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政治的缺点,会变成国民性格的缺点

由英国人掌管的海关,是晚清最为廉洁的部门

光绪二年(1876年)冬,晚清洋务名臣郭嵩焘奉命率30余人出使英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外交使节,意义自然非同凡响。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一举一动被其随同副使刘锡鸿严密监视。因为在保守派刘锡鸿眼中,西方就是夷狄,洋人的东西,都不值一提,他要提防郭嵩焘做出有损大清国威的事。

于是,在赴英之初,他列举了郭嵩焘的“十大罪状”,报告朝廷说郭嵩焘“投降媚外”,其中包括:

1.游炮台披洋人衣;

2.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

3.令妇女学洋语、听戏;

……

左郭嵩焘,右刘锡鸿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老顽固”,在被文明社会浸染稍久后,也主动承认:“欧洲诸国,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他甚至认识到,英国人之所富强,在于每个人挖空心思做生意,“……心愈用愈巧,货愈出愈多,商贾之揽巨资者乃愈众。豪富既众,则百货自易销售,贫民自易为生,国课自然充裕”。

“中体西用”的失败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巨变。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系统性缺陷,在与西方的碰撞中暴露无遗。

然而,由于两千年的历史包袱太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官僚和知识精英群体,均无法摆脱“天朝上国”的夜郎心态,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异常艰难。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已开始学习西方。时值清政府刚受辱于英法联军侵华,又受困于太平天国暴乱,可谓内忧外患,学习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但是,主导“洋务”的张之洞、李鸿章等清政府实权派,却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奉行两大自以为“天经地义”的行动原则:

一是以购买机器设备办工厂为主,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不屑一顾;

二是一切都在官僚控制下进行,事事以官办为主,拒绝西方的私营企业制度。

最终的结果是,虽倾尽国力搞了数十年,却效率低下,成效有限。

洋务运动的失败,不过用沉重的代价向国人表明,绕开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奉行“中体西用”,于西方文明的精髓,将始终不得要领,其失败几乎是无法避免。这种局面,直到甲午战后,严复的译著出现,才开始改观。

正如《1840年以后的中国》作者王人博教授所言:

以”开眼看世界”思潮为中介,实现了从“经世致用”思潮到“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历史飞跃。

“西学东渐”的第一次浪潮

严复之后,胡适、贺麟、张君劢、张申府、吴宓、梅光迪等更多具有留学背景,对西方文化有深刻认知的知识精英,陆续加入到译介西方经典的队列。

从思想体系的角度看,在这短短半个世纪中,无论是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体系,还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主要思潮,都在中国初具轮廓。

涌入中国的西方经典译著,开拓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为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成为中国社会转型重要的思想资源。

正是在这些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中国人的知识被重构。一大批兼具西学与国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陈寅恪、鲁迅等,利用西方思想资源,重建了中国的政治学、哲学、历史学和文学,让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接入世界文明的轨道。

这种贯通中西的努力,也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在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内忧外患不断的那50年间,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传统”与“西学”的缠斗

尽管这场“西学东渐”成就斐然,但两千年的历史惯性,成了中国的“裹脚布”:每当学习西方的步子迈得稍微大一点,便面临“全盘西化”的指责。

指责者们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所以文化就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亡则民族亡。

这种质疑看似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文化并非枯死的文物”这一事实。当一种文化没有适应力,不能吸收新的文化元素时,它才会真正衰竭。

事实上,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面临的,从来不是自身的传统文化会衰亡的问题,而恰恰是传统的守旧力量,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与抵抗过于强大。

还是胡适看得更远:“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扰。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

救亡压倒启蒙的遗憾

清末民初的第一波“西学东渐”浪潮,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其延长线上,无论是思考框架,还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历史命题,都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影子。

然而,由于中国学习西方的时机十分不幸,这场浩浩荡荡的“西学东渐”,也留下许多遗憾。

当时,在国内,中国正处在政治动荡和民族危亡的双重困境中;在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被当作中国学习对象的欧洲,也正处于秩序重构,文化崩溃的时代。

因而,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声势压倒了其他所有的声音,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又一次被拖慢了,当历史的叙事最终变成激进主义狂想曲时,西学东渐中止了。

以开放心态,应对未有之大变局

当外来文明融入,究竟是学习还是对抗?这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暗线。

其实,早在1840年,大清国就被迫打开国门,光是“要不要学习洋枪炮”就争论了20年,“要不要修电报”争论了12年,“要不要修铁路”争论了17年……事实最终说明,这种蒙昧的议题,会随着国门的敞开,以开放的心态去应对,便会很快消除。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河流,那么思想就是碰撞在问题礁石上的巨浪。人类社会的一切变革和进步,都是在新的思想观念的推动下进行的。而只有当观念能够自由碰撞,时代巨变亟需的思想资源才会脱颖而出。

1840年以后的中国,所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所有历史经验。因此,其应对之策,不在传统内部,而在其外。 能否融入世界大潮,不仅取决于我们理解自身的深度,也取决于向外看的广度。

但是,我们毕竟没有任何人可以从那时的中国一直活到现在。因此,只能通过正确的历史,才能看清我们的位置,开放心态,才能赶上世界潮流。

在图书市场上,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作品,本土学者的著作汗牛充栋,国外译著也让人眼花缭乱。读的越多越发现,大部分作品,都大同小异,历史,尤其是1840年以来的历史,是如此重要,但视角独特,能抓住关键问题的好作品却少之又少。

正如有人曾说,其他人讲过的,我不讲。其他人不讲的,我才讲。王人博老师新作《1840年以来的中国》,这本书明显有别于其他历史著作,作者用一种独特的“鹰眼视角”重新书写近代中国,将1840年以来的新思想、大事件、主要人物,用“立宪构建现代国家”这一主线重新串联,从而将历史与现实直接链接。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作者王人博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有人这样评价:他孤标傲世,不热衷,不盲从,不属任何派系。而他自己的信条则是: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是一位“孤独的敏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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