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李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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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30日至5月5日，在台北与高雄两地联合举办了“两岸三地中医防治SARS学术研讨会”。本人作为特邀嘉宾，在台北、高雄分别做了两场专题演讲。那时候，已是SARS肆虐一年之后。也正是需要人们冷静下来，对中医防治SARS的理论与临床进行全面总结的最佳时候。所以本人在台北与高雄所做的两场专题演讲，正好成为本人对中医防治SARS在理论与临床方面的系统总结。2003年春天SARS肆虐，发病的源头在中国广东省，先后波及到世界32个国家、地区，共有846人发病，其中94％的患者在中国文化圈之内。今年SARS的散在发病，以及春季禽流感的流行，中国也是主要地区。从去年SARS流行之初，本人即明确地意识到：与西医学相比，防治SARS是中医学独到的优势。所以参与防治不仅是中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更是世人重新认识中医，并以此推进中西医配合的绝好机会。接连两年病毒性疾病的袭扰，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理性反思和总结，从中得到启示、提升智慧，相信由此带来的益处，会远远大于这两次病毒性疾病造成的损失。SARS的发病虽然过去了，但是医学界关于SARS的深入研究，其实刚刚开始。仅从病名来说，就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从2002年11月第1例SARS在广东佛山发病，到2003年2月在广州蔓延时，“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骤然成为举世恐惧的病名。“非典”病名，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有的。当时的“典型性肺炎”，主要指细菌引起的大叶性肺炎和支气管肺炎。而“非典”则指的是细菌以外的病源所导致的肺炎。到了20世纪60年代，“非典”主要指支原体、衣原体引发的肺炎。以后，人们又逐渐把支原体、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军团菌、贝纳立克次体等病源引发的，使用广谱抗生素对其无明显治疗效果的肺炎，称之为“非典”。可见“非典”在变，由“非典”所对应的“典型性肺炎”的含义也在变。这一次命名“非典”之时，因为对病源病毒尚不明确，故有人主张称其为“传染性原因不明性肺炎”。后来，一方面为了强调其急性、传染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为避免由“原因不明”而导致人群的恐惧心理，因此将该病称为“非典”。疾病的命名，一般均使用名词，以“非典型”与“典型”这类形容词命名，有欠规范。而且，“典型”界说不定，“非典型”的所指也必然不清。去年的“非典”，到底强调的是病源，是发病，还是病情；从现代医学上如何看待这一疾病与病名，尚须医学家慎思。2003年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非典”定义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从此，以英文词头缩写的“SARS”，便成为全世界通用的与“非典”同义的另一病名。这一定义前面的３个词，我们暂且不说，单就“综合征”而言，则与西医疾病命名的习惯不符。西医内科学里的综合征，多指病灶与病因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一组同时出现的症候群。以综合征命名的疾病，其病情可能有轻有重，但是这一组症候群总是在同一时限上并见的。例如，美尼尔氏综合征、白塞氏综合征、帕金森氏综合征等。西医流行病学里的综合征，多为该流行病在一定的病程阶段上，出现的一组症候群。例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晚期出现华弗氏综合征（即以后所称的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时，昏迷、休克、斑疹暗红、面色灰白、手足冰冷等这一组症候群，总是同时俱在的。但是，SARS发病之初，最突出的表现是发热、畏寒、寒颤、四肢酸痛、头痛、乏力等。当进一步发展到高热持续数日不退时，才出现明显、严重的呼吸道窘迫。事实表明，SARS在不同病程阶段的临床表现是不相同的。换言之，它不是同一时限内并见的一组症候群，不应笼统地称其为综合征。因为抹煞SARS病程演变的特点，则造成了早期治疗的意识下降，势必影响了对SARS的积极治疗。去年，香港SARS患者中进入ICU病房者30％左右。本人参与的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组织的“SARS康复临床研究”项目中，通过对155位患者的随访得知，同样有大体70％的患者未出现明显的呼吸窘迫症状。所以，SARS的严重、急性、呼吸窘迫三方面特点，也面临着质疑。2003年3月冠状病毒的发现，西医意义上的病源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从此，有无感染冠状病毒便成为鉴别SARS疑似病例与确诊病例的“金指标”。由于技术的原因，对于SARS疑似病例的排除或确诊，往往需要3—5日的时间。在没有针对病毒的特异性治疗药物的情况下，那些暴发性的“严重急性”病例往往在确诊之前，其“呼吸窘迫”即已无可阻断地显现了。而这3—5天，正是中医认为的表证阶段，即最容易治疗的关键时刻。因此，这个金指针的临床诊断价值，在争分夺秒尽早实施有效治的问题面前，遇到了中医理论的质疑。为什么在SARS防治中，不能引进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理论、方法和诊断标准呢？2004年初春广州出现的4例SARS，也是依据上述指标，经过几处实验室检查，历时10日以上而确诊的。其中有1例患者，曾与42人有过密切接触，与39人有过一般性接触。在近距离接触的总计81人之中，无一人被传染。而且全部4例病情都比较轻，未见明显的呼吸窘迫情况。学术界的多数解释说：今年的冠状病毒与去年相比，有明显变异。但是这一解释也同时说明：与结构相对稳定的天花、麻疹、乙型肝炎等病毒不同，冠状病毒的变异无异于使人们面对着一个不断移动、变幻着的靶点。这一移动、变幻着的靶点，便使研制特异性预防疫苗的目标，面对着相反的非特异性的难题。从以上SARS病名问题的举例可见，与其将这些质疑留给医学发展的历史，不如尽快从中医中借鉴优势，得到补充。今天讨论SARS的问题，其实只是其研究的开始。去年本人曾经提到：SARS“在西医来说是新课题，在中医来说是老问题”。“新课题”如何深入研究，那是西医的事。因此下面仅就中医防治SARS的思路，以及中医重新找回自我的问题，谈一些思考。中医与西医都讲“卫生”。西医的卫生强调个人与周围生活环境的清洁；中医的卫生强调人与环境的协调统一，即天人相应。天人相应，不是空洞的说教，它在中医上有其特定的内涵。“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这里的“大纪”是自然界的大规律，即天地之道。故天人相应，即天地之大道与人的生存之道的相应。又因“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保命全角论），故人的生存之道必须主动地顺应自然之大道。自然界之道，有常也有变。比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讲的是其常。“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金匮．第一），这里的“害”和“覆”则是其变，即异常。自然界之道的异常，又包括太过和不及两端。如果进一步讨论，则“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金匮要略．第一）之说。这是张仲景以四时节气为依据，对气候变化太过、不及的具体分析。可见，人生于天地自然之中，不仅在正常情况下要与自然界四时气候相应，更要在四时气候出现异常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到相应。这就要求人必须掌握两方面知识：既懂得自然界四时气候的常与太过、不及之变，也要注意自身变化中的常与太过、不及之变。对于认识和防治外感病来说，人与自然双方的这六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界之间是共生的关系，而不是对抗的关系。《黄帝内经》中，“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素问．生气通天论）；“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素问．上古天真论）……
当自然界出现异常的情况下，人要明辨其太过和不及，并通过主动的自我调节，实现自我有机整体的“阴平阳秘”， 就可以达到免遭疾病灾害之目的。这种因自然界异常而采取的主动相应，就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上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所以《黄帝内经》中说：“食饮衣服，亦欲适寒温，寒无凄怆，暑无汗出”（灵枢．师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唯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这些皆是以人为本，主动、理智地适应自然界异常变化，以维持健康的例证。冠状病毒也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过去人们没有在显微镜下看到过它而已。它和其它可以致人于病的病源微生物一样，与人之间也是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没有病源微生物的存在，人的免疫功能将不会形成，既已有的免疫功能也将不复存在。其二，不经过病源微生物的入侵或致病，人体将不会产生相应的免疫抗体，以避免以后再罹患相应的疾病。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的观念，在人与病毒关系上的具体体现。从上述意义上讲，中、西医在临床上消灭SARS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从自然界消灭冠状病毒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可行的。对于人与冠状病毒的共生关系，应当从以下5个方面来理解。
冠状病毒常有，而SARS并不常有。就像往年果子狸身上的冠状病毒那样，在自然界气候处于常而不是变的情况下，它与人虽然擦肩而过，但是彼此互不相扰。只是冠状病毒产生变异，到了足以致人于病的状态时，人才会受其袭扰而为病。它的变异，同样是自然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结果。
冠状病毒固然有致人于病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人体的阴阳气血平衡，脏腑功能协调，则完全可以避免致病之灾。香港近700万人，病于SARS者1755人，发病率为0.025％。这在2003年SARS3流行于各大都市时，发病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然而在香港，同一时令、环境条件下，未病于SARS者，占99.075％，这一事实不容忽视。
冠状病毒入侵人体，若此人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旺盛，未经明显的病理过程而可以产生抗体。据香港大学今年2月12日报道的研究结果推断，这种情况在香港约有3万多人。
这就是说，去年SARS在香港流行期间，冠状病毒入侵人体之后，发病者仅5％，而没有发病者占95％。
冠状病毒入侵人体这一新环境，此人的体内正好具备了冠状病毒生存、繁殖的良好条件，则此人非病无疑。经过一场大病之后，其人体内产生了免疫抗体。
冠状病毒入侵人体，这个人内在的免疫能力极度紊乱。此时，病毒正好遇到一个生存、繁殖的最佳环境。如果又治疗不当，此人很可能因而致命。以上五种情况中，第二与第三是预防SARS时需要采取主动，力争降低发病率的问题；第四与第五是治疗时需要发挥中、西医的共同优势，力争缩短病程，提高治愈率的问题。可见，人在自然界异常、冠状病毒猖獗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我防卫或免疫的潜力，是不容忽视的。以人为本，采取主动，最大地发挥人自身的潜能，完全可能使0.025％的发病率，进一步大大降低。对于冠状病毒来说，自然界和人体，都是与其生存悠关的外环境。在两种不同的外环境下，冠状病毒有藏伏、衰亡的时候，也有显露、猖獗的时候。因此认识冠状病毒引发的SARS，就不能不对冠状病毒生存悠关的两种不同外环境，首先做出具体分析。在外感病的发病、预防上，中医与西医的观念相去甚远。最主要的是，中医强调多因素的相关性，西医则强调外来致病因数的决定性。香港大学2月12日的研究报道，表明95％的冠状病毒感染者并不发病。这一事实同时说明：其一，冠状病毒对于SARS的发病，并非决定性的关系。其二，人体自身的非特异性免疫机制，完全可以免疫掉（消灭其活性）进入机体的冠状病毒。其三，在西医对冠状病毒引起的SARS尚无特异性预防和治疗药物的今天，发挥中医的优势与特长，则势在必行。外感病的发病与预防，中医必从天、人两方面求其原因。一方面，自然气候环境反常，病源微生物的致病能力则显露或猖獗。在这种情况下，轻则为四时感冒，重则为暴发、流行的瘟疫之患。另一方面，“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金匮要略．第一），依靠人体的自我防卫能力，也可以防病于未然。这就需要人对气候环境的常与变有所了解，而且也要对自身的常与变有所感知。对于SARS预防，也是这样。从中医强调多因素的相关性来看，去年SARS流行的外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2002年冬季，我国北方严寒而多雪，南方则寒冷而干燥。据有关报道，北京地区的降雪量是过去五十多年来最大的一年。所谓“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人在严寒之中，或保暖太过，或多食辛热，自然容易造成人们身体内“积热”太甚的状况，因而潜伏下了春季发生温病的原因。
2003年是农历的癸未之年，其主要特点为火运不及。加之前一年冬季的严寒，则形成了多年不遇的春寒太过现象。正所谓“至而不去”——冬寒依在；“至而未至”——春温不临。两者相迭，太过上加太过，使“天地俱生，万物以荣”，“生而勿杀”（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春季时令的降临大为推迟。春寒太过，则生发之气不旺，使冬时蛰藏于体内的“积郁之热”，不能随生发之时得以宣泄。
由前一年的大寒至来年的春分，是一年六气之首，即厥阴风木当令之时。此时阳气欲升，需要疏泄；春寒太过，寒主收引，令阳气欲升而不能。于是主运与主气两相冲突，使去年厥阴风木当令的春季，呈现出多年不遇的“善行而数变”的气候特点——天气忽冷忽热，大起大落。
从大寒至谷雨，这种状况在香港反反复复，达５次之多。这就大大增加了整个人群罹患外感病的机会。自然气候异常，是疫疠流行（也许病毒猖獗）的外在条件。所以，或略知五运六气常识，或留神气候变化的中医，对于去年春季外感热病在发病初期“外寒内热”的病机特点，是应该有充分预知的。对于外感病，中医固然关注外因，但更重视内因。尽管中医无特异性免疫与非特异性免疫之说，但保持人体阴阳、气血、五脏、六腑的“阴平阴秘”、“正气存内”，正是西医非特异性免疫之说的不可企及之处。
中国人自古为农耕民族，历来以植物性食物为其主要营养来源。其一，数十年内动物性食品在中国人饮食结构中的比例大增，种族体质可否适应？是否会因肉食太多而令体内酸碱度失衡，导致酸性偏高而令体内“积湿留热”太过？其二，去年SARS集中于香港、广州、北京、台北、新加坡等城市，除人群居住集中外，这些城市都是世界有名的最爱吃、最会吃、吃的最贪婪、什么也敢吃的地方。正所谓“以酒为浆，以妄为常”（素问．上古天真论），“膏粱之变，足生大疔”（素问．生气通天论），是否有因贪食而令“湿热内蕴”之弊呢？
这些年，“白领”工人多于“蓝领”；且人人感到竞争激烈，压力太大，劳心思虑，慾坑难平。且身居都市，工作日日定时，不分春夏秋冬；自然界生长收藏、寒热温凉、风暑燥湿之变，自我休息、长养、道生、劳形、御神、生乐、藏精之度，今世之人多有不闻。这种状况是否有违“阳气者，烦劳则张”；“阳强不能秘，阴气乃绝”；“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素问．金匮真言论）之戒，而令自身阴虚内热之虞呢？
中国文化圈内，富人进补成癖。人参、黄芪、鹿茸、海马、海狗肾、冬虫夏草等等补气助阳之名贵药材，许多人视为家常食品，恣意乱服。是否有花钱积热、存祸于己之害呢？SARS期间，港、台地区受不良信息误导，盲目进补以求防病的情况比以往更为普遍。是否有“火上浇油”之嫌呢？对于外感的发生，中医始终强调“内外因相互作用而为病”的原则；在内外因的相互关系上，中医更强调“内因为本”的思想。比如《黄帝内经》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灵枢．刺法论）；“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能为害”（素问．生气通天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论）……讲的都是这一精神。冠状病毒在去年春季时令过度反常的情况下，经过变异，出现了极易形成SARS的致病特点。但是，相同的时令、气候条件下，并非人人皆病。而且不幸发病者，各自的病情也并非人人相同。比如，去年的冠状病毒传染性较强，医院成为SARS的高发区，在病区工作的医护人员发病比例显著的高。尽管如此，同一环境下的发病者仍然是少数。再如，去年香港医护人员因患SARS而死亡的比例为2％，但全香港SARS的平均死亡率却高达17％。这一事实说明：其一，SARS病房的病毒密度高，医护人员与患者近距离频频接触，令病房成为高危感染区。其二，大部分医护人员可能并非易感体质，这一点与整个人群的情况相同，所以染病之后病情轻，死亡率低。其三，院外的患者不在高危感染区，而其病情重、死亡率高的原因，很可能因为其体质本来属于中医意义上的易感者。又如，今年3—4月间北京、安徽的数例SARS患者，因为存放于实验室的去年的冠状病毒泄漏而染病。虽然去年的病毒致病力较强，确诊病例的病情较重，但是近距离密切接触者，未必是去年特殊气候、环境条件下的易感人群，故而被传染的人数相对很少。而1—2月间，广东的4例患者因为感染的是今年气候、环境条件下的，与去年病毒相比有一定变异的冠状病毒；其近距离密切接触者也不同于去年特殊气候、环境条件下的易感人群。故确诊病例的病情轻，近距离密切接触者无一人被传染。上述这些，正是中医“内外因相互作用而为病”，“内因为本”的有力说明。基于上述内、外之因，去年SARS流行期间，本人在面向传媒以及多次座谈、讲座中，反复强调8点。
其一，节饮食：少吃膏粱厚味，勿使体内“积湿留热”太过。
其二，慎起居：劳逸适度，勿使阳气烦劳，徒增内热。
其三，适寒温：适时增减衣服，减少感冒机会。
其四，戒嗔怒：保持心态平静，以免引动内热。
其五，多饮水：增强水液代谢，消除体内的积热。
其六，通大便：防止大便秘结，令湿热秽浊之邪，滞留不去。
其七，勿温补、宜清凉：力戒乱补之弊，提倡清淡膳食。
其八，远病毒、勿染病：配合西医防护，做好个人卫生。我深知香港人对药物过分依赖的习惯。而且，当时已有许多苦寒清凉之品组合的，所谓预防SARS的“验方”，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为此，应大家之要求，我在前面8条原则的基础上，推出两张用绿豆、白萝卜、雪梨、马荠、莲藕等清凉利气之品，所组成的食疗方。想必正合清淡之意。即便民众多日服用，亦当顺应时令，有益无害。后来SARS在北方暴发，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预防中药方，多由辛凉苦寒、清热解毒之类的药物组成。虽然不甚贴切，但毕竟在清解体内的“积湿留热”上，是有一定正面作用的。那时，内陆故人函电交驰，索要预防之方。我所用的预防方是：葛根，柴胡、黄芩、僵蚕、蝉衣、竹叶、甘草等7味药。并且限定只可服用2—3天，不得多用。若此方组成之理，无非辛温升阳、宣透郁热、清利小便。进一步从此方取效的机理而言：其一，三焦通调，气机疏利。其二，外无春寒之困，内无郁热之扰。其二，春气得以生发，正气由此旺盛。这是在2003年春季特定的时令条件下，寓扶正于通阳之中的预防思路。如果遇到春季风温或春温大面积流行，作为预防风温、春温之类的温热性流行病，恐怕就不宜滥用了。2003初，SARS在广东首先爆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SARS患者45人，无一例死亡。全体医护人员中，无一人被感染。45例中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病毒西药，其中仅有4例用过常规量（50ng）以下的类固醇。全部治疗以中药为主，配合必要的西医对症、营养支持疗法。退热快，痊愈快，住院费用低。这一事实，无可非议地体现了中医治疗SARS的优势。在治疗外感性疾病上，中医与西医的理念有很大的差异。西医的基本理念是剿灭病毒，中医的基本理念是扶人一把。西医从外因决定论出发，把治疗的目标紧紧地盯在剿灭侵入人体的病源微生物上。中医则从整体论出发，重视与疾病相关的包括天、地、人在内的诸多因素，把治疗的目标紧紧地盯在疾病过程中邪正消长的关系上。对于发热，西医与中医的理解也明显不同。西医常常把发热的轻重，视为感受病毒之轻重与病情之缓急的主要指标。这其实是很表浅的，把病中的人忽视了。中医则把发热视为疾病过程中邪正交争的必然表现。进而从恶寒发热、往来寒热、蒸蒸而热、日晡时潮热、真寒假热、其热假寒、厥热胜复等方面，以察邪正关系，以断病情轻重。所以在中医看来，“三阳”阶段的高热未必可怕，“三阴”阶段的低热或无热却显示了病情的危重。其实，西医剿灭病源微生物，犹如在人体摆战场——病源微生物被视为战场的主体性敌人。而战场里的另一主体，即整体的人却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中医治疗外感病，首先关注的是人，即疾病过程中反映在人身上的种种表现及其变化。进而根据种种表现及其变化，确定疾病过程中的邪正双方的消长关系，亦即病机的变化。然后看准病机，因势利导，不失时机的扶人一把。以达到以人为本的大前提之下，帮助病人调整邪正消长关系，使人处于以正胜邪的主动地位。从而依靠自身的正气（或称自我防卫机能），达到治愈疾病之目的。在中医发展史上，至今备受推崇的“四大经典”之中，《伤寒论》和温病学占居了其中的1／2。《伤寒论》从“内、外因相互作用而为病”的观念出发，以“邪正消长关系”为重点，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获知的全部病理状态，在理性思维的前提下判断出疾病演变的病因病机。从而在以人为本的高度上，摆脱了外因决定论的局限性，创立了外感病的六经辨证体系。熟谙中医原理的人都会知道，两千年来中医在疾病治疗上，之所以能够从容地做到“以不变之理，应万变之病”，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正是中医的成功与高明之处。《伤寒论》全书以“保胃气、存津液”为宗旨，理、法、方、药，一脉相承。时至明、清，随着对外感病的认识与治疗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在“存津液”的宗旨下，叶天士提出了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提出了三焦辨证。从而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外感病学的科学体系。按照《伤寒论》的表述，本人在2003年初SARS肆虐时，提出了“抓住三阳、治在太阳”的治疗原则。用温病学的表述，则是抓住卫、气，治在卫分。这其实是中医治疗外感病的一贯思想。SARS的严重、急性两大特点，相当于《伤寒论》“三阳”病中太阳阳明合病、太阳少阳合病、三阳合病、太阳少阳并病、阳明直中等情况。亦与温病学中伏气温病相似，与卫气同病、卫营同病、气血两燔等病情相当。所以完全可以用“三阳”病的有关理论来解释。仅以《伤寒论》、温病学在“三阳”阶段或“卫、气”阶段所记载的方药来说，至今在中医临床中仍然广泛使用。例如：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越婢汤、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汤、黄芩汤、葛根芩连汤、栀子豉汤、小陷胸汤、白虎汤、承气汤、银翘散、桑菊饮、三仁汤、新加香薷饮、藿香正气散、升降散、双解散、凉隔散、玉女煎、竹叶石膏汤、清瘟败毒饮、普济消毒饮等等。回首2003年中医治疗SARS的相关报道，上述方剂也是国内各地使用最多的。“治在太阳”，就是要抓住发病初期，当SARS尚在太阳表证的阶段，不失时机使用中药，即可将SARS消灭在萌芽时期。为此，本人在香港SARS暴发之初，曾提出了“三个第一”，希望发挥中医的优势，治疗SARS于太阳表证之时。这就是：“把握好表证治疗第一关”；“把握好散寒发汗、清热宣透第一法”；“选好临床起手第一方”。只要这“三个第一”把握好了，SARS治疗就变得如同治感冒一样简单。所以去年在面向民众的讲座中，本人反复强调：预防SARS于感冒之前；治疗于SARS感冒之时。关键的一点是，在《伤寒论》、温病学理论指导下，临床治疗起手第一方，能否真正的选准、用好。把握好这一点，达到或超过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结果，其实并非困难。2003年在香港SARS流行期间，本人参与了SARS疑似病、早期、晚期、恢复期、病后康复的治疗，也参与了相关的理论与临床研究。SARS过后的一年来，在诸多学术交流、讨论和文献研究中，又对照以往进一步作了大量、反复的回顾与思考。今天冷静下来看，一年前SARS防治思路、方法，不论是理论上还是临床上，应该说完全符合中医理、法、方、药的基本原则的。针对SARS早期“外寒内热”的病机特点，本人以小柴胡汤重用葛根作为立法、治疗的基础。按理说，“外寒内热”的代表方剂，本应是大青龙汤，冬至前后用之最为相宜。而今以小柴胡汤重用葛根为立法基础的根据是：第一，SARS之时的“外寒”不在严冬，而在早春。且南国之人腠理疏松，故不取麻黄、桂枝之大辛大热以开腠发汗，重用葛根则更为贴切。第二，早春之“内热”，多源于冬季之积郁，且积郁之热，常多兼湿。既热且郁，故不取辛寒之石膏，而用苦寒之清少阳、入肺经的黄芩，更觉恰当。第三，本方依据小柴胡原方中柴胡八两、黄芩三两的比例关系，又加入升降散中的僵蚕、蝉衣。这一配伍，其妙有三。它既可以增强葛根解肌发散之功；又可以应春季生发之时，以取宣透外寒、温散卫气之闭；同时通过疏泄少阳气机，收到宣畅三焦的功效。在上述小柴胡汤重用葛根的立法基础上，依“抓住三阳、治在太阳”的原则，结合病情由浅入深的次第，还可以化裁出七个不同的方剂。第一，若其病初起外寒偏重，发热不甚，而表闭之证明显者，用桂枝麻黄各半汤或加味香苏饮。第二，若其病表寒郁闭而内热亦甚者，用桂枝麻黄各半汤，去桂枝加柴胡、黄芩、葛根。第三，若其病一开始即为典型的外寒内热者，以柴胡桂枝汤去人参加葛根，并重用柴胡、葛根二药。第四，若其病内热偏重而又见三焦郁闭不利者，于柴胡桂枝汤去桂枝、人参，加僵蚕、蝉衣、生石膏等。第五，若其病见咳嗽、白痰、咯痰不利者，用小柴胡汤加茯苓、杏仁、葛根、僵蚕、蝉衣等。第六，若其病热壅于肺者，用小柴胡去人参合麻杏石甘汤、升降散。第七，若其病痰黄粘、咯之不易、喘急者，于上方再合小陷胸汤；大便不畅者重用大黄泻肺热、通肠闭。第一，冠状病毒对其生存的外环境，即自然界和所入侵的人体较为敏感，它的变异是自然界和人体直接作用下的结果。第二，相对稳定、少有变异的麻疹、天花、疱疹、乙肝等病毒，与冠状病毒不同。特异性免疫制剂，是预防前者的有效方法；非特异性免疫防治，是针对冠状病毒的基本出路。而非特异性防治，正是中医的优势所在。第三，冠状病毒往后是否还会变异，再变异之后是否还会出现SARS，用不着我们担心。但是可以肯定，《伤寒论》和温病学所确立的理论原则和辨证方法，将不会改变；而上述治法和方剂，不一定可以照搬。还应当肯定，中医“四大经典”所确立的“以不变之理，应万变之病”的医学价值，应当是人类未来战胜包括SARS在内的外感性疾病时，不可或缺的保证。SARS的肆虐对中华民族来讲，既是惩罚，也是启示。总体上看，它是对当代中国人冷落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惩罚。因为不少当代中国人在中华民族历代先哲面前，已经沦为不折不扣的不孝子孙了。进一步讲，SARS的肆虐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文化科学上的重新认识自我，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瑰宝；对于中国为人类医学做出贡献，努力复兴中医，都将是一付清醒剂。去年SARS的防治中，暴露出中医的不少问题，也使我们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就启示而言，至少有以下几点。2003年8月14日，在十多位国际知名专家组成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专家委员会”召集的香港“医护界团体讨论大会”上，本人曾提出："世界卫生组织有关部门在预防SARS过程中'近代科学主义'的一些做法，与本会56届大会通过的《传统医学战略》的精神相违背。为此，应当就此问题向全世界医学界做出检讨，并特别向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中医界做出道歉。"因为他们来到中医、西医并列为主流医学的中国，在SARS的防治中只重视“国际化”的“标准”，并没有对中国医疗架构和中医学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尊重。客观上给中医参与SARS的防治，带来了不便和“潜龙勿用”的遗憾。也使中国的在SARS的防治上，蒙受了许多不应有的困难和损失。平心而论，应当感谢大自然通过SARS与禽流感对中国人进行的惩罚。中国是中医的故乡，而香港与台湾的中医至今不能进入主流医学的地位。去年，香港SARS的死亡率为17％，台湾为12％，为高发病区之最高。SARS在广东流行时，由于国内“中西医并重”的医疗架构的优越性，除中医院采取以中为主、中西配合的防治外，多数西医院也一定程度地使用了中药预治和治疗。所以广东省的SARS死亡率仅3.6％，为高发病区之最低。去年3月以后SARS在北京等地暴发，由于中医参与防治受限，加之前期管理不力，曾经一度出现危机。后来，国家采取果断措施，中医广泛介入治疗，遂即很快控制了疫情蔓延，有效地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所以，这场SARS明确地告诉了中国人：中医不能丢，而且要尽快复兴。应该说，由于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自卑感，以致我们在中医学问题上出现了三方面重大的失误。其一，我们在“中医西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二，中医学术在本土上的退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其三，在中国，尤其在香港和台湾，我们自己把中医边缘化了。所以，熟练掌握辨证论治理论与技能的高水平的中医临床人才越来越少，以致在SARS防治中表现得极为被动。2005年春“禽流感”发病期间，本人曾经在许多场合讲过这样一句话：“上帝派病毒来，来医治人们的忘记”。以上几点启示若能引起中国人的广泛认同和高度关注，也许正是今天对SARS进行理性思考的价值所在。应记住：病毒正在医治人们对中医的冷落与忘记，病毒也正在唤起我国中医学的复兴与崛起。
李致重
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研究、管理五十余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编辑部、软科学研究学组原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香港浸会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执教中医十年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