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章的雄奇，以行气为第一，造句为第二，选字为第三 / 开普饭

曾国藩“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身为晚清军政大臣的他，也是近代作家、湘乡派古文的创立者。

01 文章的雄奇之道

儿子曾纪泽向曾国藩请教文章的雄奇之道。曾国藩写信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曾国藩看来，文章的雄奇以行气为第一，造句为第二，选字为第三。

然而没有选字不古雅而句子会古雅，句子不古雅而气会古雅的；也没有选字不雄奇而句子能雄奇，句子不雄奇而气能雄奇的。

所以，文章的雄奇，关键在行气，而行气又全在造句选字的功夫上。

曾国藩最喜欢古人雄奇的文章，他认为韩昌黎第一，扬子云第二。两位先辈的行气，本来为天意所传授。对于人和事的精当处，韩昌黎则是在造句方面下的功夫多，杨子云则是在选字方面下的功夫多。

曾纪泽说叙事、志、传一类文章难于行气，曾国藩认为并非这样，随后他举例进行了说明。

比如韩昌黎的《曹成王碑》、《韩许公碑》，固然属于千奇万变，是别人不能仿照的文章，即使是卢夫人的铭、女拏之志，寥寥几句的短文也一样雄奇倔强。

如果试着读这四篇文章，就会知道两大两小，每篇都极为雄奇。

曾国藩认为，儿子所作的《雪赋》，词意还是很古雅的，只是气势上不太通畅，对仗也不太工整。

两汉时期不讲究对仗，潘、陆开始用对仗，江、鲍、庾、徐则开始用工对。曾国藩建议儿子也应该从对仗上下些工夫。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儿子学问的关心。更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学问的精益求精。

同治元年的六月，曾国藩的公务一如既往的繁忙，但在闲暇之余，他依旧关心着家中弟弟们、子侄们的品行修养，甚至连写信这种微微小事都挂在心上。

对于写信，是越详细越好，还是说清楚即可，曾国藩有着自己的见解。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沅弟的来信中有一份祭文，写得极为真挚，文辞华美，似乎最近大有长进。

沅弟平时写信条理清楚却繁冗，往往在已经说过的事上，又多加几句，反让人觉得不合适。这一次一气呵成，不缺不过，可喜可贺。

以后弟弟每次动笔，不要怕写不清楚，而要怕写得太多。意思写完了，修辞充分了就停止，不要再增加了。

正所谓“不患其不明，患其太多。意尽则止，辞足则止，不必再添也。”有时多写一句，就有了画蛇添足的结果。

曾国藩教导两位弟弟写信要简洁精炼，要克服语言繁冗现象。这和当下我们所用的写作原则是一致的，我们常用“缩词减字”和“删繁就简”的方法将文章写得简洁精炼。

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藩的古文理论。

“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

从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

曾国藩创建湘乡派，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封建势力，反对民间革命，办理镇压民间的洋务，宣扬封建道德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

同时他还强调文章要应时实用，强调“经济”。他纠正了桐城派古文与现实的日益脱离、清闲的倾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正像他创办上海机器厂、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才、翻译西方科学文化书籍、选派青年学生留学西方等举措，都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