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孔子办学的层次规模(关于孔子办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之二)

周代学校有小学、大学之分,不同年龄段的人会进不同层次的学校。孔子所办的学校是小学还是大学?或者是否包括了小学和大学?这属于办学层次问题,需要给予正面回答。

沈道鸿绘《孔子授课图》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关心的人似乎不多。其实,只有弄清楚这一基本问题,我们才能对孔子教育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评价。因为不同层次的学校,其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育目标乃至教育思想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为了弄清楚孔子办学的层次,我们先来看看周代的官学教育。

《礼记·学记》云: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1]。

启功书《礼记·学记》

这里不仅介绍了办学的不同层次,而且强调了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不同教学要求。

所谓“古之教者”,大体以西周官学为依据。“根据已经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可以肯定,西周在王城和诸侯国都是设有学校的,而且已经明确分为小学与大学两级,教师由国家职官担任,所以称为官学。”[2]

传世文献对当时的教育也有相应记载。据《礼记·内则》载: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戸,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逊)友视志[3]。

乾隆巳亥姑苏王氏藏板《监本礼记》

这里叙述的是一个人学习的全过程,但没有明确区分出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而《大戴礼记·保傅》则云: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清人王聘珍解诂引北周卢辩注云:“小学,谓虎闱,师保之学也。大学,王宫之东者。束发,谓成童。《白虎通》云‘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此太子之礼。《尚书大传》云:‘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此世子入学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内则》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者,谓公卿已下教子于家也 [4]。

《文献通考》

马端临《文献通考》进一步解释说:

今以诸书所载及此注详之,则《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岁入小学者,乃天子世子之礼。所谓小学则在师氏虎门之左,大学则在王宫之东,亦皆天子之学也。《尚书大传》所言十三年入小学,乃公卿大夫元士适(嫡)子之礼。盖公卿已下之子弟,年方童幼,未应便入天子之学,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学于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师氏所掌虎门小学。而天子则别无私学,所以世子八岁便入小学欤?[5]

这里不仅分述了小学、大学,而且将不同层次学校的入学年龄、教学地点也做了相应说明。

《中国教育史研究》

综合来看,周代教育存在小学和大学两个办学层次:小学“学书计”,“学幼仪”,“学乐诵诗”;大学“始学礼”,“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学校为官方所办,办学地点有所不同,招收不同年龄段的贵族子弟。

不过,贵族中不同阶层的子弟入学时间不尽相同,同阶层的子弟也因性格成熟早晚差异而入学时间有所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世子“十五入大学”,而其他贵族子弟则“年二十入大学”,他们的入大学年龄是以行冠礼为基准的。

《礼记·冠义》云: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6]

清嘉庆丙寅年阳城张氏影刻本《礼记》

之所以大学要招收已经加冠之人,是因为加冠者服备,服备而后可责以成人之礼,而入大学的学子,所学即是成人之礼。国君世子十五而冠,故十五入大学。士以上及公卿大夫之子二十而冠,故二十入大学。

根据周代小学、大学层次之分,对照孔子办学的实际情况,可以判断孔子所办之学为大学而不是小学,也不是打通小学与大学教育的特殊学校。理由如下:

一是冠礼是人生最为重要的礼仪,学者都很重视,但未闻孔子弟子在入学以后有人行冠礼,这可反证他们入学之前都已行过冠礼,即已经成年。

二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7],其核心是“礼”与“仁”,这些都属于周代大学教育内容而非小学教育内容。

三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弟子也多与孔子讨论《诗》、礼、乐,这与《礼记·王制》所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8]的官学大学教育是一致的,未闻孔子与弟子讨论学书计和学幼仪等小学教育科目。

四是孔子以“成人”、“君子”要求弟子,弟子也关心成人之事,说明其教育为成人教育,如《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9]

五是孔门弟子在学习期间能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可随时出仕,出仕者或由孔子推荐,或由统治者直接聘请,这自然是大学教育而不是小学教育的结果。

六是《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颖达解题:“郑(玄)《目录》云:‘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10]就此通论而言,也说明孔子对其弟子的教育的确是大学教育,而不是小学教育。

启功书《礼记·学记》

不过,如果孔子所办为大学,而其招收弟子多平民子弟,那就需要回答:他们的小学教育是在哪儿完成的?

这的确是一个疑问,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合理的解释也许是,春秋末期的学校教育发生了重要变化,教育对象已不仅限于贵族子弟,有实力的平民已经开始能够接受到乡党里巷师儒的小学教育。

孙诒让《周礼正义》释“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云:

此经之师儒,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联师儒,皆通乎上下之辞。师则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艺,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国学,乡遂州党诸小学,以逮里巷家塾之师,固为师而兼儒;下者如嫔妇有女师,巫医农工亦皆有师。盖齐民曲艺,咸有传授,则亦各有师弟之分。以贤得民,祇谓师贤于弟子耳,奚必德行纯备之贤乎?儒则泛指诵说《诗》《书》,通该术艺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谓俗儒、雅儒、大儒,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圣贤之道也。[11]

《周礼正义》

依孙氏之说,春秋时期的教育远比我们的想象丰富,各个层次其实都有师儒之教,孔子弟子的小学教育大概完成于“乡遂州党诸小学,以逮里巷家塾之师”,这些“师而兼儒”,即使都是俗儒,也对社会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于孔子开办的是大学教育,其办学规模自然不会很大。《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12]《仲尼弟子列传》又说:“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13]司马迁为“颇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的颜回等35人立传,录“无年及不见书传者”姓名42人。

阎立本绘《孔子弟子像》局部

人们通常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则是就大数而言。这些数字是否可信呢?答案是肯定的。

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七)贤人,是就孔子一生培养教育学生的总数而言。按照我们的理解,孔子37岁开始招生授徒、开办私学,至73岁逝世,前后从教36年,在他担任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的四五年里,也没有停止办学,在后来周游列国的十四年里,他也一直带领着学生,将学校办在了客舍里和车轮上。

从孔子办学的教学管理来看,能够亲炙其教诲,可以登堂入室者,恐怕也只有七十多人,那三千弟子则应该是外围弟子。这七十多人可分为前期、中期和晚期,并不同时。

《孔子事迹考》

而见于《论语》者,二十有七人。若确有明征,决知其非误者,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贡、原思、有若、曾参、宰我、冉有、公西华、子游、子夏、子张、樊迟、子羔、漆雕开、司马牛二十人而已。其无事迹、年岁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见于《论语》。此四十二人中,有见于《左传》者二人。然确有明征者,秦丕兹一人而已。《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秦商字子丕。其余四十八人,经传皆无可考,阙疑可也[14]。

见于《论语》的这些弟子,多为孔子的贴身弟子,或者说核心弟子,他们可以登堂入室,当面聆听孔子教诲。七十二(七)贤人大概就是这类弟子。

《史记题评·仲尼弟子列传》

也有见于《论语》的弟子并非贴身弟子或核心弟子,如陈亢(字子禽)在《论语》中凡三见,记载的都是问学之事,二问子贡,一问孔鲤,但他却始终没有向孔子当面请教过,说明他只是外围弟子,不由孔子亲授,而是由孔门核心弟子转授。《孔子家语·弟子解》将其列为弟子,当然不能算错,然而,他并不属于七十二(七)贤人,则可以肯定,只要熟读《论语》即可知晓。

《史记·孔子世家》所说“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就是指这类弟子,他们属于孔门“三千弟子”之列。

这种分层教学模式创始于孔子,其中有科学合理的成分,所以两汉时期仍有保留。如东汉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15]。

明吴勉学刻本《后汉书》

著名学者郑玄“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受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16]

由马融分层授学可以推想孔子当时分层授学的情景,应该大致相似。

冯远绘孔子像

东汉私人办学,规模也不小,如“济阴曹曾,字伯山,从(欧阳)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17];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18];魏应“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19];杜抚“后归乡里教授,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弟子千余人”[20];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21];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22]。

以此例彼,说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七)贤人,就其几十年的办学实践来看,应该不是夸大之辞。

当然,东汉后期的私学教育远非春秋末期可比,文化普及程度要高许多,从学者自然更多,不过,这时办学的老师也比春秋末期不知多了多少倍。

谢志高绘《孔子耕读图》

孔子所办是当时最早最大的私学,各国求学者甚众,其规模自然也不会太小。在春秋末期,像孔子所办的这样规模的私学可谓凤毛麟角,所以更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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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十八《学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21页。

[2] 张瑞璠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3] 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二十八《内则》,《十三经注疏》本,第1471页。书计,原作书记,据阮元校勘记改。

[4]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三《保傅》,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0—61页。“谓诸子性晚成者”,原文错为“谓诸子姓既成者”,据文意改正。

[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学校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1页。

[6] 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六十一《冠义》,《十三经注疏》本,第1679页。

[7]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83页。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云:“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与教弟子先行后学文不同。”

[8] 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十三《冠义》,《十三经注疏》本,第1342页。

[9]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四《宪问》,《十三经注疏》本,第2511页。《孔子家语·颜回》也载有颜回问孔子“成人之行若何”及孔子的回答,可以参看。

[10] 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六十《大学》,《十三经注疏》本,第1673页。

[11]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天官大宰》,北京:中华书局,第112页。

[12]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二十五史》本,第227页。

[13]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二十五史》本,第251页。

[14] 江竹虚著,江宏整理:《孔子事迹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

[15] 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九十下《马融传》,《二十五史》本,第975页。

[16] 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六十五《郑玄传》,《二十五史》本,第910页。

[17] 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上《欧阳歙传》,《二十五史》本,第1026页。

[18] 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上《杨伦传》,《二十五史》本,第1026页。

[19] 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下《魏应传》,《二十五史》本,第1027页。

[20] 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下《杜抚传》,《二十五史》本,第1027页。

[21] 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下《丁恭传》,《二十五史》本,第1027页。

[22] 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下《楼望传》,《二十五史》本,第10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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