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鹏论：修辞学的“亚里士多德第二”
人类的思想潮流总是随着自己的境遇而变换，稳定时，理性至上，感性无用；动荡时，批判理性，呼唤感性，因此，人类永远是主观看待世界的。
——坤鹏论
在《为什么哲学与修辞学如此对立不容？（中）》中，坤鹏论讲到了哲学向“语言论转向”。
同时，在《语言就是修辞（上）》、《语言就是修辞（下）》还介绍了尼采极度超前的哲学观和修辞观。
以上都深刻地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修辞复兴运动的基础，并继而又出现了“哲学家对修辞学的转向”和哲学的“修辞转向”，以及哲学与修辞学的双剑合璧。
这几天，坤鹏论将主要讲讲现代修辞学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肯尼思·伯克（也有翻译为肯尼斯·伯克或肯尼士·伯克）。
他有着修辞学的“亚里士多德第二”的美誉。
正是他，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修辞学的复兴。
正是他，最全面地体现了20世纪西方修辞发展格局，堪称20世纪美国也是西方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修辞思想家。
正是他，影响力不仅只在修辞学领域，还辐射到哲学、人类学、交际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
很多很多成就不菲的专家学者都曾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他的启迪。
美国定期召开伯克研讨会, 各大学里的修辞学系、传播系、英语系等纷纷开设博士、硕士课程——“伯克专题研讨” 。
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当今谁要是对交际著书立说, 无论他是多么有独创性, 都要重复伯克说的话。”
一、伯克其人
1897年5月5日，肯尼思·伯克生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卒于1993年11月19日，享年96岁。
他从小受到了父亲的深刻影响，爱上了文学。
伯克曾在俄亥俄州大学读了一学期，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但最终因对该学校颇感失望而退学。
他曾在工厂打过工；在银行跑过腿；在杂志社干过审稿人、翻译、音乐评论、编辑；担任过两本杂志的文章评审员和音乐评论员；当过美国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最后专注学术研究与著述，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著名高校执教。
他的兴趣广泛，多才多艺，而且是极其多产的作家和评论家。
其作品种类涉及广而多，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文艺评论以及学术著作等。
二、伯克的主要修辞学哲学思想
伯克在20世纪40~80年代写了几十部著作论述他对哲学、文学、社会学、修辞学的看法，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修辞学的复兴。
由于其作品语言艰涩，加之其修辞学思想的超前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被人们广泛关注与认同。
伯克学术成就顶峰的代表作：《动机语法学》、《动机修辞学》和《语言是象征行动》等构筑起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修辞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贡献包括：
1.将修辞视角引入到了整个西方话语；
2.深刻揭示了修辞的思想方法、论辩策略及成效机制是如何在公共领域和智力领域的文本生产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及如何支撑着始终处于进行状态而又不断变换着话题的人类“对话”。
3.对社会学、人类学、交际学、传播学、语言学等领域有着诸多的重要启迪，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营养。
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要修辞哲学思想是：
1.语言是象征行动，语言本质上是修辞性的、劝说性的。
伯克认为，社会属性的人要生存，就必须调节与他人的关系，就必须与他人合作。
修辞的基本功能就是用话语诱发“同一”、达到合作、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修辞的中心概念是“认同”，即“同一”，而不是“说服”，通过强调修辞实践不仅应该维持“竞争”，也应该促进“合作”。
这“说服”与“认同”，可以算是古典修辞学与现代修辞学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2.各种话语形式的背后皆有其动机。
一切话语( 包括科学术语) 都带有“说服动机”，亦即都具有修辞性。
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了现实。
3.伯克提出了“不协调而导致的视角”的观点，提供了一种解构主义方法论。
该方法指，通过把两个看起来矛盾对立的术语放置到一起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引向一个真理。
也就是“一种通过两种方式同时看事物的方法。”
采用这样的新观察视角，可以对社会某些方面进行再考察，从而发现以前未能发现的东西。
这和后来的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伯克认为，任何符号的使用只不过是一个视角与另外一个视角之间的竞争，其目的在于使自身被人们当作现实来接受。
根据这个观点，人们习以为常的“真理”换用另一个视角来看就可能不是真理了。
真理和知识是象征行为（修辞）建构的结果。
如果按照修辞学统一的认知，语言就是修辞，语言就是象征的一种，那么，上面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
真理和知识是话语建构的结果。
伯克的观点告诉人们，现实、真理、知识都是可以通过话语建构的，对现实以及所谓的“真理”都要敢于质疑。
他的解构哲学观比德里达早了几十年。
当然，如果你已经和坤鹏论一起了解过古希腊的智者派、尼采，这个观点也就显得不那么新鲜了，它不过是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尼采的视角主义延展。
它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说的：“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存在的事物以人为尺度，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尺度”，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标准，只相信自己能够认识到的，因此，出现矛盾时很难说谁对谁错。
尼采在其《道德谱系》中就曾明确指出：“所有所见本质上都是视角的，所有所知也是一样……对于所给情景越多不同的视角，就会对其有更加完整，更加客观的概念。”
他还在《权力意志》中这样写道：“从这个窗户向外看，或从那个窗户看，我们从不同的窗户看，目的在于全面地掌握窗外的风景。”
而且，伯克也坦诚“我不得不谦虚地承认我对符号行为的观点与他（尼采）的视角关系甚密。”
后面坤鹏论还会将伯克与尼采放到一起去比较。
4.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辞屏（Terministic screen）。
伯克认为，“人们认识事物总是根据自己已有的图式以某种视角认知事物”，并赋予一定意义（就像一张黑白图，盯住黑白两个区域看到的图形是不一样的）。
因此，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各种背景，包括“训练出来的‘无能’”，形成了自己的“辞屏”。
任何人使用语言去反映现实，其实都是对一种对现实的“偏解”。
坤鹏论认为，所谓的“辞屏”就是每个人认知的话语显现。
5.伯克修辞理论的核心是“戏剧主义的语言哲学观”。
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 “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
伯克也认为：“整个人类行为是戏剧”，现实世界的人都是演员，人的言行举止都有象征意义。
他用“戏剧主义”来论述人类动机。
他指出，戏剧的五个基本元素是“表演/行动”、“场景/情势”、“演员/行动者”、“道具/手段”、“目的”，它们的互动构建了话语的不同动机、观点、态度、价值观等。
综上，我们可以将伯克的修辞学理论理解为：
关于人们如何用象征行动彼此互动，从而达到彼此“同一”并和谐共处的理论。
三、伯克理论对社会学的贡献
学者将现代修辞学描述为“社会学性的”，此描述的最大贡献者就是伯克。
社会学这门学科成立初心在于：人的行为既不是随意的、无规律的，也不是神秘的。
这个初心是研究导致社会秩序和混乱的动机原则的必要先决条件。
而伯克的修辞学思想显然可以为社会学的初心提供精良的“理论弹药”。
比如：他的戏剧主义哲学观为人们考虑人际互动、人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再比如：他对人的定义为社会学对社会人进行准确认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还比如：他的“同一”理论，为理解社会中的交往象征行动提供了富有阐释力的框架。
更为关键的是，伯克的理论体系具有社会学性质，其中蕴含着他对修辞促进社会协同的道德期许。
而且，不少社会学家确实从与伯克的学术交往，以及伯克的研究成果中受益匪浅。
像社会语言学就产生于戴尔·海姆斯与伯克之间富有成果的学术性交流，前者受伯克关于动机研究的启示，并按照伯克的建议去关注“社会规范”。
所以，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发表了大量论著去探讨伯克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
四、伯克理论对文学的贡献
在文学研究方面，伯克提出了文学是生活的武器，认为文学本身是有目的性的，是一种修辞，同时也是作者的自我显示。
他的不少观念颇有见地，为文学分析和欣赏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比如：他认为文学形式是对欲望的激起和满足；而语言戏剧的动作过程是污染→净化→拯救。
同时，伯克的理论对写作的研究与教学也有非常重要的启迪。
如果将写作视为一个说服、“同一”的方式，那么，作者就必须重视与读者的互动，在写作过程中，就需要设想在与读者进行交流和磋商，并就读者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前给出回应。
基于伯克的理论，写作已经不再简单是线性模式——产品即文章；也不是复现作者的认识过程。
它更是一个人际间的互动过程，一个说服读者的过程，一个作者与读者“同一”的过程。
所以，作者需要想方设法和读者在价值观、知识、认知、思维模式等方面寻找到共同点，并将其放大、贯穿于写作之中，只有如此，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同一”。
五、伯克理论对人类学的贡献
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后期，当时科学主义盛行，所以它的初心就是要效法自然科学的范式，建立一门“人的科学”。
正是在伯克的深刻影响之下，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发起了“人类学的文学转向”。
他认为，不应再将人类学家视为科学家，而是视为作家，并开创了阐释人类学学派。
格尔兹在其《文化的阐释》一书中指出，人类学以认知文化为己任，需要努力建构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学科，而非寻找逻辑公式的实证科学。
这样的视角转换意味着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式及理论方向的转向。
格尔兹曾这样写道：
“不仅人类学，而且整个社会研究，都对象征形式作用于人类生活的兴趣，有了巨大增加。
意义，这个我们曾经巴不得交给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去摆弄的难以捉摸、界定不清的虚假存在，现在又回到我学科的核心部分里来。就连马克思主义者也引用卡西尔，甚至实证主义者也引用肯尼思·伯克。”
接下来，坤鹏论会对伯克的重要思想进行一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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