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利率趋向于零，谁会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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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低利率，高房价和两极分化
零利率和经济周期的末期
澳洲如何维持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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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低利率，高房价和两极分化
澳洲储备银行的利率从2011年的4.75%下降到当前的0.25%。
但在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税收政策，劳资关系等多种条件制约的情况下，澳洲大量资金并未流向实体经济，当前澳洲工商业投资和GDP之比是25年来最低的。
实际上澳洲房地产市场是资金流向的主要方向之一，于此相对应的是澳洲银行向居民提供的按揭贷款不断上升，澳洲家庭债务和收入的比例从1991年的75%上涨到目前的200%。
澳洲成为全球债务收入比最高的国家之一。澳洲房价也是发达国家中少数急剧上升的国家之一。
澳洲房价不仅受到澳洲国内低利率政策的影响，也受到货币宽松条件下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和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西方资本和技术不断流入投资回报较高的新兴市场；但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市场法治不健全，教育，医疗，环境，食品安全和社会管理的相对落后，新兴市场的资本向发达国家返流也是一种常态。
澳洲就是新兴市场资本向发达国家返流的主要目的地国家之一，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来自中国的资金。中国资金流向澳大利亚的主要方向是澳洲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和房地产增值的财富效应带来的消费增长成为支持澳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是这种以房地产等金融产品膨胀为特质的发展模式并未导致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此前公布的澳洲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指出，因为房产价值的不断高涨，澳洲家庭的平均财富达到1百万澳元。
但进一步分析这个报告，实际情况是少数富有家庭财富的急剧增加平均了大量一般家庭的财富。与10年前相比，财产价值超过100万澳元的澳洲家庭上涨了45％，其中“超过500万澳元”的家庭激增81％。
但另一方面家庭财富低于30万澳元的澳洲家庭数量增长了11％。净资产在30至100澳元之间的澳洲家庭缩减了10％，占澳洲底部三分之一大约500万个家庭的财富总和低于2009年。澳洲家庭财富的中位数是559,000澳元，澳洲中产阶级的队伍正在变薄。
2014年法国经济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以百年历史数据“证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资产价格效应，让社会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扩大。
通俗的说，世界各地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货币超量发行，货币的大头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相反流向房市、股市等资本市场。
富人拥有的财富和能量使他们更能支配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他们通过在房市和股市上的运作可以赚到更多的利润，充分享受资产价格（房价和股票）迅速上升带来的财富增长效应。
彭博社近日发布全球范围内最富有的25个家族资产总额达1.4万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了2500亿美元，上涨了24%，美国最富有的0.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是自1929年以来最多的。而世界各国中低收入居民并不能充分享受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财富增长。大部分人的消费缩水，社会两极分化，抑制了实际需求，弱化了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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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利率和经济周期的末期
目前的澳洲储备银行现金利息在0.25%, 考虑到2%的通胀因素，实际利率已经为零或负值，一旦澳洲经济进入衰退，储备银行将没有降息的空间，只能进一步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根据储备银行的分析，减息一个百分点，将推高房价30%。估计两次减息将使房价回弹15%, 恢复过去两年房价下跌的幅度。
但减息和新的购房热很可能进一步推高澳洲家庭债务，进而抵消对其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近来澳洲汽车销售和零售业数据并不理想，减息会不会推动澳洲工商企业增加投资也是疑问。
当今世界的确进入了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利奥Ray Dalio在对澳大利亚人报记者的采访中说：“当代世界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四大主要因素的汇合：
第一，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能力有限;
第二，当前正处于一波经济周期的末期；
第三，各国内部存在广泛和尖锐的政治和社会矛盾；
第四，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与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加剧。
世界的财富和发展机会从传统工业地区转移到研发和使用新技术的地区和企业，财富分配的变化促成了民粹主义高涨和社会的分化。”
在全球避险情绪下，各国发行的国债，价值12万亿美元，相当于40%全球债务以实质上的负利率出售（低于通货膨胀率）。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债被认为是良好的投资方向。
澳洲的存户不断地取出他们的定期存款。此前，瑞士最大的银行瑞银UBS近来宣布，当存户的存款超过2百万瑞士法郎后，瑞银将把0.6%的存款费用提高到0.75% — 最低年费为5340澳元。存户向银行存款还要交费！怪不得中国原央行行长周小川说世界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扭曲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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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如何维持生活水平的提高
之前公布的澳洲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指出，2017年澳洲家庭中位数实际收入低于2007年。
澳洲生产率和实际收入在1990年代平均提升 2.2%. 但201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收入的提升只有1.2%。
根据 “牛津经济学”的报告，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自2010年以来，人均经济增长率均超过澳洲。
澳洲资方的代表，澳大利亚工商联（Business Council Australia）的首席执行官简妮芙.维斯凯特Jennifer Westacott在一篇文章中说澳洲要维持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必须在以下6各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提升工商业投资；
第二，改善基础设施；
第三，加强技术培训，跟上世界技术发展潮流；
第四，破除官僚主义和束缚生产率提高的陈规陋习;
第五，改善能源供应；
第六，修改有利于企业发展和员工利益的劳动工资制度。
上述6个方面的确是澳洲经济发展的关键，但上述6个方面不仅仅是企业层面上的事情，更是涉及到澳洲整个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例如税收，政府财政政策，劳动工资制度等等。
END
涉及到澳洲政治，问题就复杂了。
近来澳洲媒体再三呼唤澳洲政治的黄金时段—1980到1990年代初的工党霍克-基廷时代和1990年代的自由党霍华德时代。
澳洲许多重要改革如浮动汇率，降低关税，建立养老金制度，工资制度和劳资关系改革、消费税改革都在这个阶段完成。
但当今的澳洲政治能担当如此重任吗？希望莫里森政府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