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迁：探源与传衍：近代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
德国史家兰克在近代中国史学界知名度颇高，但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绝大部分只是从外国流行的西洋史教科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类著作中转述而来，甚至是经过多重转引，引述者未必清晰了解兰克的思想脉络，人云亦云、寻章摘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直接阅读兰克原著者寥寥无几。中国史家在课堂或著作中偶尔提及兰克，并不能说明后者对前者产生如何影响，也不能说明前者一定对后者有实质性的认识。兰克对中国近代史学有影响，但两者关系是间接的，没有实质性的联络，其中西方史学史、史学方法著作起到中介作用，他的史义被抛弃，史法被保留，并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相接榫，在中国史学界大行其“法”。
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员。
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被誉为“历史科学之父”，不仅对欧美近代史学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波及远东的日本和中国。关于兰克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关系，几乎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论著都会涉及，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问题已圆满解决。其一，中文世界有哪些与兰克有关的文献，先行研究大多未充分发掘，翻来覆去，所举例证不外傅斯年、陈寅恪、姚从吾等少数史家，且所提供的证据非常薄弱。其二，某人论著中论及兰克，或引用兰克某句话，便谓某人受兰克影响，或某位史家重视档案史料，便判断继承了兰克学风，诸如此类不靠谱的论证，在先行研究中颇为常见。其三，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是直接阅读兰克著作后形成，还是通过二手著作，或仅是东抄西拼，先行研究似缺乏探源意识，一概用于说明兰克在中国接受的证据。本文拟以近代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作为分析对象，一方面追溯中文世界兰克知识的本源，另一方面尝试重建兰克论述辗转传衍的知识链，藉此呈现兰克知识在中国史学界的实况，从而对兰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近代史学提供一个参照。
五四前后，中国史学发展进入学院化、专业化、职业化之途，对史学研究法“有一种十分诚切的要求”，而兰克又是在西方提倡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者，故中国史学界对兰克著作自然欢迎，规模略大的一些高校图书馆多购藏有若干种兰克著作。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门设有特别讲演，“以一书为范围者，如《尚书》《周官》《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通志》、海罗多之《希腊史》、泰奇都之《罗马史》、基左之《法国文明史》、兰克之《德国史》《英国史》《法国史》等是”。1928年至1934年武大图书馆西文目录中兰克著作有四种：英译本《教皇史》（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during the last fourcenturies, 1927）、德文本《教皇史》（Die Römischen Päpstein den letzten vier Jahrhunderten, 1923）、英译本《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1494—1514, 1909）、德文本《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1924）。1937年毛子水为北大史学系所拟欲购书目，多属兰克一派的史学作品，除了Ranke’s Historical Works，关于史学史、史学方法、历史哲学类书籍，列举Bury’s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Langlois and Seignobos’s Introduction，Bernheim’s Lehrbuch，Acton’s Lectures and Historical Essays，Bury’s Idea of Progress，Teggart’s Theory of history，Vincent’s Historical Research。国内学者有条件接触到部分兰克著作，当不成问题。此外，兰克著作很多有英译本，中国高校史学系师生通英文者多，语言上的障碍并不大。然而，有书是一回事，中国学者是否有欲望阅读则为另一回事。民国时期有些大学史学系常开设西洋史学名著选读课程，事实上极少选读兰克作品。
中国史家论兰克却不读兰克著作，产生这一吊诡现象的原因或有数端：其一，彼时中国史学界讲得最多的是方法论知识，对西方科学的史学方法尤为着迷，但兰克并无系统的方法论著作，他的方法大多融入于作品中，对中国学者而言，与其直接读兰克著作，不如读那些已概括兰克治史方法的教科书，更切合实用。其二，兰克所处理的议题大多集中在16至17世纪欧洲历史，少部分涉及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一般中国史家对此相对陌生，减弱了阅读的兴趣。其三，兰克的史学理论带有神秘主义的宗教色彩，与20世纪国际史学发展潮流相悖，一般中国读者缺乏宗教背景，对此难以共鸣，也不易理解。其四，兰克对中国并不友好，他把中国排斥在世界史之外，或许也影响中国读者的阅读积极性。1920年代以来，中国史家普遍推崇兰克，时常援引兰克若何云云，但这并不表示引用者是直接取自兰克原著，事实上绝大多数为假借二手著作乃至三手、四手作品而已。兰克历史著作长期没有中译本这一现象，颇能佐证中国史家对兰克著作虽敬却远之的实况，不如对一般西方史学方法、史学史著作有阅读热情。
民国时期高校历史系一般都将史学方法列为必修课，若采用外人写的教材，通常选德国伯伦汉（E.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著作、法国Ch. V. Langlois 和 Ch. 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1898）、美国傅舲（F.M. Fling）《历史研究法》（The Writing of History，1920）。这些教材均论及兰克，且在中国史学界非常流行，但它们对传播兰克的作用不尽相同。伯伦汉和傅舲积极称道兰克，高度肯定他在方法学上的地位，谓“实有创辟新纪之意义”。伯伦汉将兰克的名言“它只想呈现，过去原本是如何”（erwill blos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从史料考证技术的方法学层面论述，意指“如何乃能实事求是的研究之”，以此说明兰克的客观取向，而略过他旨在表达对欧洲近世史脉络的基本看法（Ansicht），忽视了兰克的宗教关怀，成为此后世界各国史家引用此句的权威说法。傅舲深受伯伦汉的影响，他的《历史研究法》不啻伯伦汉作品的一个缩略本，明白浅显，专为初学者，在中国史学界甚为流行，1930年代先后出版两种中译本，民国有些大学取为教材使用。傅舲与伯伦汉同样看重兰克的史料批判，称“兰克的作品是少年史家的模范”，“少年史家为补充他的方法的原理的研究，除了仔细研究兰克此等文集以外，再也寻不到更好的方法了”。傅舲所见之兰克，与伯伦汉完全一致，只有史法而无史义。当然，这种片面的解读不能完全归咎于后来者，兰克在实作课上确实多讲史法少及史义。
法人所著《史学原论》一书通常被视为代表兰克方法（Ranke’s method）的作品，但反讽的是，与伯伦汉、傅舲对兰克予以正面论述不同，兰克在《史学原论》仅出现三处：其一英译本第140页，指出包括兰克在内的那些最著名史家的作品，在方法上也是有缺陷的。其二英译本第222页，注释一引用兰克名言“Iwish to state how that really was”（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为了说明史学家努力把那些事实想象得和他有可能个人观察到的一样所添加的注释。其三英译本第286页，作者认为兰克是黑格尔主义者（Hegelianism），“披着世俗外衣的古老的神学终极因理论（theold theological theory of final causes）”，这种理论假设某种致力于引导人类朝向对其有利方向前进的神意是存在的。Introduction认为这种假设并不科学，“因为历史事实的观察结果并不表明事情总是以最理性的或者对人们最有利的方式发生”。兰克被置于非常次要、极不醒目的位置，即使在这些吉光片羽文字中呈现的亦多为负面评价。作者不仅批评兰克治史方法存在缺憾，也质疑兰克唯心主义观念论的科学性。兰克的名言“wiees eigentlich gewesen”，在作者看来，太过理想化，忽视了史家主观想象的成分。在《史学原论》极为有限的论述中，读者很难对兰克产生印象，如果有印象，主要在观念论，而不是方法学。《史学原论》完全排斥玄想式思想，有意与兰克拉开距离，甚至淡化兰克在方法学领域的贡献，与作者将兰克定位在黑格尔主义者有关。不过，《史学原论》仍可看作是尼布尔（B.G. Niebuhr）、兰克以来史料考证传统中的作品。
以上三种西人史学研究法著作在中国史学界颇为流行，中国史家讲史法常以之作为根据，由此影响了他们对兰克的认知。自称“中国的兰克学派”的傅斯年，1929年开始在北大史学系讲“史学方法论”，对伯伦汉《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20）颇为熟悉，他对兰克的认识没有超出伯伦汉。傅氏一生讲到兰克次数并不多，1943年12月他为《史料与史学》撰写发刊词，说明该刊之所以命名“史料与史学”的深意：
在傅氏眼中，兰克是司马光、钱大昕一类的史家，“纯就史料以探史实”，除此无他，当是受了伯伦汉所塑造兰克形象的先入影响。傅氏的史学思想与法人所著《史学原论》极为契合，但他似有意或无意忽略了该书对兰克“史义”的批评，说明他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塑造了另一个兰克，而这个兰克恰恰是兰克本人所摒弃的，兰克本人是定然不能接受后人对他的通常论述的。
同样，接着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讲史学方法论的姚从吾，主要研读二手著作，如伯伦汉作品、古奇（G.P. Gooch）《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M. Ritter《历史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Hans.F. Helmolt《兰克生平与贡献》（Leopold Ranke’s Leben und Wirken）、傅埃特（EduardFueter）《近代史学史》（Geschichte derneueren Historiographie）等，获知兰克史学。他转引柏林大学近代史教授R.Sternfeld的看法，强调兰克《近代史家批判》（Zur Kritik neuererGeschichtsschreiber）的特殊地位，“自此文出世，近代史学研究的新基础方正式确立”，“wiees eigentlich gewesen”主张，“简单说，即是赤裸裸的记述往情，不加任何藻饰，仔细研究各个史事，不知道的存疑，切戒加以臆造，与杂以浮辞。再由各个史事的联贯中，了解他们相互的关系”。同时，姚氏通过傅埃特著作，看到了观念论的兰克，“栾克是近代特出的历史家，注重记述事实以外兼重历史理论，他的历史观是承袭德国正统派哲学观念主义的见解的，无形中在德国史学界建立一种观念论的历史观”，“根据康德、斐希特、黑格尔诸家的历史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著史讲说，传诸门徒，和门徒的门徒；辗转皈依，因而观念论派的历史观，即弥漫于德国的史学界”。他在北大讲历史研究法对此尚有说明。不过，他在课堂中彰显更多的是“科学派”兰克，“观念论”不是重点，嗣后他在台湾大学继续讲授此课略过了“观念论”。
1931年雷海宗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列举古奇、傅埃特、绍特威尔（J.T. Shotwell）三人史学史著作为参考，把尼布尔、兰克视为“专研究历史事实之真相”者。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设“史学方法”，以法人所著《史学原论》和克罗齐（Croce）《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为参考书，前者注重考据，后者注重性质。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分上篇“历史学的理论”（theory of historiography）和下篇“历史学的历史”（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既可作为史学研究法课程的参考书，也可作为西洋史学史课程参考书。克罗齐将兰克定位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史学家，专爱研究特殊事实（particularfacts）而不热衷研究理论，排斥哲学，只追求事实，与现实生活割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雷海宗为什么把兰克看成“专研究历史事实之真相”的史家。
二、西方史学史
兰克作为西方近代史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几乎所有西方史学史著作都会论及，相应的也是西方史学史课程必须重点讲授的对象。英国史家古奇的《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1913）是最流行的史学史著作，广受好评，多次再版。该书第6章专论兰克，长期主导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古奇详述兰克的生平和著述，或受伯伦汉的影响，被他所看重的部分在史实重建环节，也把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定位为“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兰克研究方法的新奇之处，在于他抓住历史写作者的性格，并查究他的资料是从哪里获得的。“wiees eigentlich gewesen”被理解成“对于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的大人物一丝不苟地加以描绘，对于各个民族作了不偏不倚的概述。他的不动感情的语调，并不是他持冷淡态度的结果。正因为他很少发表论断，所以他的论断就更有力量”。古奇在文末总结兰克的三点贡献：第一，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wie es eigentlichgewesen）；第二，建立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第三，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机会，通过以他们来同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分析权威性资料，从而创立考证的科学。
古奇所见多为兰克的资料鉴定，全然没有历史哲学，他再造了考证派形象的兰克，不仅在欧美学术界而且在中国都被广泛接受，成为解读兰克史学最流行的观点。陆懋德长期在各大学讲授史学研究法，与孔繁霱一样，推崇伯伦汉和瑟诺博司。除此二人著作外，他也广泛涉猎其他西方史学方法和史学史著作，如熟悉古奇、绍特威尔等人的论著。陆氏主要借助古奇论著了解兰克，谓“英人G.P. Gooch在其所作《史学研究篇》内，以为近世史学之新辟的正路，自德国史学家Ranke为始，并以为自Ranke始明白主张，使过去的事实与现在的感情脱离关系，并主张凡记述某时代之事迹，必须根据某时代同时代之著作。此即谓自Ranke始提出史学之正当方法。”他接受古奇的看法，强调兰克在史法的作为，是一位实事求是的考证派史家。
张贵永（致远）是孔繁霱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生，1929年毕业之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曼乃克（F.Meinecke, 1862—1954），1934年任教于中央大学史学系，讲授西洋近世史和西洋史学史、史学方法。他讲史学方法与孔繁霱一样，推崇伯伦汉与Seignobos，而西洋史学史或以古奇之书为参考。他最早向国人译介曼乃克《历史主义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1936），认为其师“直接继承十九世纪德国史家兰克（Ranke）的传统，无论在治学与著述方面，都是严于史料考释，与富有实事求是的精神”。1936年1月23日，曼乃克在兰克逝世50周年纪念会演说词附录于《历史主义的起源》，张氏全文翻译，题名《莱奥坡·封·兰克》，发表在重庆《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这是彼时中文世界论述兰克最详尽的一篇文字。1946年是兰克逝世60周年，张氏仿其师之故技，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连载长文《兰克之生平及其著述》，这是中国学者专论兰克第一文。然而，张氏所译所撰两篇兰克的长文，发表在动荡年代，地处后方，印刷质量差，在学术界没有影响。
《兰克之生平及其著述》初稿完成于张贵永获得博士学位（1933）以后的一年间，正式发表则在1946年，1952年张氏在台湾《自由中国》第7卷第12期发表《兰克的生平与著作》，除了个别文字改动，则是旧作重刊。该文是张氏的原创研究还是编译文字，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就论文架构来说，与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兰克”一章非常相似，都以时间先后逐一讨论兰克的著作。张氏与古奇结识甚早，1932年暑假他访问伦敦，会见古奇，此后两人长期保持联系。他们二人的学术兴趣一致，皆在西洋外交史和近代史学史。张在大学讲授西洋史学史，对古奇史学史著作不陌生，承认古奇是“当代对于英国、欧洲外交史最有研究的一位史学家，尤其是研究德国十九世纪的史学与史家，更具心得，给予我的影响颇多”。他所译的曼乃克关于兰克的演讲，里面对兰克的世界观、历史观包括宗教信仰在研究历史中的指导作用着墨颇多，但《兰克之生平及其著述》一文不是沿着乃师的路径，而更接近于古奇，强调兰克“wiees eigentlich gewesen”之可贵，“坚持历史的认识应该绝对自主。有人把他认为近代第一位史家，把历史纯粹由其本身的目的来追求；在他之前的学人往往具有政治、宗教及爱国的动机。真的自主的历史观是要把人和事物不加判断，只探求其客观的真相，不应对历史经过作主观与审判的企图。好多具有强烈伦理动机的人士认为在历史里有道德力量存在，足为政治家的绝对资鉴，兰克却以人与世界历史大事的客观认识为其治学的根本原则”。张氏的兰克论是对其师言说的腰斩，只发挥形而下的部分，而舍弃形而上的精神。他之所以作如此退步，或与姚从吾一样，意在积极融入中国史学界的主流。事后他谓此文为纪念傅斯年而作，完全不合实情，只是旧文重刊罢了。张氏回忆傅斯年于抗战前跟他说“史语所的研究工作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此或可信。张氏要把兰克定位在德国语文考证学派谱系中，始能为傅氏自称史语所为“中国的兰克学派”作脚注。
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前言提及的瑞士史学家傅埃特用德文撰写《近代史学史》（1911）一书，也是西方史学史一部名著，叙述16世纪人文主义到作者当代400年间的史学，以年代先后分为6卷，每卷先以“通论”介绍这个时代历史作品的共同特质，然后分国别介绍史家及其代表作品。“兰克及其学派”位于第5卷，隶属于浪漫主义思潮史学。傅埃特在“通论”述说浪漫主义历史作品从启蒙史学蜕变而出，摆脱启蒙历史作品只陈述现象具有冰冷知识的特质，开始叙述历史中的人物与生活，要把过去唤醒，赋予历史作品缤纷的色彩与人性的温情。苏格兰历史小说家司考特（W.Scott）是先驱，他热情洋溢的历史故事深深启发并引导着早年的兰克。兰克同时承续德国语文考证学的传统，从尼布尔的罗马史考证得到鼓舞。他强调兰克融合了活泼叙事与追求真实这两个渊源。傅埃特提出兰克历史作品的8个特质：（1）兰克的观念论，不是虚无缥缈的形上理论，它很具体，就是保守复辟并且反对立宪的思想。（2）兰克反民族史学，任何一个民族无法单独地构成历史的发展，民族也只有在全欧洲族群交织发展中才能看清，他是民族历史理论强力的反对者。（3）兰克以艺术手腕掌握历史，尽情地描绘不同族群习俗举止的特质。（4）兰克是历史心理学家，能够透过文献文字，穿透当事人的思绪，了解其内心中的欲求矛盾，尤其是面对他所喜爱景仰的历史人物，他最能深入其内心。（5）兰克是语文考证大师。（6）兰克史料的运用呈现片面性，几乎完全从执政者的观点叙述历史，经济、社会、宗教生活都不见于他的作品。（7）兰克是文学家，他要呈现历史的缤纷，从不否认史学需要文学的叙事技能。（8）兰克不使用分析方式显示历史现象的综错交杂，也不用定义清晰的概念规范分类史事，他完全依附于史料，以叙事掌握历史现象的大局。兰克在书中虽然被尊崇，但作者没有溢美，不讳言兰克的弱点。陈翰笙、熊遂、姚从吾、雷海宗、周谦冲、耿淡如等曾参阅过傅埃特的《近代史学史》德文本或法译本（1914），甚至有的西洋史学史课程将其列为参考书之一。傅埃特所描绘的兰克形象与伯伦汉、古奇刻板印象不同，更全面也更接近于兰克的本相，但中国史家多接受伯伦汉、古奇的观点而抛弃了前者。
此外，法国莫诺德（G.Monod）的弟子吉扬（Antoine Guilland, 1861—1938），1899年用法文出版《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L’Allemagne nouvelle et ses historiens），其中论兰克颇详，是中国史家认识兰克的文本之一。1943年杨人楩（1903—1973）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德国民族之侵略性》，下篇“史学家与实际政治”，分6小节：德国历史学派之产生、几个先驱、代表现实主义的蒙森、普鲁士学派、特来乞克、滥用史学之错误，大体编译自吉扬和古奇的书。杨氏模仿吉扬，将尼布尔和兰克作为先驱者，而兰克则是“头脑最冷静，态度最纯正”，“在他的著作中，并不因当日之实际政治而有任何偏见，只知诉之于知识，而不诉之于感情”，“各民族之特殊性与通史之联络性，是他的史观之二大条件；批评的方法与综合的精神是兰克治学的态度，吉养（Guilland）称之为'历史真理的奴隶’”。杨氏之所以认为兰克对德国民族侵略性也有影响，同样依据吉扬的相关论述，但是兰克不同于其他史家，“即在乎他之不以历史做侵略主义的工具；历史是求真，而不是说教，做一个纯粹客观的史学家，并不妨碍其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学术是一件事，政治主张又是一件事；不能因政治主张而牺牲学术。这便是兰克的态度”。杨氏在前言说“我敢告诉读者，全文中没有一语是无根据的”，此言不虚，该书有关兰克论述多取自吉扬，他稍后撰写《历史研究与实际政治》一文，或从吉扬获得启发，模仿兰克的名文《论历史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吉扬所塑造的兰克形象：关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实事求是又服务国家政策，对杨氏有莫大的影响，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杨人楩这本小书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1946年署名“丁十”的一本名为《新世纪的教育》的小册子，讲兰克如何推崇侵略主义、赞美战争云云，便从杨氏这本小书摘抄而来，而作者恐不知杨氏其实是本之吉扬的著作。
三、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
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除了写各种通论教材，还热衷于撰写史学史，鲁滨逊（J.H. Robinson, 1863—1936）、班兹（Harry Elmer Barnes, 1889—1968）、绍特威尔（J. T. Shotwell，1875—1965）均有史学史作品，通过回顾总结既往史学发展而提出“综合史观”。鲁滨逊新史学派将兰克刻画成是一位“静止的历史学家，其主要兴趣仅在于细节的叙述而不在于发展的研究”，他们提出的新史学主张经常以兰克作为批判的对象，诚如美国史学史家伊格尔斯指出：“'新史学家’在号召历史应该超出事实而走向归纳和概括的时候，是在向兰克的方法论，更正确地说，是在向'科学派’所保持的兰克的形象挑战。”鲁滨逊新史学派呈现的刻板兰克形象，通过这一派著述大量被译介到中国，被中国许多史家所接受。
鲁滨逊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 1912）是民国史学界非常流行的史学理论著作，1924年由何炳松译成中文出版。鲁滨逊说：“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晰我们对于国家由来和性质的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发达的继续的根据。”以为Ranke、Dahn、Giesebrecht、Waitz、Droysen这班人“开始专门研究德国史，都是充满一种爱国的热忱，和前世纪的大同主义绝不相同。从此以后，欧洲各国的历史，慢慢的都变为民族的，历史资料的搜集同出版，亦异常的激动起来”。史家普遍认为过去事实最值得称道的，都是同国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兰克“以为政治史是尽善尽美的历史”。兰克被描绘成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史家。鲁滨逊又指出：“Ranke的豪语说要去'据实记载’——wiees eigentlich gewesen。在十九世纪中叶，要想做到这一步，还是不能没有一种声明。因为我们上面曾经说过，从前的历史家抱有别种目的，普通都希望历史帮助，或者至少不要反对，爱国的同宗教的成见。所以一个'据实记载’的决心，将历史家的地位，比从前提高了许多，而他的影响也是很大。”但鲁滨逊接着批评：“决意慎选历史的材料同决意据实记载这两件事体，无论如何，不过是科学化的史学的初步。因为人类过去的事实可以受我们检查的如此的多，所以断不能简单的记载下来；而且这种事实异常的复杂，所以可以加以许多的解释。”鲁滨逊批评兰克没有认识到史料的分析批判只是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最后的工序。他把兰克错误想象成仅对搜集、分析史料感兴趣，并加以如实地记载，丝毫没有解释史料的冲动。这根本不是兰克的本相，恰恰是兰克极为反感的做法。
《新史学》英文本和中译本在中国很流行，鲁滨逊对兰克的只言片语的概括，很快转化为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陶孟和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教育研究会演讲“新历史”，他说：“德国史家兰克曾写了很好的历史，并且会用校勘法、选报正当的史料。但是他也是偏重政治一方面，他以为国家是人类发展的继续绵延的基础，所以历史的目的，是使我们明白国家的起源及性质。”1926年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对兰克所知有限，他说：“德国史学家兰克（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了我们对于国家起源和性质的观念，似这种把国家—政治的组织，为研究史学中枢，把历史看作'民族之魂’和中国《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把帝室为史的中枢的观念，当然是一样地错误了。”朱谦之这句兰克云云，取自何炳松所译《新史学》。陈安仁《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绪论”，提出要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先要明白什么是历史，引征各家说法，其中“德国史学家（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我们对于国家起源和性质的观念’”。杨鸿烈《史学通论》谓：
德国的大史学家郎开（Ranke）也曾说过：“历史之'目的’是要明晰我们对于国家的由来和性质的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发达的继续的根据。”
陈、杨二氏的引文都来自何炳松译本，杨氏却擅自改动文字，想当然以为这句话出自兰克，事实上这只是鲁滨逊的概括认识，而不是兰克的原文。杨氏以兰克作为靶子，批评兰克观点，“人类生活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为与人类有惟一利害的机关”，“一般人看过去政治的事实，仍旧当做是尽善尽美的历史的资料，这就不能不待'史学通论’的作者们要'辞而辟之’了”。但杨氏没有接受鲁滨逊视兰克为爱国的民族主义史家的看法，他认为兰克“嗜冷事实而恶热感情”的史风，与普鲁士学派不同。此观点早见于他的《史地新论》一书，承袭自徐则陵的观点。徐氏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欧洲史和教育学，《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一文说：“朗开而后，德之史学界力矫轻信苟且之弊，一以批评态度为归，嗜冷事实而恶热感情，史学何幸而得此。孰知近四十年来，普鲁士因人民爱国思想而统一日耳曼，史学蒙其影响，顿失朗开派精神，而变为鼓吹国家主义之文字，自成为普鲁士史学派。”就内容来看，徐文属编译性质文章，不是原创文字，不少内容取自古奇“Historicalresearch”一文，尤其关于兰克论述，多可见于古奇该文。1924年古奇该文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史地学报》，当与徐氏有关。徐则陵贩卖古奇的兰克论述，影响颇大，除了被杨鸿烈、南高史地学派的青年学人接受，卢绍稷《史学概要》论兰克则拼凑自徐则陵和陈训慈。
陈训慈是徐则陵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的学生，他与南高史地学派其他成员缪凤林、张其昀、王庸、向达等，在史法上推崇伯伦汉、瑟诺博司、Vincent、傅舲，在史义上宣扬鲁滨逊新史学主张。陈氏对兰克的认识前后有所不同，最初受鲁滨逊《新史学》影响，先入为主，以为兰克是代表“国家主义史观”，“以唤醒国民”。嗣后，他又接受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一文强调兰克与普鲁士学派的区别，改变对兰克的认识，1924年彼谓19世纪初德国史家“差不多都浸渍于国家主义之中”，只有“大史家Ranke可说是例外”。至1925年发表《史学蠡测》长文仍持此见，彼谓兰克“标揭史学之根本义旨，益悠然自有深造。晚年著《世界史》一书，不拘民族之畛域，以为'民族间互为影响，实成一有生命之整体’。在民族主义风靡之秋，独具大公之精神，要非有超人之史识，不能及此”。陈训慈的兰克观点是从西人二手著作和徐则陵处获悉。南高史地学派诸人并没有直接接触兰克，他们的兰克观点大多依据二手著作编译摘述而已，多为一些流行的常识，但由于出现较早，居然被不少中国史家辗转复制，成为民国史学界有关兰克知识的渊源之一。
南高史地学派译介兰克世界史理念，被中国史家转引者甚多。陈训慈通过J.M. Vincent, Historical Research转引兰克一段有关世界史的经典论述“UniversalHistory （Weltgeschichte） embraces the events of all nations, and times in theirconnection, in so far as these affect each other, appear one after the other,and all together form a living totality”，把Universal History译为“宇宙史”，解读为“其意盖谓宇宙史包括全世界全时的事实，以人类全体为本，而明其相互之关系也。其所喻述，皆扩大空间与时间，最足表示此种趋势者也”。此时陈氏的理解颇为生硬。1922年缪凤林撰《研究历史之方法》，特说明《史地学报》第1期关于“历史者何”问题有三文讨论，即徐则陵《史之一种解释》、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以及他自己的《历史与哲学》，他说：“今不欲繁称博引，惟采一家之言，揭以一字，以解释此问题”，此一家之言便是陈训慈所引兰克论世界史文字，缪氏译为：
朗克（Ranke）曰：“普遍史包罗万国相绵之事实与时间，交互影响，承递婵绵，而以构成一活动的全体者也。”
彼谓兰克之言有一基本观念，即“史事为演化”，“一切历史事实，皆属逐渐发展，逐渐蝉蜕，旧者未全灭，新者已兴；新者虽盛，旧者犹有存焉。而此新者即旧者之所演化，此则历史之真象也”。强调“进化”不合兰克的观点，缪氏感觉非常灵敏。缪氏译文信雅，有些史家据此视为兰克的历史定义，如郑鹤声《史与史字之解释》（《史学杂志》1929年第1卷第5期）、左复《中国史表》（雅礼学校，1931年）、王敏时《国学概论》（新亚书店，1933年）、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李承廉《史学方法论》（《江汉学报》1933年第1期）。1925年陈训慈或受同门缪氏的影响，将兰克的世界史理念改译成“民族间互为影响，实成一有生命之整体”，也被不少史家转相抄袭，如卢绍稷《史学概要》、罗元鲲《史学研究》、朱谦之关于兰克论述都直接出自陈训《史学蠡测》。此种情形，诚如1931年齐思和批评中国史学理论界，偶有征引西方学说，“亦不过取自他人之译本，甚至片辞只句之征引，亦悉就他人之论述辗转钞出”，“俨若原书已亡佚者”，“外人著作虽若何重要，苟国人尚未介绍”，皆茫然不知，而“国人之论述，虽肤浅疏陋，不堪入目者”，反而“一一征引，视若瑰宝”。齐氏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中文世界兰克论述的实况。
绍特威尔、班兹著述经常论及兰克，并被中国史家所接受。朱谦之虽好谈兰克，但他并没有读过兰克著作，他的兰克观点是拼凑式的，杂糅鲁滨逊、班兹、Bury以及南高史地学派的看法，大体视兰克为考证派史家。朱氏早期著作《历史哲学》只知兰克是政治史家，“兰克对于历史现象，主张要严格探讨，所以他的方法和工作都是科学的，而所受于黑格儿派也不过在其收入于其结论中的一种意义罢了”。朱氏最初的兰克知识取自两处：关于政治史家，从鲁滨逊《新史学》得知；关于受黑格尔影响，则直接抄袭英国史家J.B. Bury《进化论与历史》（“Darwinism and History”）中译文。1929年他留学日本，接触到更多西方史学理论著作，1931年在上海暨南大学短暂讲授西洋史学史，所列参考书目甚为丰富，包括古奇、吉扬、傅埃特、克罗齐的史学史著作。他说：“自Ranke以下，所有各国谨严的名史家，多少均受他影响，而倾向于考证的及客观的史学精神，关于这一点，最好是参看G.P. Gooch所著《十九世纪之史学及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Nineteeth Century, 1913）一书。”他也读过班兹《史学》英文本。或受傅埃特的影响，朱谦之的《历史哲学大纲》一度将兰克视为历史哲学家，但他没有坚持，转而接受鲁滨逊新史学派的观点，视兰克为考证派，到了1940年代仍如此，还说鲁滨逊一派史学史著作“至今尚很有价值，并且都已经有汉译本，这不能不算我们研究者不幸中之万幸”。
四川大学史学系周谦冲开设西洋史学史，认为兰克是考据派宗师，“鼓铸客观精神，重光考据方法，使历史学由附庸之地位，一跃而齐于独立科学之林者，则袁克之光荣也”。考据派史学之发达，有两大阶段：一为历史辅助科学之发达，俾史家有所资以考订史料之真伪；二为内部考证之进步，不仅限于史料真伪之辨，并研究及作家之心理背景，以确定其可信之程度。兰克是第二阶段中贡献最伟大者，《近代史家批判》“首次建立现代'内部考证法’之规模。袁克最伟大之贡献，在主张史家之研究，不仅应利用当代史料，并应彻底研究作家之人格、倾向与各种活动，以判断其叙事之个人心理。”兰克有两种基本观点：一为“时代精神”（Zeitgeist），彼认为各民族各时代均受一种时代思潮之支配；二为“客观精神”，因各时代有其特殊之时代思潮，故彼认为史家应完全不以现在之成见，观察过去之历史，而应以客观之精神，叙述过去之史实。兰克开创的实作课，“开历史教学法之新纪元”。周氏也指出：“袁克之史著，亦不无缺点：未能穷究史料之源泉，一也；偏重政治史及大人物，二也；忽略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三也。”周氏对兰克的认识，与同时代其他史家一样，端赖二手著作，他注明参考吉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ans.F. Helmolt《兰克生平与贡献》，但其中不少文字却取自班兹，如上引兰克最大贡献、基本观点和缺点云云，均译自班兹在1919年版Encyclopedia Americana所撰写的“History”。如兰克史学之局限，班兹说：“Hisdefects have been pointed out by later writers as the failure to exhaust thesources available for any subject upon which he wrote and a primary concernwith political events and dominating personalities to the neglect of the morefundamental fact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nd even of political, life.”两相比对，即可明白周氏所论渊源有自。
“wiees eigentlich gewesen”是将兰克定格在客观主义史家的一句最为流行的名言，几乎达到凡论兰克则必引的程度。1930年代美国贝克尔（C. Becker）、比尔德（C. A. Beard）所发动的史学客观性问题论争，对中国年轻一辈的史家颇有影响，激发了人们进一步思考客观史学的限度。1942年王绳祖发表《美国历史学家对于赖克学说之意见》一文，并非无的放矢，正是借美国史家之口，重新评估科学派兰克的局限。王氏早年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其师贝德士（M.S. Bates）指引，认真研读过《史学原论》，1930年代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受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比尔德、贝克尔等的影响，思想倾向于相对主义，彼谓“历史的真理，是动的真理，是相对的真理”，“历史学上一个普遍原则，历史真理是个相对的真理，史学方法的进步，新材料的发现，新的历史观念，使每一个时代对于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认识皆有增加，继续不断的增加，且永无止境”。他说：“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斥文史不分，为史学发展之阻碍。文人冒充史家，'舞词弄札，饰非文过’，历史家乃悬'科学的历史’为鹄的。史文写作，应依据已加考订之事实，叙述描写，须求其忠实而正确。信如是也，则可达到历史之客观的真理。德国史家赖克，首倡此旨。彼谓写作史文，应将历史实在情况写出，巨细不遗，必忠必实，德语所谓'wiees eigentlich gewesen’。”简要介绍兰克著史特点：“德国史家，笃守师训，重视史料研究，以为舍史料外无历史。主张客观批评，以为事实既经考订，一经叙述，便可达到历史之客观真理。或称此种风气，曰'历史主义’（Historicism）。”王氏完全接受经美国史家所误解的兰克，译介F.J. Teggart《论历史原理》（Theory of History,1925）、比尔德“That Noble Dream”、贝克尔“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G. Salvemini《史学家与科学家》（Historian and Scientist,1939）四位美国史家的观点，说明兰克主张非谓不当，但却无法达成。
贝克尔“EverymanHis Own Historian”一文是他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致词，1946年李絜非《论历史的本真》一文就脱胎于此。李氏指出，“自兰克（Ranke）以次的科学之史家，相与辛勤搜集编印报告，坚持不置信于流行的一切，而唯证据是求是重，此其作用，诚属可称，则以人类文化的推进，最先应努力于不受欺罔，打倒偶像，而建立事实，一依其序，盖实为史家之第一任务”，“科学的史家，拒绝哲学的解释，而为拜倒于真确事实之下，无所动于衷意为未尝有所增减一分与先入之见于其中。史学仅为反映事实，遂乃以绝大辛勤与长期耐心，以穷究原料，而无所屈折的反映此等事实之真确性。由之，人类经验之过程与其意义，显示以事实之本身，而不需假请史家之任何解说”。但他话锋一转，“假定事实一度建立完成，'将自为言’，乃一假相”，“此种心情，今已成为过去”。为什么呢？李氏说：
无论历史事实之为如何“冷”，如何“酷”，要之，皆非一种物质材料，如竹木、器材之有一定形式与不变部位。是叙述史事，非投竹木，竹木任投何处，皆保持其形式与部位弗失，史事的形与质则异是。在文字的推论上，既已由于传达者所使用文字而已不同，抑历史事实，非客观世界之一部分，反之，仅为一往不复事实之想象的重构，形质不可或离。由于以文字推论实质时，实乃为一种理想，以成形式，终由形式传达理想，以成实质。因之，非不予事实以区别，但依史家之意念为言，其事实已使特殊意义传达于中，史家藉实质形式以创建一想象的事实之系统，固非表现之于解释。
除了用“竹木”“器材”替换原文“砖块”（brick）、“木片”（scantling），其余文字都直译贝克尔文章。贝克尔在文末讲到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会“与时俱淡”，李氏添加王国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加以说明，倒是极为传神。
四、结语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兰克”之名并不陌生。从晚清以来不论汉译日本西洋史教科书还是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洋史或世界史教科书，都一再出现兰克，视他为19世纪西方史学大家。借助流布范围极广的教科书媒介，若说兰克在近代中国史学界知名度颇高，当离实况不算远。此外，民国时期各大学史学系开设西洋史学史或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颇多，这类课程通常也会讲到兰克。因此，中国史家课堂或著作中偶尔提及兰克，并不能说明后者对前者产生如何影响，也不能说明前者一定对后者有实质性的认识。
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绝大部分只是从外国流行的西洋史教科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类著作中转述而来，甚至是经过多重转引，引述者未必清晰了解兰克的思想脉络，人云亦云、寻章摘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直接阅读兰克原著者寥寥无几，哪怕号称“中国兰克”的傅斯年、把兰克挂在嘴边的姚从吾，也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他们曾研读过兰克著作。
在兰克史学中，史法与史义是融为一体的，史法是工具，史义是目的，前者从属于后者。然而，兰克史学藉西方史学史、史学方法论之类文本在中国流播过程中，史义被抛弃，史法被保留，兰克多被中国史家定位为考证学家。强调兰克是唯心观念主义者，在当时西方史学译著中偶有涉及，如英国麦尔兹（John.T. Merz）《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A History of European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德国福利德尔（E. Friedell）《现代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Age）等，在他们看来，兰克根本不是史料搜集批评者，而是一位观念论的史学大师。尤其傅埃特《近代史学史》一书，指出兰克史学有观念论和重叙事的特质，但读过这本书的中国史家对此毫无共鸣。应该说，中国史家有条件更加全面认识兰克，哪怕借助二手研究著作，但却选择性彰显兰克的史法，而拒绝他的史义。究其原因，其一，“义，属于主观者也，其为物也，因人而异。法，属于客观者也，其为事也，应用如一。义只可以意会，而法则可以言传，义只可以藏之己，而法则可以授之人。”兰克在讲课和著作中从未系统地说明他的史学理论，他的“史义”后人阐扬的少，而“史法”则广为推介。其二，兰克的历史观点产生于农业时代，用模糊玄思的“观念”和个人行动来解释历史，已不合19世纪后半期以来各国史学专业化的价值指向，尤其他忽视民众和社会经济的力量，令20世纪大多数史家不能接受。
兰克对中国近代史学有影响，但两者关系是间接的，仅有象征意味，没有实质性的联络。近代中国史家很少公开宣称受到兰克的影响，即便傅斯年非常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若就此与兰克联结在一起，或谓傅斯年思想深受兰克的启发，未免过于夸大。关于陈寅恪是否受兰克影响，也是如此，论者往往以陈氏曾留学德国，又如此注重全面占有史料，便推导他必受兰克的影响，这种论证实难令人置信。其实重视史料的观念不必非来自兰克不可，许多史学研究法著作费颇多篇幅讲史料，中国传统考证学也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傅斯年的治史方法纯然近乎《史学原论》的取径，与兰克只有遥远的想象呼应。像《史学原论》之类的教科书，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共鸣效应，或远大于兰克。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真实的兰克是中国史学界无法消化的。且不说兰克那套带有浓厚宗教神学意味的思想体系，与中国本土思想毫无相通之处，他以西欧历史为中心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对东西方历史采取双重的价值标准，这幅面目可憎的兰克形象，中国史家何以能接受呢？中国没有新教的土壤，无法移植兰克的神学历史观，但他的史法剥离“精神”成分，化约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则，被编写进史学研究法教科书，则可与中国土法——考据学相接榫，在中国史学界大行其“法”，而土法依附于洋法得以提升到“科学”之列。诚如陈寅恪所言，但凡对中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因为两者“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曾输入各种西方史学理论，大多昙花一现，惟西方客观史学一派落地生根。兰克史学只有经过改造，安置在中国考证学脉络之下，才不至于重蹈唯识宗之覆辙。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