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檐· 一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人 ——追忆学长胡世庆先生
2014年10月2日下午，他带着微笑走完了71年的人生历程，走得很平静也很文静，一如他在世时的风度。
他就是一辈子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传奇式人物——胡世庆先生。
我与世庆先生相识相知30年。在这30年中，我在的他身上得益良多，更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些常人难以企及的闪光点。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认识了长我7岁的胡先生，那时，他早已是名气四溢的“农民红学家”了，后来才知道家住湖塘镇西跨湖村的他不仅研究《红楼梦》，还在生产队的镜水寺养猪场里孜孜以求地研究《西厢记》、《儒林外史》等名著，研究王安石、孔子等一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为了看书，一本数十万字的《王荆公年谱考略》，由于友人急着要还，他可以在一夜之间阅读完毕，待第二天友人谈起王荆公，他竟然将书中的章节说得头头是道，其勤学精神可见一斑；为了买书，他经常半夜启程，赤着双脚步行去近50公里外的省城杭州，把来回的车钱省下来用在买书和看书上，其求知欲望可以感天动地。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住在柯桥西官塘上岸的胡先生揣怀着一叠厚厚的稿子走进了我的住所，说要我为他抄写一部45万字的《中国文化史》。当我将他的书稿拿在手里时，我被他写在稿子上的字镇住了：这字恭恭敬敬地独立于方格子之中，楷中带行，线条清朗，字形方正，字迹清楚，颇具书法之韵味；凡文中所加之字句下面，皆用红色线条表示，不管是一个字还是几个字几十个字，这些红色线条全都用尺子划之；不仅如此，对于整张作废的稿子，他也要借用尺子来打叉，500余页的手稿，竟然每页如此。字如其人，可见先生为人之端庄、为文之严谨。“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胡先生践行和弘扬了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板凳精神”，实为我辈学习之楷模。直至现在，我还常常想起他的那把用了40来年已经发了黄、缺了一只角的三角尺，那尺子陪伴胡先生度过了无数个“工作日”，见证了胡先生超人的治学精神。
胡先生几乎将毕生精力用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上。特别是倾心编著了《中国文化通史》一书。在这40余个春秋里，他的《中国文化通史》从第一稿的45万字，增加到第六稿的160万字。他以渊博的学识、非凡的毅力独立编著《中国文化通史》，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壮举、一个奇迹。对这煌煌《中国文化通史》，有识之士认为它“架构缜密、体系完备、内容精要、求实存真，前后文不自相矛盾。有专家提议：它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教科书在中国和世界推广”。然而胡先生并不满足于这一说，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一个研究不完、探索不尽的综合性、全方位的课题，所以梳理、考证、研究中国文化史是我一生的追求……”现在，《中国文化通史》第七稿即将在台湾三民书局印刷出版，可惜编著者胡先生却做了古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胡先生的《中国文化通史》为何备受学者专家的敬重和赞誉，乃是因为他作文之勤奋、治学之严谨。胡先生虽然长年累月坐镇斗室，但他没有被人云亦云之浮风所左右，而是尽量从历史的源头上去淘金掘宝。他充分运用资料和学识这一对资源进行综合性分析利用，然后变成自己独特的见解。譬如对徐悲鸿所藏《八十七神仙卷》的出生年代的叙述，以人物画专长的徐悲鸿大师鉴定此画为盛唐之作，张大千亦以为然。而近代艺术家潘天寿、黄宾虹等则以为是宋人画作。凭直观，当以徐说为先，倘以此落笔，既省时又省力，但胡先生却跳出“两派”之间的观点，四出搜集所需资料，待资料到齐后，有着绘画功底的他通过反复通读分析，最后得出《八十七神仙卷》与北宋画家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风格基本一致，有着一定的启承关系，于是遂放心落笔，写下“世所传《八十七神仙卷》，与此图画法基本相同，二者融有某种特殊的渊源关系”这寥寥30余字。诸如此类的史学争议，在胡先生的《中国文化通史》里足足纠正了300余处，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而这个数字，竟然出在一个初中生手里，至为罕见。
求真务实，是胡先生编著《中国文化通史》的指导思想。但要将“真”、“实”融进这部涵盖人文地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学术、宗教、科技、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十一编四十六章一百五十二节的书里，其难度是何等之大！然而他不仅要做到史料真实，还要求力避词句、标点之类上的“低级错误”。有的出版社对出版《中国文化通史》虽然多有仰慕之心，但对胡先生如此的高要求只得望而却步；有的出版社虽有承诺给予无偿校对，而胡先生却放心不下，他宁可自己掏钱雇人来家里，在他的眼皮底下进行校对。现在他出版的《中国文化通史》，已经基本上做到了没有舛误之处。而对于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胡先生是感恩在心，总说他的书能变成铅字公布于众，出版界是功不可没的。
胡先生虽然在中国文化史的编著上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他的为人，却始终行走在低调的轨道上，这也许与他从小家境困苦有关。
胡先生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由于家境困苦，最终只剩下他和弟弟两人。尽管生活竭蹶，但胡先生都能随遇而安，从不怨天尤人。所以他的一件中山装，可以洋洋自得地穿上几十年，尽管后来生活条件有了好转，中山装这款式也淘汰了，但他却迟迟舍不得丢弃，依然乐滋滋地穿在身上。胡先生一生不抽烟、不饮酒、不喝茶，除了读书和著述，几乎没有什么嗜好。他的夫人董学文说：“我们单位里很多人都感到奇怪：你开着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旅行社，可你的先生怎么没有一张护照、没有一次旅行？咦——怎么说呢，世庆他是一怕浪费时间，二怕破费盘川呀！”
除了自身的节俭，胡先生给人的另一印象就是彬彬有礼。与人交谈，不管是熟人还是生人，一律的轻声细语，语音中透出一种亲切感和真诚感，让你感觉到中国文化人的谦谦之风。若是谈到历史文化这个课题上，他会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就在他离开人世间的前8天，胡阿寿先生去看望他，已经重病缠身的他依旧兴致勃勃地打开了心中的那一部“中国文化史”，足足与阿寿先生谈论了2个多小时。临别，还执意要送阿寿先生下楼，后被阿寿先生劝阻。对于送客，胡先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无论多忙多累，一定要送客人至楼下，直到看不见对方的身影为止。胡先生对受人之惠，总是看得很重。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事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媒体公布后，绍兴几乎是家喻户晓，时任绍兴县委副书记的王则信专门去看望他，事后还派人送去两把靠背木椅。后来，胡先生从湖塘迁居柯桥，再从柯桥迁至绍兴，住进了新房子，然而直到他作古，那两把与居室格格不入的靠背木椅，还放置在他的卧室里。
半世耕读，成就罕见农民红学家；
毕生研修，奉献辉煌中国文化史。
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松泉的挽联，是对胡先生一生的高度概括和真实写照。
斯人已逝，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人胡世庆先生的音容笑貌，连同他的不朽巨著一起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