个举国饿肚子的时代，我们渔船上本来只能果腹的渔民居然逃过了一劫，没有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冥冥之中真要感谢祖辈们选择渔民这个行当。而那些当年为抢占土地而打得头破血流的岸上农民却没有那么幸运，许多饥民逃到渔船前，纷纷要求给一点吃的。所以，当时的渔民就像辛德勒一样救了许多人。在那个可怕的年代，毫无尊严的饥民开始逃离，而渔船就成了当时较为隐蔽的交通工具，很多岸上的饥民都是通过渔船逃离安徽这个中国的重灾区，逃离宣城这个安徽的重灾区，一直逃到他们不再饿饭的地方，而渔船就成了他们的“诺亚方舟”。一直到很多年后，我到江浙一带，遇到当地的一些宣城籍企业家，他们都说，当年渔船上的人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渔民户口在举国贫穷，尚未全面工业化的时代，有它的优越性。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它却成为桎梏渔家子弟踏上岸，走向外面世界的沉重枷锁。它在就学、就业、招干、参军转业方面与真正的城市户口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这个原因，渔家子弟的就学率并不高，甚至许多70后的女孩子基本还是文盲。
因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历史又开始轮回，农村开始包产到户，渔民也开始各种改革，各种渔具又成为私人物品，打渔这项工作从集体作业又回归家庭。劳动力成为渔家生产主要生产力，学不下去的孩子反而很快成为致富高手。应该说，80年代是渔民们摆脱贫困的黄金时代，经过逐年的原始积累，只要是头脑活络，肯吃苦耐劳，渔民们基本上过上了祖祖辈辈没有想到的幸福生活。
“撑船、打铁、磨豆腐”——并称人间职业三大苦。这撑船打渔的排在第一。
渔民靠天吃饭，风雨是他们最大的敌人。60多岁的老母亲每每与我说起南漪湖的狂风暴雨，总是心有余悸。她总是跟我反复唠叨她小的时候，一次狂风大作，她居住的小船突然被掀翻，母亲被死死地扣在船底。所幸，赶来的乡民把他们从水里捞起，才有了我母亲，直至若干年后，才有了我在这里敲打这些文字。
幼小的我也一直对暴风雨有着天然的恐惧。每到暴风雨来临，我总是惊恐地呆在船舱里，看着长辈们，拼命地将船划到避风的港湾，他们站在船头或船尾，用力撑着船只，保持着船的平衡，在风雨里大声叫喊着。风，鼓起他们单薄的衣裳，雨，肆意敲打着他们狰狞的脸庞——而我每次从船舱里偷望岸上的居民，他们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则站在自家的门前，像看猴子玩把戏一样看着渔船上人们在风雨里挣扎，有些不懂事的孩子甚至蹦着、跳着在鼓掌。那时候，我目睹了在自然灾害面前，岸上居民与水上居民事实上的不平等。当时，我对上岸是多么渴望。这一幕幕一直印烙在我脑海里，一生都挥之不去。
“渔民”——在传统农耕时代就是贱民的字眼。事实上渔民身份的尴尬不仅仅表现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助。更重要的是在各种政治待遇和福利上的被忽视。一直被民俗学家津津乐道的东部沿海打渔为生的“疍民”，在解放前，甚至不能与岸上居民通婚，在科举时代，他们的子民甚至不能求学、认字。他们上岸都要受到岸上居民的追打和驱赶。从事渔业生产应该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贱民的标牌——这是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对户籍制度的反思与控诉。
作为户籍二元制度下的宣城渔民虽然在饥荒年代逃过一劫，但数千名长期生活在南漪湖的专业渔民由于受渔业生产的季节性限制，以及恶劣气候制约，实际上，渔民基本还是靠天吃饭，作坊式、简单化的渔业生产显然已不适用现代渔业工业化、集约化的发展。科学化发展，规模化养殖也将是南漪湖渔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黄龙嘴为例，这个在计划经济年代化为三个小队的渔业生产大队，在80年代初彻底打破大锅饭制度。个体经营使重新焕发活力的渔民经历了他们历史上黄金十年，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这十年，渔民们采取一切手段，投资再生产。传统的小板舢船基本淘汰，机帆船、网箱、篓萡取代了传统的小钩、小卡。逐步摆脱贫困的渔民也逐渐开始寻求上岸定居的计划，这些祖祖辈辈漂泊在南漪湖流域各江河湖汊的渔民不再满足一家人几代人蜷缩在船舱里的日子。于是在90年代初，在黄龙嘴西面的一片老窑厂，当时的乡政府划出一片地，让祖祖辈辈在水上漂的渔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宅基地。
90年代中期，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王姓投资者在南漪湖实施大范围承包养殖技术。但他最终败走宣城南漪湖，留下诸多遗憾。但他的规模化养殖技术与理念则在南漪湖扎下了根。南漪湖现代意义上的全面开发也起于那个时段。
捕鱼毕竟是一个艰苦行业，尤其对年青一代不再具有诱惑力。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户籍制度的不断松绑，渔家子弟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外面的世界也不断吸引着在风雨里求生存的渔民登岸寻求其他出路。随着国家保障体系的日臻完善，常年被忽视的南漪湖渔民的各种需求也被政府重视起来。以前，渔民福利属于三不管的灰色地带——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城市居民，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低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市居民低保政策——他们都挂不上。为此，新一届政府也在这些年再次启动“渔民上岸工程”，并打算一揽子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实，关于渔民上岸工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就在有计划地推行，著名的“疍民”上岸计划，上百万的渔民都在有计划、有组织地迁居岸上。宣城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做的太迟了。从2013年开始，宣城市对湖区船上渔民进行了彻底排查，以市委书记为第一组长的“加快解决以船为家渔民生产生活困难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计划在2015年底，彻底解决渔民上岸问题。
这些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种媒体对渔民上岸工程的正面报道。一直在水上漂泊的渔民的确享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南漪湖北岸的黄龙嘴——这个百年渔村又焕发其光彩夺目的一面，在环南漪湖诸多消逝、凋零的村庄面前，这座小小渔村却异军突起，逐渐扩张起来，簇新的楼房鳞次栉比。众多的渔船停泊在港湾里，这些渔船不再是渔民居家的地方，而仅仅成为他们维持生活的一种生产工具。
夜晚来临，在黄龙嘴小小的广场面前，熟悉的广场舞曲突然响起来，一群清凉打扮的各种年龄的妇女们已经集中起来，一字排开，跳着她们自创的广场舞。不管是多么不协调，有时还略显滑稽，但追求美，追求时尚，追求健康是每一个女人心底的最基本的渴望，谁也不能阻止她们。这些生长在湖边的我的亲人们，祖祖辈辈，他们一直在抗争，与自然抗争，与命运抗争；他们一直在追赶，追赶富裕的生活，追赶着自由与平等……
欢快的舞曲伴随着古老郎川河的潺潺流淌，响彻着百年渔村，也一路弥散到微风习习的湖面，还有远处璀璨的星空……
作者后记：
1、感谢章达鼎先生2013.7《狸桥人文古粹》提供的各种史实资料；
2、感谢程平山先生对相关南漪湖渔民历史变迁提供的史实资料；
3、由于时间仓促，许多史料难以查询，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教。
（作者系马鞍山钢铁公司职员，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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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文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