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学】鹏鸣：【流放者的天空】（散文） / 开普饭

流放者的天空

文/鹏鸣

一

伊犁的春天来得迟，秋天却去得早。我们驱车行驶在伊犁河谷的山道和原野上时，满眼都是色彩斑斓的美景。除了成群结队转场的牛羊大军，草原上人烟稀少，天地显得空旷而寂寥。当地人说，要来草原玩儿，最好是五六月份，草绿油油的，花儿都开了，美得很。

春天虽好，山花烂漫，蜂蝶飞舞；草原如绿毯子，游人熙熙攘攘，但于我而言，这些太过热闹。

我喜欢伊犁的秋。

伊犁的秋天，宁静高远，干净清爽。无论是城市，还是郊野，都能感受到秋阳的温煦和秋风的清凉。伊犁河谷弥漫着一种知天命、小富即安的满足感和从容不迫的悠闲气息。

走在喀拉峻草原上，天高地远，雪峰皑皑，峡谷幽深，顿生“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情怀，很想仰天长啸，似乎在这儿不发发狂、不撒点儿野，胸中长年累月形成的块垒就难以消除。

折腾累了，躺在枯黄的草丛里，咀嚼着草棍儿凝望深邃的蓝天，专注而温情。心融化在瓦蓝瓦蓝的晴空里，飘飘荡荡，不知所踪。

朋友从越野车后备箱拿来西瓜，扑哧一刀切开，皮薄多汁，又沙又甜。我们坐在山石上，吹着浩浩长风，吃一口西瓜，咬一口酥馕，别有一番味道。

初秋时来伊犁，转眼一个月过去，已近深秋。

伊犁的山美，水美，真的是水远山长看不足。

伊犁既有江南水乡的细雨蒙蒙，又有西北边塞的雄奇壮丽；既有桃红柳绿的妩媚，又有雪域高原的冷峻。这是一片传奇而又神秘的土地，吸引着各地的游客纵马驰骋、访古探幽。

谁能想到，两百多年前，伊犁是清朝“待罪”官员望而生畏的流放地！

流放是中国古代一种司空见惯的政治现象，数千年来，形成了独特的流放文化。这种文化阴暗、冷酷、残忍，像钝刀子杀人般令人绝望，它深深伤害着知识分子乃至正直官吏的身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沉积于最深层、最不愿提及的另类文化。

中国的刑律很多，流放被统治者自诩为较仁慈的刑罚。酷爱制造“文字狱”的清廷谓之曰“不忍刑杀，流之远方”，以体现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唐朝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流放对于政客文人的伤害也是难以估量的。名相杨炎被流放崖州时悲叹：“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文学家韩愈被贬官流放潮州，过秦岭时留下脍炙人口的七言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遭受流放的官员多是能吏，杀之可惜，重罚方能显示君威。为了使官吏听话，俯首帖耳，闻者足戒，统治者用流放这种重刑威慑“犯谏不怠”者。朝廷选择流放地时绞尽脑汁、煞费苦心，西北绝域、西南烟瘴、东北苦寒之地以及偏远海岛都曾成为流放地。

清代流放承袭明代，在《大明律》基础上，修成《大清律集解附例》，并有所创新。清初，统治者立足未稳，为严厉打击士人的反抗、敌意和不满，借助科场案、文字狱等手段，痛下狠手，不断对士人进行压制和迫害，妄图打断他们的脊梁，使之成为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奴才。

如科场案中吴兆骞等人、《明史》案庄氏一族、哭庙案金圣叹族人和《南山集》案吕氏一族等，全族流徙东北那片苦寒之地，一次多达数百人。肉体上的折磨欺凌和精神上的蔑视羞辱，使流放路途显得遥远而艰难，可谓生不如死，即便能走到流放地，能否活下去也是未知数。

在中原人士和江南人眼里，东北是未经开发、野兽出没的蛮荒之地，难以生存，故此他们心存畏惧。尤其是令人胆寒的流放地——宁古塔，更成为地狱的代名词。《吉林通志》载：“是时宁古塔，人迹罕到。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嗥，行者或踣其间，或僵马上。”

近年来，我们在看清宫戏时经常能听到皇帝怒不可遏地说，将其发往宁古塔，永世不得入关。被流放者闻言，身体抖似筛糠，面如死灰。即便如此，也要叩谢皇恩浩荡。

在整个清代，发遣与流刑、充军、迁徙一起构成完整的流放体系。

从顺治年间开始，宁古塔便成了清廷流放人员的接收地。

清中期，乾隆先后平定准噶尔部及南疆之乱，新疆重归统一，接着设立伊犁将军府。于是，伊犁便成了清朝历代皇帝惩治冒犯或失职属下臣工首选流放之地，目的是严惩“罪臣”，使其备受折磨。发配新疆的著名流人有纪晓岚、邓廷桢、林则徐、洪亮吉、祁韵士、徐松、张荫桓、裴景福、刘鹗、温世霖等。

在这群流人中声名最为显赫的是纪晓岚和林则徐。一个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学士，一个是大义凛然、虎门销烟的钦差大臣。不管你以前有多么显贵，一旦成为流放人员，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上，都要谦卑谨慎，夹起尾巴做人。

与流放苦寒之地——宁古塔相比，发配新疆伊犁的流犯处境相对好很多，起码不会在半道被虎狼恶兽吃掉，也不会饥寒交迫死于路上。历任伊犁将军对流犯相对宽容，没有刁难羞辱他们，甚至还为他们撑起了一片晴空。

二

流犯从皇城“效力赎罪”前往伊犁，路途实在太遥远了，真可谓“八千里路云和月”。一路上风餐露宿，缺医少药，生死未卜。

在古代，离开阳关就意味着进入穷荒绝域、千里戈壁无人烟的“鬼门关”。唐人王维在渭河北岸置酒送好友元二出使西域，感叹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一杯斟满情义的送别酒，更是一杯慷慨悲凉的壮行酒！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今生或许再难重逢喝酒了。

流犯都是重罪，生存处境堪忧，能活着过了阳关就是奇迹！

千辛万苦进入新疆境内，天山北麓便是流放者西戍东归的主要路线。东起巴里坤，其间经过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乌苏、精河，最后抵达伊犁。

说起巴里坤，还真是有缘。20多年前，我去巴里坤县参加过一个笔会。巴里坤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日的辉煌烟消云散，小城凋敝衰败，文化古迹屈指可数。当地文化局的朋友遗憾地说，史书记载，巴里坤商贾云集，香火鼎盛，有各种宗教寺庙80多座。可惜“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寺庙被拆得七零八落，只剩些残垣断壁！夕阳西下，我们默默地走在小城的街道上，心情沉重。

从巴里坤到伊犁，2000多里地，流人要么徒步，要么坐马车，走在“平沙莽莽黄入天”的戈壁荒漠上，顶着“随风满地石乱走”的狂风，在自然环境异常恶劣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还要遭受无端的虐待辱骂，能活着到达伊犁真要感谢老天保佑！

曾有驴友开车自驾游，从巴里坤县城到伊犁，走的是平坦的国道和一级高速公路，行程1165公里，耗时21个小时，累得腰酸背痛。想想流放者的非人境遇，真是感慨良多。流人中当然不乏作奸犯科者，也有为非作歹、杀人越货之徒，但很多是国之栋梁、民族之精英，因不合上意、触怒权贵或是无辜被冤案牵连，遭此厄运，满肚子冤屈和愤懑，无处倾诉。

在流放途中，伺机脱逃现象频繁发生。清政府对逃亡人犯毫不手软，乾隆二十六年（1761）就曾下旨：“嗣后凡有发遣巴里坤等处逃犯，经原籍及路过省分盘获者，一经移讯明确，即由各省督抚，自行奏闻，于拿获处所，正法示众。”

路途遥远，长夜漫漫，流人逐步适应了这种生活。他们或许暗自庆幸，比起人头落地或是株连九族的同僚，他们算得上幸运了。以前，他们在小桥流水的江南，闲暇之余吟诗作赋，著书立说。到了漠北西域，江南士子见到的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见到的是“今夜未知何处宿，大漠千里绝人烟”，他们被西域的雄奇荒凉震撼了，眼界大开，悲苦僵死的心复苏了，诗情如地泉喷涌而出，留下大量吟咏西域自然风光的诗文。如清代著名经学家、诗人洪吉亮第一眼看见天山，就被其巍峨雄伟、高耸云端的气势所折服，吟唱道：“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

著名学者、宝泉局监督祁韵士因宝泉局亏铜案受牵连与五位同僚发遣伊犁当差，路过果子沟时，他在诗中惊叹道：“万峰高耸与天齐，碧涧萦回九曲溪。七十二桥行未了，流泉已逐夕阳西。”

流放官吏文人一路备受煎熬，由最初的惶恐不安、担惊受怕到伤心绝望、悲苦哀叹，再到听天由命、随遇而安，他们的心沉静下来，在颠簸的路途中思索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他们饱读诗书，忍不住要吟诗，忍不住要咏志，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像血液一样，在他们的血管里汩汩流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们就会吟诗作文。

在流放伊犁的犯人中，站着一个个头不高、文弱清瘦的人，他刚正不阿，一身浩然正气，是清代顶天立地、标杆式的奇男子。

他就像漆黑不见五指、沉沦颓废暗夜中耀眼的启明星，给看不见一点儿希望的清廷带来一丝微弱的光明。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

林则徐在发配充军伊犁的前夜，忧心如焚的不是自己的小家，而是寡恩失义的朝廷。他约来昔日的同僚魏源，与他秉烛夜谈，将自己未编纂完成的《四洲志》等资料交给他，叮嘱他完成“放眼看世界”的奇书，以启发国人落后蒙昧的心智。

这是一项孤独寂寞、无人看好和喝彩的工作。魏源在林则徐踏上漫漫流放征途之时，开始动手翻译搜集资料。他冒着被办罪的风险，克服千难万难，历时11年，不负林则徐的重托，终于完成了《海国图志》一书。这部书的核心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系统透彻地阐述了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为这部书作序的是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兴之臣”左宗棠。这本书出版后备受冷落，数年来竟没销售出多少部。

没想到此书流落到日本后，立刻被有识之士奉为治国安邦的宝典，在民间形成抢购热潮。《海国图志》为封闭落后的岛国开启了一扇门窗，点亮了一盏明灯，他们从这本书里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先进思想和文化。日本著名思想家横井小楠不无感慨地说，日本近代对外开放的思想，首先来自于《海国图志》的支撑。

30年后，读着《海国图志》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将清政府的北洋水师打得全军覆没，尔后是割地赔款。

曾担任过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来华访问时，清朝官员谦卑地向他求教富国强兵之道。伊藤博文直言不讳地说，富国强兵之道尽在魏源所著《海国图志》一书中。

一言兴邦，一书兴国。

清朝弃之如敝屣，敌国视为圭臬，两国的命运竟由此发生惊天逆转！

不知九泉之下的林则徐会作何感想！

三

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资质平庸、窝囊憋气的道光皇帝迁怒于林则徐，将他“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时年56岁的林则徐走到西安时心力交瘁大病不起，幸亏妻儿一路相随，昼夜侍候，调理休养了两个多月，才再次踏上流放戍途。

公道自在人心。

虽然官场是最典型的名利场，不乏尔虞我诈和猥琐势利之徒，每天都轮番上演着人情冷漠、世态炎凉的情景剧，但只要道义还在，公理还在，潜伏在官员内心深处判断是非曲直的价值观便会流露出来。

陕西当地官员对林则徐的境遇虽不敢妄议，却深表同情，30余位满汉各级官员破天荒地将押送林则徐的马车礼送至郊外，林则徐感动地与众人拱手而别。一干人等遥望着马车远去，才叹息着打道回府。

林则徐的妻子郑淑卿体弱多病，分别在即，她握住丈夫的手依依难舍，哽咽不能语。林则徐强颜欢笑，当场吟唱道：

力微任重久神疲，

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

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

试吟断送老头皮！

年过半百、黄土埋半截的人了，应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却要遭受绝域大漠流放之苦，自此天各一方，谁的心里都不好受。多方抚慰妻子后，林则徐让大儿子留下好生伺候母亲，带着另外两个儿子继续西行。

流犯林则徐父子三人到了西北重镇兰州，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款待。西北人彪悍尚武，多是恩怨分明的热血男儿，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尚情怀和英勇抵御外辱的气魄胆识使文武官员敬佩不已，他们不顾禁忌轮番宴请林则徐，听其西洋见闻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宏论，眼界大开，忧患意识倍增。

林则徐父子在兰州盘桓了10日，继续沿着河西走廊前进。

两千多年前，一代天骄乌孙首领猎骄靡率兵由河西走廊长途奔袭，击溃了栖居在伊犁河流域的强大部族大月氏，建立乌孙国，与大汉联姻结盟，成就了一番霸业。林则徐被流放的目的地——伊犁，便是猎骄靡建功立业的地方，他以“待罪之身”是苟延残喘，还是奋发有为呢？

冥冥之中，上天自有安排。

林则徐坐马车来到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它雄踞万里长城西端终点，峭立嘉峪山之麓，巍峨宏伟、气势磅礴，是古代万里长城防线上的重要军事要塞、河西第一隘口，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必经关隘。

林则徐他们的马车刚一过关，斑驳沉重的城门便吱吱嘎嘎地关上。林则徐回头望着已紧闭的城门，不禁感慨万千，顿生悲怆。他似乎觉得退路已经断了，生死两茫茫，满怀悲凉地吟道：

一骑才过即闭关，

中原回首泪痕潸。

弃孺人去谁能识？

投笔功成老亦还。

夺得胭脂颜色澹，

唱残杨柳鬓毛斑。

我来别有征途感，

不为衰龄盼赐环。

马车在荒凉的戈壁上不紧不慢地前行，林则徐坐在颠簸摇晃的车上闭目冥思。

往西是越走越荒凉，越走越寒冷。玉门关外是赤地千里，荒漠连天，气候干燥寒冷。林则徐进入新疆境内时，塞外已是冰天雪地的严冬。作为一个出生在福建的南方人，林则徐哪里经历过这样恶劣残酷的自然环境。

沿途人烟稀少，到处是荒漠戈壁，遇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情况，只能夜宿马车上。戈壁滩上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路可走，林则徐的马车只能硬碰硬地在满地乱石上颠簸前行，车轮碾压乱石的声音令人心悸。有时大雪封路，林则徐的马车常常陷进雪坑冰窟，惊马狂嘶。他有两首诗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沙砾当途太不平，劳薪顽铁日交争。车箱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经过近10个月的长途跋涉，林则徐父子三人于1842年12月10日到达惠远城。伊犁河谷的冬天实在难熬，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几场大雪就能将惠远城覆盖，积雪有时厚达一米多深。

先期流放到伊犁的原两广总督邓廷桢老早就在惠远城外迎接林则徐了，两人相见执手无语，老泪纵横。想当年，他们在广东意气风发、同仇敌忾，一起虎门销烟，抗击英军入侵；没想到，如今都成了“天涯沦落人”，先后发配流放到伊犁，面容枯槁，憔悴如斯，情何以堪！

邓廷桢事先为林则徐租了两间土房，放下行装稍事休息，林则徐立刻前往伊犁将军府拜会伊犁将军布彦泰。

能当上新疆最高行政长官的人，都深得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发配流放伊犁效力之人，多是不招朝廷待见、皇帝瞅着不喜欢的人，若非另类便是异数。伊犁将军要替皇帝出气，严加监管“犯官”或者废员，监视他们的一言一行，“饿其体肤，劳其筋骨”，不能有怜悯和同情之心。

林则徐忐忑不安地拜见布彦泰，受到礼遇和热情款待。第二天，布彦泰派人送去米面、牛羊、鸡鸭等物给林则徐，还亲自登门拜访，给这位“体气衰败”被朝廷抛弃的“逐臣”生活上以诸多照顾，使林则徐深感宽慰。他在给夫人的家书中称赞布彦泰“人材儒雅，公事亦甚明练”。

布彦泰不仅敬重、照顾林则徐，还委他以实务——执掌粮饷处事，这种优遇给林则徐在新疆有所建树提供了方便，为其施展才干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使其造福于社稷和黎庶。布彦泰为人豁达，心胸开阔，他善待遣戍到伊犁“效力赎罪”的废员，为他们提供各种机会，用其所长，将功折罪，向朝廷保奏他们在戍所的政绩，以便他们能早日返回内陆。

布彦泰对流犯的态度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称“布帅彦泰与林则徐‘太亲’，且逢人诋毁布彦泰。林则徐听闻后，为布彦泰担忧的同时，对此严加痛斥“凡彼之言，皆由私念”“此即向有仇隙之人，亦当改而感谢”。

伊犁将军善待流犯废员并非孤例，已成为一种风气。

据考证，伊犁将军对流犯宽宥优待是有传承的。因为新疆极度缺乏各类人才，伊犁将军府需要仰仗有才能的流犯或是废员才能更好地运转。因此，他们相互倚重，惺惺相惜，组成了一个难得的和谐社会。他们群策群力，无私奉献，为当地的军事、农业、水利、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伊犁将军中不乏颇有建树者，如首任将军明瑞悉心规划伊犁地区屯田、守卡巡边事务；阿桂两次出任伊犁将军，是伊犁屯垦的创始人；舒赫德妥善安置了从伏尔加河东归的土尔扈特与和硕特部；松筠两次出任伊犁将军，开辟满营旗屯，重用流放官员祁韵士、徐松等人，编纂传世志书《西陲总统事略》《西域水道记》等重要史籍；长龄督师平定张格尔之乱；布彦泰亲率军队巡边，驱逐浩罕入侵军队，善待林则徐，开创伊犁和南疆开荒屯田新局面……

四

惠远城成为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之后，朝廷从全国各地和新疆境内大规模调兵移民到伊犁河谷，惠远城颇似“风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的小江南。

伊犁业已取代宁古塔成为流放重地，仅乾隆末年，就有遣犯三四千人，流放官员达数百人之多，从封疆大吏到主簿县尉，三六九等无所不有。他们扎堆而居，在惠远城及其周边，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产生了与当地习俗相融合的流放文化。

道光皇帝的爹嘉庆（颙琰）脾气很大，动辄就流放官员，与他当太子那会儿的“温良恭俭让”形成鲜明比照。

有人分析说，颙琰他爹乾隆好大喜功，贪恋皇权，在位60年，迟迟不肯传位，颙琰没辙，只得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处事做人。嘉庆亲政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摆脱乾隆的影响，立腕儿扬威，狠狠出一口恶气，瞅谁不顺眼就收拾谁。

嘉庆皇帝在位20多年，没有啥大作为，他干得最起劲的事情就是跟臣僚置气，接二连三地流放“犯上”的官员，流犯中有三位大名鼎鼎的文化人，他们个人虽遭遇了大不幸，却为伊犁留下雄奇瑰丽的诗篇和弥足珍贵的边疆史地专著。

第一个隆重出场的是名满天下的乾嘉学派学者、当朝翰林洪亮吉。他因上书言事，惹得嘉庆龙颜震怒，下旨将其逮捕入狱。三堂会审后判决洪亮吉“大不敬”，“拟斩立决”，就等嘉庆发话后开刀问斩。

案发突然，亲友闻讯，无不目瞪口呆，悲悲戚戚地与他诀别。江南才子洪吉亮自知凶多吉少，强颜欢笑，口占诗句道：“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其狂狷豪迈之气溢于言表，与他的老乡金圣叹临刑时泰然自若吟诗能有一比。

都说江南士子文弱，他们的骨头有时比北方文人更硬！

不知为何，嘉庆皇帝突然改变主意，下谕旨：“从宽免死，改发伊犁，交伊犁将军保宁严加管束。”

抱着必死之心的洪亮吉获悉皇帝格外开恩免除自己的死罪后，心潮起伏，吟诗道：“人笑冷官罹法网，天教热血洒边尘”。唉，流放新疆伊犁虽苦，好歹捡回了一条命。

洪亮吉于嘉庆四年（1799）八月二十五日进“五千言书”，到八月二十八日踏上流放漫漫征途，短短数天内，洪亮吉的命运竟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瞠目结舌。学者杨镰在《流放之路》一文中对洪亮吉的境遇作了精彩描述，他感叹道：“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法制社会，一个重要官员三四天间就获罪并执行了判决，都是罕见的。”

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这天，很多人络绎不绝地赶到北京良乡驿，送别重罪犯洪亮吉。在京的乾嘉学派文人学者相送没啥好说的，惺惺相惜嘛！有个跟洪亮吉既不相识，也没有半点儿交情的满族官员——户部主事成格，干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不仅前来送行，还备了一份厚礼，赠送纹银300两作为洪亮吉的路费。要知道，这笔钱是他用房契抵押借来的。

前来相送的人多达数百，车马甚至阻塞了道路，可见洪亮吉人格感召力之强。这在当时是件轰动朝野之事。嘉庆皇帝是否派密探混入送行的人流中不得而知，反正他对洪亮吉的影响力深恶痛绝。

时辰已到，押送洪亮吉的马车立刻启程。离京城越远越好，免得皇帝变卦，下密旨处死洪亮吉泄愤。走走停停，洪亮吉到了保定，他听说皇上给伊犁将军保宁下达了日递800里的“廷寄”，除责令保宁对犯官洪亮吉不必手软，特别叮嘱“不许作诗，不许饮酒”。

对于文人而言，不饮酒、不作诗活着还有啥乐趣？

洪亮吉坐在颠簸的马车里百无聊赖、闷闷不乐，靠看些闲书消磨时光。他从京都出发到嘉峪关，走了三个多月；自初秋到寒冬，“月寒日暖来煎人寿”，洪亮吉一路上警告自己，不感叹，不作诗。

与林则徐相仿，洪亮吉一走出嘉峪关，顿觉视野开阔，满目苍凉，真应了那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洪亮吉喜欢奇山异水，嘉峪关以西“天苍苍，野茫茫”一眼望不到边的千里戈壁滩，使他大为震撼，忘了禁忌，脱口吟道：“惟余日月同中土，不觉鸿蒙是昔时”。

洪亮吉的诗情就像火山爆发天地摇、黄河决堤浪滔滔，一发而不可收，他的诗越写越多，越写越好，像《安西道中》《天山歌》《松树塘万松歌》《伊犁纪事诗》42首、《自乌兰乌苏至安集海》……成了流放之路的里程碑。

押送洪亮吉的马车走了近六个月，于嘉庆五年（1800）二月十日抵达伊犁首府惠远城。伊犁将军保宁升堂坐帐，面沉似水，神色冷峻，想亲眼看看惹得嘉庆皇帝“龙颜大怒”的洪亮吉是何等尊容。

据时人描述，洪亮吉身材高大，微微发胖，器宇轩昂，言谈举止不卑不亢。他为人豁达，喜欢开玩笑，常以李白自拟。保宁板着面孔公事公办，没有特别难为洪亮吉，安排他在伊犁将军府当差听用。

伊犁将军保宁拨给洪亮吉一处环境优美、荒废闲置的宅院居住。听说这座宅院每到深夜就闹鬼，路人闻之色变，人称“鬼宅”。洪亮吉既来之则安之，他哂然一笑，心中无鬼，何惧鬼哉！

一个偶然的机会，洪亮吉在伊犁将军府看到保宁给嘉庆的密折底稿，保宁在密折中说，愿意为皇上出气，找个碴儿杀了“大不敬”的洪亮吉。伊犁将军位高权重，杀一个流犯跟蹍死一只蚂蚁那般容易。好在嘉庆皇帝冷静下来，批复说，洪亮吉是个迂庸之流，不必与其计较。

洪亮吉虽胆识过人，并不畏死，但看了密折还是不寒而栗。很多犯官的流放期限不是三年就是五载，流放洪亮吉却没有归期，难道皇帝是想让他老死在异域他乡？洪亮吉一想到此就黯然神伤。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洪亮吉想开了，他寄情山水，饮酒作诗，抗旨不遵，将“不许作诗，不许饮酒”的上谕抛在脑后。《伊犁纪事诗》42首，是他在伊犁生活的实录。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洪亮吉在伊犁生活尚不足百日，深居紫禁城的嘉庆皇帝竟然惦念起他来。嘉庆在一次朝会上说：“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的确，自洪亮吉因言获罪，朝堂之上，噤若寒蝉，无人再敢谏言，全是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之语，嘉庆听得腻烦，颇觉乏味。他当场传谕伊犁将军，释还洪亮吉回原籍。

传送谕旨的使者在路上走了近一个月。嘉庆五年五月三日，洪亮吉在伊犁将军府叩首谢恩，当即收拾行囊踏上还乡之路。在清朝流放新疆伊犁的犯人当中，洪亮吉是刑期最短的一个，他屡创奇迹。

听说洪亮吉启程返乡，惠远城附近的流犯不约而同赶来欢送，人数多达上千。洪亮吉被这盛大的场面吓坏了，害怕遭人诽谤落下口实，授人以柄，于是苦苦哀求，拱手相劝，要大家别兴师动众送行。

谁都想见证奇迹，没人肯听洪亮吉的劝告。流犯们心态各异，有羡慕嫉妒恨的，也有真心替洪亮吉高兴的。有人触景生情思念家乡亲人眼含泪水，有人时哭时笑疯疯癫癫，有人拉着洪亮吉嘱咐再三，自巡抚到小吏，无不动容失态。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能活着返回原籍，是流犯朝思暮想的期盼！

洪亮吉回到家乡后，又活了10年，享年64岁。他将一生的著作结集为260余卷。洪亮吉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流放之路和他写下的流放诗。

五

紧随洪亮吉被嘉庆皇帝流放伊犁的是国史馆纂修官、宝泉局监督祁韵士。

祁韵士在嘉庆九年（1804）因宝泉局亏铜案遭人诬告被捕下狱。嘉庆平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受贿之辈，闻奏后拍案大怒，下旨将宝泉局历任监督法办入狱，皆定为死罪，祁韵士位列其中。

祁韵士是个勤于钻研学问的书呆子，尽管他品级不高，但他的学识和品德却是有目共睹，很多朝臣甚为钦佩。数十年来，历届前任造成巨额亏空，拉着刚上任的祁韵士陪绑问斩，既不公又冤屈。于是，一些朝臣向嘉庆奏请免除祁韵士的死罪。嘉庆饱读儒家典籍，不是糊涂蛋，明白其中必有冤情，旨意已下，金口玉言，岂能收回？祁韵士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着其遣戍伊犁三年。

对于文化人而言，自幼点灯熬夜，闻鸡晨读，头悬梁锥刺股，为的就是报效国家，光耀门楣。流放对文化人精神世界的摧残是巨大的，世情的冷漠，亲友的白眼，理想的幻灭，足以使他们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瞬间就能吹灭微弱的生命烛光。

祁韵士接听圣旨的那一刻，又喜又悲。

踏上流放之路那日起，祁韵士一改“不好为诗”的习惯，西北雄浑壮丽的自然风光使他摆脱了书斋学究气，成为“无日不作诗”的诗人。

他在《万里行程记》篇首写道：“西戍之役，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师启行，阅时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时经一百七十余日，路经一万七百余里，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磺，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每憩息旅舍，随手疏记，投行箧中，时日既久，积累遂多，亦自不置记忆矣。抵戍后，暇日无事，或愁风苦雨，独坐无聊，偶拣零缣碎片，集而省阅，以寄情怀；略加编辗，遂尔成篇。”字里行间，哪有一点发配之人的愁绪伤感，全然是一个专家学者的勤奋与刻苦。

祁韵士一进入新疆，处处感到新奇。他在鄯善连木沁见到坎儿井，就写道：“石罅中突吐一泉，稍北又有一溪从深林内涌出，汇合桥畔，淙淙振响，上有万柳阴云为之庇幂，炎天酷热，顿极清凉。时看人头嗥嗥，妇子嬉嬉，饮马捣衣，往来不绝，别有天地。”

来到乌鲁木齐，他写道：“在北路为第一富庶之区，廛舍稠密，炊烟四起，沙山林树，一望苍茫，形势扼要，一大都会也。”

他描绘风景如画的赛里木湖：“青蓝深浅层出，波平似镜，天光山色，倒映其中。倏忽万变，莫可名状。时有鸳鸯白雁往来游泳，如海鸥无心，见人不畏，极可观也。”

祁韵士到了喀什河谷的围场，赞叹不已，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

肄武疆场重合围，

角弓风劲令旗辉。

三千组练如云锦，

远向狼山射猎归。

因为唐朝曾在伊犁以西设置过濛池都护府，所以，祁韵士就将他的流放诗集命名为《濛池行稿》。

祁韵士幸甚，遇见伊犁将军松筠。

伊犁人幸甚，有松筠坐镇，造福一方。

伊犁将军松筠虽为一介武夫，但他对文人学者尤为尊重。他廉直坦易，施惠于贫民，名满海内，治边功绩卓著。松筠极为重视边疆文化，积极支持边疆史志的编纂。

为了照顾祁韵士，松筠将其“派充印房章京”。这项工作较为轻松，使祁韵士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考察、寻访、遍阅有关史地资料，亲历伊犁山山水水，身感异乡民情风俗，从而编写出一系列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

在几年的遣戍生活中，祁韵士专心研究西域史地，完成《西陲总统事略》12卷，这是研究乾嘉时期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的一部重要志书。与此同时，他又完成《西陲要略》4卷和《西域释地》1卷，还有《西陲竹枝词》100首，吟咏新疆十六城及鸟兽虫鱼、草木果蔬、服食器用、边防部落等。

祁韵士不仅著书，而且育人。在惠远城期间，他将自己用心血积累起来的知识传授给不少年轻人，其中包括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青年。

3年后，祁韵士遣戍期满回到内陆，他在兰州的兰山书院和保定的莲池书院继续为培养年轻人而呕心沥血，成为我国史地学界的一代宗师。

松筠爱才惜才，对发配到伊犁的人，他往往把这些人放在印房行走数年，然后为他们说好话，称他们知悔改，肯出力，有建树，代他们奏请皇上，其中大多人都能得到赦免。

送走祁韵士5年后，伊犁迎来了年轻有为的著名学者徐松。他30岁时任湖南学政，负责全省的教育和科举考试，是正三品的高官。

徐松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官场上一些人嫉妒得眼睛充血，恨得咬碎牙齿，明里暗里网罗搜集他的黑材料以备不时之需。

徐松对当时开科取士的八股文章是抱着反对态度的，上任伊始便采取种种措施，试图改革考试弊病。不想，他张扬的个性得罪了当地官绅。有人借机上奏嘉庆皇帝，罗列了徐松的九大罪状，其中就有“乘轿进棂星门”“出四书题目割裂经文”这两条。

这下徐松摊上大事儿了！

嘉庆看了奏折大怒，下旨彻查徐松，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查来查去，九大罪状多为子虚乌有，但“侮慢圣贤”“试题割裂经文”这两条罪名是跑不掉的。徐松身为学政，却不能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嘉庆为此而震怒，下旨命严惩徐松，从重发落，贬往伊犁。

徐松被差役押解着走了半年多，心灰意懒地来到惠远城。一路上，他没有留下诗文，也没有流露任何蛛丝马迹冒犯“圣意”。即便到了新疆后，徐松也只是规规矩矩听候差遣，谨言慎行，不敢吟诗作文，唯恐招来杀身之祸，活得如同行尸走肉！

徐松被安置于惠远城南宣门附近的一座房舍内。为了避嫌，表示老实接受改造的决心，他给自己的住处起了一个“老芙蓉庵戍馆”的名字。

伊犁将军松筠观察了徐松一段时间后，觉得这个年轻人沉默寡言、行事稳重、胸藏锦绣，应该发挥其所长，提拔使用，给他在侧房谋个笔帖式的职位。松筠将他的想法上奏朝廷，嘉庆看后很不高兴：“殊属有意市恩，所奏不准行”，还批评松筠对待发配者“心肠软”，“总不能执法，一味姑息，是何居心”。

松筠遭到嘉庆的一番痛斥，心惊肉跳，又不忍看着徐松消沉下去，就在权力所允许的范围内起用徐松，让他编纂方志。徐松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三五年内别指望返回原籍，或许今生要老死在伊犁河畔。宦途已没有希望，唯有编纂修志，潜心研究西北史地，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著述。

松筠先让徐松做《西陲总统事略》的增补续修工作，还给他创造条件，安排他在1815年至1816年间，进行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

徐松为了回报松筠将军的知遇之恩，不辞劳苦，翻越天山南北，顶风冒雪，行程近万里，走遍草原、雪山、流水、毡房、大漠。在原《西陲总统事略》12卷的基础上增补编纂成28万字，使这部书在体例上更加完备，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叙述上更加准确。

同时，徐松根据收集的资料，陆续撰写另3部西域史地著作的初稿。他还重新考订了《汉书西域传》中的古代地名沿革，写成《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

徐松在实地调查并广泛参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于1819年写出了著名的地理学专著《西域水道记》，全书共5卷，并附有水道图。《西域水道记》是徐松流放伊犁期间，花费精力最多、学术价值最高的著作，历来为史地学界所推崇，至今仍是研究新疆、伊犁史地的重要参考书。

1820年，松筠将徐松增补改编的28万字的《西陲总统事略》呈报给朝廷。这时候的皇帝已经是嘉庆的儿子道光了。道光看了这本书后龙颜大悦，他将此书赐名为《钦定新疆识略》，并且亲自写序，付武英殿刊行。

徐松在新疆伊犁苦熬了近10个春秋，道光皇帝终于赦免了他。

流放到伊犁的封疆大吏、文人墨客很多，徐松虽非大名鼎鼎，但他做出的贡献却名垂史册。像徐松这样的官阶和文人，在流放者中不知有多少，但是伊犁成就了徐松经世学派地理学家的地位，使他成为领袖群伦的学坛宗师。

学者杨镰说，清代以流放新疆、充实塞防为国策。从乾隆二三十年间至1911年，新疆是中国的西伯利亚。如果没有流放生涯，纪晓岚主要就是个沉潜于“鱼虫”之学的学者；祁韵士、徐松充其量只算皓首穷经，可实际的意义在于，他们是西域史地学派中第一批走出书斋的舆地学家……有了流放，洪亮吉、林则徐、邓廷桢、张荫桓等人便不仅是失败的政治家，更是充满忧患意识的诗人。

流放对于文人及其家庭而言，是天大的不幸和灾难，对于他们的流放地——伊犁而言，又是大幸，或者说是万幸。流犯或是兴修水利、传播先进农耕技术，或是著书立说，教育当地人子弟，播下文明的种子，造福千万人。

当然，我们并不能为此而赞美流放，因为流放对人性是一种折磨，对文明是一种摧残！

我站在伊犁河大桥上，望着不舍昼夜、奔流不息的河水，默默向数百年前老死异乡的灵魂祭奠。此刻，我也是一个漂泊在外思念妻儿的异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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