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生态文学？

来源：《创作评谭》　|　刘军　　2020年06月05日08:54

生态文学的写作尽管在中国当下的文学场域内尚未形成一个明显的症候，但在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文学写作实践影响下，生态主义理论较早地被引入到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谱系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生态批评的建构模式。

山东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了专门的生态批评机构，相继有一批文艺学背景的学者，如曾繁仁、鲁枢元、孙丽君、程相占等投身到生态批评的事业中来。经过这些年的理论探索，在理论生产和文学批评环节业已独树一帜。

西方一位学者曾将生态批评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的中心是自然写作；第二阶段的重心关注环境公正；第三阶段则注重结合日常生活和社会变革，进而有着“多元行动主义”的倾向。就理论话语的生产而言，国内基本做到了与国外同步，然而就生态写作而言，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还有着明显的欠缺。

生态主义的崛起立足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其内涵较为宽泛，至少包含了理论批评、生态实践与生态写作这三大块。就国内的现实而言，我们应该注意到，生态批评、生态写作、环保实践之间处于相互脱钩的状态。其中，生态写作与环保实践的自发特征非常明显。换成另外一个说辞，姿态靠前的生态理论话语对环保实践和生态写作的影响极其有限。按照常理，生态主义写作与生态主义理论之间应保持常态性的联动，遗憾的是，彼此之间却几乎没有什么瓜葛。这一点，从生态写作的几个前行者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

这其中，苇岸算是最早涉足生态写作之人，早在1986年，他经海子推荐读到梭罗的《瓦尔登湖》，文学观就此逆转，并由诗歌彻底转向散文创作。两年后，他开始着手写作《大地上的事情》，1999年去世前，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则《谷雨》。作为开风气者，并不多产的苇岸在当代散文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回望来路，在苇岸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关键点：一是在写作范式上他受到梭罗的影响；二是在作家的立场和价值观层面，他奉献了一种独特的生命观和伦理观。或者可以这样表述——苇岸是较早反思都市文明病的当代作家。

如果说苇岸以谦卑的姿态处理笔端下的人与物的关系的话，那么，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李存葆的《鲸殇》以及徐刚的报告文学作品，则以反思的姿态，朝向环境批判而用力，在思维意识上，更多地受到环境保护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他们之后，主动搬到长白山定居的胡冬林，以切身观察的方式，记录了长白山系各种跳动的生灵和繁茂的植物，并形成60万字的《山林笔记》。这些生态写作的果实在其逝后，由其妹妹整理后交给《作家》杂志连载，至2019年方告一段落。栏目编辑随后在《文学报》著文，追忆这些散发着自然气息的文字，如何冲入内心的河流，翻转起波澜和漩涡。

作为“自然的在场者”，胡冬林曾说过：“当人类利益与野生动物世界发生冲突时，我永远站在野生世界这一边。”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写作与实践的交互性状态，他既是自然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又是动植物保护的实践者。这一点，在当下的生态写作场域内，几乎可以说是独有其例。

另外，与其说他是受环境保护主义思潮的影响，毋宁说是出自作家本人朴素的环境自觉。胡冬林的写作理念，更多的还是来自中国传统的生命观和自然观，其核心内容融汇了孟子的“恻隐之心”和道家尊崇自然的精神法则。

新世纪之后，还有一些作家的创作与生态写作的主题息息相关，如张炜的野地意识、韩少功的亲近生活现场、杨文丰融入科学元素的散文写作、王族的新疆动物系列。此外，还有一批报告文学的作家，长期从事生态主题的创作。综合而言，这些作家的写作立场受西方当代的生态主义理论和创作的影响并不明显，他们的生态写作有着明显的自发性色彩。此外，就生态主题的散文写作序列而言，从早期的苇岸到现今的作家，呈现出各自为战的状态，彼此之间的精神继承关系处于很弱的状况。恰是源于承继关系的断续，导致了生态散文的碎片化写作现象，难以形成主题鲜明的文学症候。

毫无疑问，生态散文作为生态文学的分支而存在。与生态文学还有一个并行不悖的概念——自然文学。自然文学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中使用非常广泛，从作家到学者到译者，皆是如此。从内涵看，由国内出版的自然文学选本如三联书店版的《生态》可知，所容纳的作品可上溯到罗马时代的诗人维吉尔那里。卢梭的《一个孤独者散步的遐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普里什文的自然写作，等等，皆包含在内。

不可否认的是，自然文学概念是在美国得以确立的，他们有强大的自然文学的传统，同时作为20世纪美国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设立了专门的约翰·巴勒斯奖用来奖励自然文学的优秀作品。经过程虹女士等人的翻译，自然文学的观念开始在国内落地生根。自然文学概念的宽泛性带来了如下问题：首先，西方的自然文学既包含早期对自然咏唱的文学篇章，又包含“回归自然”理念下的个人沉思，如卢梭和梭罗等人；再到环境伦理与环境批判的主题，走到极致，则是对“荒野”主题的倡导。

2007年，美国曾拍摄了一个传记片《荒野生存》，讲述了一位24岁的美国青年，大学毕业之后，主动切断了与家人与城市文明的联系，只身来到阿拉斯加，直至饥饿而死的故事。以上述故事为例，将荒野当作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而大加提倡，是否是解决现代性内在矛盾之路？这值得商榷。另外，全球盛行的荒野生存主题的纪录片和相关游戏，本质上还是满足当下人们对探险猎奇的好奇欲，与生态观念的自觉相去甚远。

其次，自然文学的观念引入到国内之后，涉及草木、江河、动植物等自然题材的文学作品，纷纷冠以自然文学的名号，而对自然文学代表作家的指认更是五花八门，既缺乏统一性，又缺乏一致性。概念的随便安插，必然会带来命名的混乱，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理论现实。基于上述情况，有必要设定边界，确立概念内涵，使用生态文学的概念加以厘清。

生态主义兴起于20世纪中期，其思想的源头主要在于海德格尔后期的哲学思想。生态主义作为后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对主客二分的现代性的超越和反拨。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新的写作路向和潮流，时间上应划定在生态主义崛起之后。如出版于1962年的《寂静的春天》，就被认为是生态文学的奠基之作。其基本出发点脱不开对“人是人的最高目的”及“文学是人学”的反思和超越，在思维范式和价值立场上则走向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视域。

文明的善意要从人道主义扩展到对所有生命体系的呵护和敬畏。要做到这一点，单纯提倡环境保护还不够，还需要在生存方式上，呼唤由功利性的生存逐渐过渡到诗意栖居的状态。

因此，生态文学写作最核心的问题是观念问题，即能否形成明确的生态立场、价值判断、思维纵深等生态自觉的内容。

在科技和生活发生巨变的当下，如何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学的新内涵、人的自由意志与环境间双向塑造的关系呢？一方面，我们遭遇了詹明信所言的“第二自然”。另一方面，人类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而存在，如何弥补其间深刻的分裂，成了生态写作的关键。

程虹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曾明确指出，散文与纪实文学为当下生态文学写作的典型范式。中国有着渊源深厚的散文传统，近些年来，随着散文思潮的弱化，随着散文在选材上高度集中于乡土经验和历史素材这两大领域，散文亟需新的生长点，需要在内容和思维观念上实现全新的突破！而生态散文应时而生，与当下蓬勃涌动的环境保护及生态自觉意识，刚好实现对接。

此外，在梳理自发性写作的生态散文作品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一些作家已然写出了比较成熟的生态散文作品，比如陆春祥的《杂草的故事》《泥土去哪儿了？》，李青松的生态散文，王族、李娟的阿勒泰系列及王族的新疆动物系列，祖克慰的动物散文，半夏的散文集《与虫在野》，现居瑞士的朱颂瑜的部分散文，傅菲的鄱阳湖书写，等等。对于这些作家作品，批评界需要及时地加以分类并提炼他们生态写作的审美内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