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终诺贝尔奖颁发之际，有一个问题常会激发世人的好奇：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犹太人是一个小民族，占世界总人口的0.2%。然而，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杰出成就与他们的人口规模并不成正比。诺贝尔奖获得者通常是世界上各个领域最杰出的人才。据犹太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奖网站统计，截至2017年，90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犹太人占203人，占22.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倍。其中，经济学占36.71%，物理学占26.21%，医学与生理占25.23%，化学占19.77%，文学占13.27%，和平学科占8.65%。的确，犹太人是聪明的这句话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6世纪的英国，有这样一种说法:“只要你声称你从犹太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别人就会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在西欧的德系犹太人(现在大约有1100万)据说是已知人类群体中智商最高的，平均智商为112-115，远远高于欧洲100的标准。这样的传说在中国人中一直很流行。在以色列之行结束后，云也退从他的游记《自由和爱的土地》中，说:“各种信息来源都告诉我们要无条件地尊重犹太人的情报。”这几乎推翻了纳粹关于犹太人是“劣等种族”的指控，但问题是，他们是如何来自如此高智商的?第一种观点强调犹太人的“传统”和“文化”。从圣经时代开始，犹太人就注重对《塔木德》等经典著作的解读和传承。在保护这些经典的过程中，他们养成了一种对知识的尊重，强调读写能力，因此重视教育，使他们能够一代一代地产生人才。这样的观点乍看确实不无道理，犹太人重视教育也是事实。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普里莫·莱维（1919-1987）的祖母对犹太教的传统礼仪已不太了解，但“仍然像犹太人一样重视教育”——19世纪末的意大利大部分人口都属于文盲，但多数意大利犹太人却能识文断字。问题是，重视教育的不仅仅是犹太人。例如，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尊重知识，珍重人才。然而，这种现象通常只是一小部分知识精英，而不是整个国家。作为一种解释，传统实在是太笼统了。此外，如果犹太人的传统一直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一直都是优秀的。然而，事实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几乎没有提到犹太人有多么聪明。在当时的经典著作中，没有一段赞扬犹太人的智慧，但公认的是古希腊人是极其聪明的。犹太人在智力方面的杰出表现是最近才有的。只是在过去的200年里，各个领域涌现了大量的人才。第二种观点注意到了犹太人的智性成就是到近代才出现的，强调他们已经在长期特殊经历下进化出了特殊的“犹太天才”基因。虽然社会科学的共识是，人类进化在5万年前就停止了，世界各地的人的思维都是相似的，但许多学者认为，在不同环境下的生存策略继续推动着人类进化。复杂的语言和不断提高的创新能力可以使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获胜，而像犹太人这样的商人则因为文化的高度复杂性而获胜，民族群体中存在基因突变。理论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曾说:“在我看来，文明总是促进某种内在智力的发展。”例如，商业运作是世界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要求参与者具有复杂的认知能力，就像在军事冒险中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企业更加谨慎，而不是绝望。文明很可能选择了那种能够使商业运作的智慧。”在《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一书中，遗传历史学者亨利·哈本丁等人系统阐释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在“大散居”之后，绝大多数犹太人在公元800年到1700年之间被迫放弃农业转而从事贸易，然后越来越专注于金融和借贷。“这些职业(贸易和金融)对智力的要求很高。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任何其他人类群体具有如此高的人口比例，需要长期工作的认知能力的专业。”实际上，当时全世界只有犹太人有那么高比例的人口从事白领职业，而智商低于100的人基本上没办法从事这类工作，其结果是不够聪明的犹太人会逐步被淘汰——假设智商有30%的遗传性，在经历40代、大约1000年后，他们的智商值将高12个点。许多人相信这个观点。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获得了诺贝尔奖在1953年为他的公司发现DNA结构,曾经说过,犹太人和印度婆罗门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们一直在从事工作的学者几千年来,所以他们留给后代的遗传优势通过自然选择。他曾经告诉犹太遗传学家大卫·赖克，“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为什么你们犹太人比其他人聪明得多?”但大卫·赖克本人并不同意这一点，因为沃森经常以挑战正统思想为乐，而正统思想只是他随机的直觉想法;赖克还嘲笑提出这一假设，“以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异提供各种假设解释而闻名”，例如，他断言非洲黑人之所以懒惰，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一些欧亚混血经历过艰苦工作的自然选择。在《人类起源的故事》一书中，赖克强调对智力的遗传率不应高估，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也没有发现与教育相关的遗传突变在不同人群中的频率存在系统性差异，换言之，不同族群中聪明人的比例是差不多的。在欧洲和美国，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拉马克是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人类的特征是后天习得的，这种文化成就是可以代代相传的，这含蓄地支持了一种贵族政治观点，因为如果这样，有权势的后代就会更优越。现代优生学的奠基人高尔顿率先运用进化论原理和系谱资料解释了历史上的天才现象。他认为“通过几代人的谨慎联姻，培养出一批极具天赋的人才是完全可行的”。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同为优生学早期提倡者的美国生物学家亨利·戈达德，1917年却宣称犹太人智商值低下——著名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以此作为智商测试不可靠的证据。在西方，这一生物决定论的论调常常令人不愉快地联想到种族主义。更困难的是，“犹太人”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其民族渊源极其复杂多样。白人、黑人和黄种人仅在体质方面就存在差异。总体上不存在单一的遗传特征。来自邻近族群的基因流入使得犹太人群体不可能进化出显著的共同遗传特征。在以色列，德系犹太人的平均智商测试分数比东方犹太人高出14分。因此，即使是那些鼓吹犹太人有特殊的高智商基因的人，也只是针对前者，因为后者似乎并不特殊。事实上，犹太人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蔑视链”。现代西欧的犹太人常常认为东欧的犹太人无知而粗鲁。那么问题又回来了，到底该如何解释近现代欧美犹太人在智性上的突出成就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常常对犹太人所占的比例感到困惑，他们“只占世界人口的0.2%，却拿走了诺贝尔奖的22%”。但是，如果我们回溯欧洲近代史，就会发现犹太人在当时的许多城镇中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1933年纳粹上台时，德国有50.3万犹太人，仅占总人口0.76%，但70.7%的犹太人都住在人口多于10万的较大城市中，仅柏林就占了三分之一。由于中世纪以来的占领限制(禁止拥有土地等)，欧洲的犹太人主要集中在商业、金融和文化领域。1933年，24.5%的德国人从事农业和林业，但只有1.4%的犹太人从事农业和林业。15.6%的德国人从事商业，48.9%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结果，在要求高等教育的工作岗位中，犹太人所占比例不成比例地高，如律师、公证员、经纪人、商业代理人、医生、编辑和作家，其中大多数是中产阶级。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犹太人只占德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德国超过50%的律师、医生、学校教师、大学教授等都是犹太人”——比例其实没那么高，但大大高于其在人口中不到1%的比例却是事实。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可能是犹太人高度集中在大城市。例如，在当时的德国大城市，犹太医生的比例高达50%，而在德国只有13%。这意味着犹太医生在大城市之外很少见到。19世纪末，在布达佩斯，犹太人占了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到1910年，他们占据了该市85%的银行和金融服务个体经营，匈牙利约45%的律师和49%的医生是犹太人。在1890年的维也纳，80万总人口中有多达10万是犹太人，1938年更高达18-20万，当时超过90%的奥地利犹太人都生活在维也纳。在一战前夕，维也纳大学40%的医学院学生、1/4的法学院学生，以及相当一部分的新闻记者都是犹太人。在东欧，因为有更多的犹太人(19世纪末欧洲有900万犹太人，其中520万生活在俄罗斯，城市人口较少)，所以犹太人在城市中的比例更加突出。让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感到尴尬的是，犹太人在19世纪50年代统治了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城市。直到1897年，98%的白俄罗斯人生活在小城镇，而最大的城市明斯克51%的人口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犹太人占波兰总人口的10%，但在华沙、罗兹等大城市约占30%。当时，犹太人只占乌克兰人口的5%，但基辅首都的四分之一是犹太人。20世纪初，另一个大城市敖德萨有30万犹太人。其中，知识分子(教师、艺术家、作家和受过教育的公民)的比例惊人，但二战后只有10000人幸存下来。在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和中欧)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城市中心无疑是最先在经济和文化上发展起来的。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善于抓住经济扩张带来的新机遇，参与国际贸易和金融网络。19世纪是欧洲国家资产阶级势力日益壮大的重要时期。从1815年到1914年，挪威官员、律师、金融家、教师、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比例从6%增加到22%。同时,封建制度,当时尚未解体,绑定各种国家的农民土地,而犹太人很好适应新的机遇出现,这证明比其他群体更令人吃惊的是“精英”可能带来的活力。这样，自19世纪中叶犹太人获得解放以来，他们虽然当时政治地位并不安稳，经济上却大获其利，跻身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在一战前夕，犹太人在欧洲各国中仅占总人口的1%-5%，但德国首都柏林1/3的税收来自犹太人，在经济中心法兰克福，犹太人缴纳的税收是新教徒的4倍、天主教徒的8倍。作为成功的资产阶级，他们与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最现代化、最尖端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他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取得了这种成功，许多不满的煽动家准备发动攻击。是由于天赋，狡猾，努力还是犹太人的团结?在那个时候，有不同的意见。但这背后可能没有任何神秘之处。毕竟，在近代早期的任何国家，城市居民、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的识字率都远高于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当时，上大学的学生人数很少，而实业家、商人和金融家有更多的钱，愿意支持他们的子女上大学——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碰巧是犹太人。可以说犹太人是第一个明白这个道理的:通过对教育的投资，可以为下一代积累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在这里，生活在大城市中心、集中于中产阶级的犹太人的特点促成了他们的成功。因为任何领域的成功都不仅仅取决于智商。信息网络的规模、多样性和效率是决定创新速度的主要因素。犹太人在地理上和层次上都处于信息交换网络的中心。《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一书将欧洲文艺复兴时群星闪耀的现象称之为“集体天才”（collective genius），也就是说，让拥有独特能力的人相互关联，各自对同一问题贡献和激发出一些原创性观点，就能对个人和整个研究的突破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个体人才数量在不同地区的人口中所占比例可能是恒定的，但由于社会学习和交往水平的不同，群体人才的差异很大”。这样一来，其他群体也许并不缺少高智商的人，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保证他们能够有所成就，而犹太人则可以培养出有才能的群体。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海外华人的成功也是一样的。曼谷，泰国的首都，原来是一个中国城镇。在近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华人的人数都超过了泰国人。时至今日，曼谷的中产阶级仍以华人为主，因为华人父母通过教育实现了阶级的代际传递。尽管流行的解释是,这是“中国智慧”,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内没有在现代作出突出成就——就像东方犹太人,因为他们不专注于城市的上层和中产阶级为欧洲犹太人在现代化的进程。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历史也可以启发我们：这与其说是一个族群（犹太人）的特质，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阶层（欧洲近代城市资产阶级）的现象，只要敏锐地抓住机会，在一个信息网络中多与人交流、彼此激发，那么犹太人的成功并非无法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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