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在宽城的时候，中国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曾光在围场乡医九年
1.
2月4号，根据河北省卫健委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2月3日0-24时，承德市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病例1例。新增确诊病例情况如下：
第三例（新），女，湖北孝感人，2020年1月22日从汉川乘坐大客车到汉口、武昌，从武昌乘坐Z2次列车到北京，打车回围场。2月2日发病，2月3日确诊。
2月5日，承德市又新增一例，还是围场人，为第三例确诊病例到围场后的家庭密切接触者。
这个湖北女人！
2月3日，河北省召开全省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省委书记王东峰强调，要坚持深入全面排查和严密实施防控，严防疫情节后出现扩散和蔓延。随后，承德市也召开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落实中央和省会议精神。
可会议刚刚开完，围场就连着出现了两例。
这没法不让人着急。
全社会再次总动员，严格进行社区、乡村人口排查。
“公共卫生问题的产生，是社会各种问题的综合结果，它可能涉及到农业部门、林业部门，涉及到动物等等。所以，公共卫生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国家体系的责任。”
说这句话的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作为中国流行病首席专家，现在他正在和钟南山等人一起在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前线。
而新出现疫情的围场，曾光曾经在这里偏僻的山区医院工作了九年。
半截塔小学
2.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半截塔镇，其名字是由这座建于元代的塔而来。
现在坐落于小学院内的这座塔是中国尚存为数很少元塔之一，因为这座塔在清朝中期已剩一半，所以有“半截塔”的名字。
2009年8月24日的《文汇报》，有一篇王乐写的文章：《曾光 但求为生民立命》，文章这样写到：
"1970年，在这个河北省最北部、连春小麦都无法种植的围场县里，人们在一个偏僻深山的乡镇卫生院欣喜地发现，这啥时候“破天荒”来了一个大学毕业的医生哟！
漫长的冬季，日头西落，吹着酷寒的白毛旋风，背着出诊包行进于漆黑的乡间小路上，曾光的心头总会莫名地升腾起一股悲凉，有时这心绪会激烈地转化成不平——不是为了自己的命运，而是为了农村“缺医少药、村民平均寿命极低”的惨状。1970年代初，围场县当地尚未开展儿童计划免疫接种，麻疹、百日咳、流脑、乙脑等传染病常常流行，克山病、碘缺乏病、肝癌、胃癌、白血病在当地高发……事实上，在这片土地上，曾光根本没有空闲与精力喟叹什么命运的不济，贫瘠的农村让他习惯了全年无休的超负荷工作。医生本就少，有水平的医生更少，有时内蒙的村民从100里开外的地方赶来找曾光看病，疲累了一整天的曾光，又能有怎样的理由拒绝？"
这一年，曾光刚刚25岁。
资料图片：乡村医生曾光
3.
邱奎山比曾光小5岁，当时是榆林子大队里一个生产队的社员，若干年后，当过村支部书记。因为曾光给自己的小孩治过病，邱奎山和曾光相处的很好，据他说，他还经常去曾光家吃饭，有时曾光从北京带回好吃的，还分给他吃。
这几天，武汉疫情也牵动着他的心，每天看电视新闻，看到曾光时，他说：“比在半截塔的时候胖了些”。
邱奎山说：曾光平易近人，人缘儿特别好，给人看病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人来找，不管白天黑夜，拿起药箱就走，他的儿子和曾光的儿子同岁，治病的时候就住在曾光家里。邱奎山的弟弟得了阑尾炎，手术后有黏连，曾光让家里人从北京给寄来胎盘组织液，治好了他弟弟的病。
一个家是北京的大学生当年怎么来到了这么偏僻的山区呢？
自古英雄多磨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经历风雨难以见彩虹，就是这个道理吧。
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磨难，或许也成就不了这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因为父亲的所谓的历史问题，曾光在北京第65中学两次参加高考，都没有被京津的名校录取。第二次高考数理化三科平均分数达到了97分，可还没有学校敢要他，无奈，他填志愿的时候报了唯一一所医科院校。
河北医学院冒着风险录取了他，于是，曾光就来到了河北。
好样的河北医学院！
资料图片：1970年的围场
4.
1970年的围场，条件非常艰苦。
天津知青李小芹是1969年到的围场，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围场县城：
“围场县城坐落在锥子山脚下，当时只有南北方向一条街，从街上的土路和简易平房可以看出，这是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
我们被安排在县城最北边的一个小旅店住宿，这家小店相当简陋，只有几间客房，进屋就是铺着炕席的土炕，炕上放着脏兮兮的被褥。我们放下随身的行李，顾不上多看几眼，赶紧从原路返回，参加县里给知青安排的晚宴。
... ...
回旅店时县里已经停电（那时用电时间有限制），街上一片漆黑。当地居民没有晚上点灯熬油的习惯，停电后家家户户的窗子里都没有烛光，黑暗吞噬着周围的一切。我们的手电筒此时好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橘黄色的光柱照在土地上，连深浅坑洼都看不清。我在天津从未摸过黑，感觉很不习惯，深一脚，浅一脚，默默地跟着同学们一起沿街向北，按照白天的记忆找旅店。
街道两侧的房子在手电的光亮中影影绰绰，模样都差不多，偏巧我们傍晚出来时忘记注意旅店的特点，只好摸着黑，一个门一个门地端详。等我们找到自己的旅店时，服务员已经烧好热炕，等候多时了。”
县城里都是烧炕的旅店，你想想吧！
县城尚且如此，乡镇的条件可想而知。
在围场，最难熬的是漫长的冬天。
塞罕坝海拔约1300米以上，属高寒地区，比大兴安岭还冷，全年无霜期只有56天。就在曾光来围场那年的1970年，夏天还下了一场雪，刚出苗的庄稼全冻死了。
天津知青魏树人在1972年建水库时，帮县气象站的技术员李天存用专业气象仪器整整记录了一年的气象资料，老窝铺公社所在地最高气温为28℃，，最低气温为零下-42℃。
曾光被分配到了半截塔区医院，医院大夫和护士共计十七八个人，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共计四个人，包括曾光夫妻两个，还有一个妇科大夫后来做了围场县医院妇科主任的范秀春。
范秀春说，当时医院都是平房，曾光家住的是里外两间，里间住人，外间做饭，那个时候是百分之二十的的细粮，剩下就是本地生产的玉米、小米、莜面，冬天的菜主要是土豆、疙瘩白（圆白菜），一个月2斤肉，取暖主要是生炉子，大家都那样。
资料图片：1970年的围场知青和贫下中农
5.
“曾光至今记得他看过的第一个病人——一个即将被送进棺材的女人。那时25岁的他刚到乡卫生院上班不久，就被请去看一位危重病人。炕上躺着的是一个年仅30岁的妇女，早已神志不清，骨瘦如柴的模样异常恐怖，院子里正敲敲打打为她制作棺木。曾光发现，危重病人致命的威胁来自强心药物过量中毒。之后他连续7天上门治疗，终于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条年轻的生命……欣慰之余，年轻的曾光不曾想到，这样“惊心动魄”的救死扶伤，居然如“家常事”一般贯穿了整整9年岁月……
曾光事后回忆道，9年乡村医生的经历，为他日后从事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积累了最宝贵的财富。”（《曾光 但求为生民立命》）
范秀春说：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去看病都是走着去。
1970年代，乡镇卫生院一般都没有病床，村里人病了，都是来卫生院请大夫，大夫背上药箱就跟着走。后来几年计划生育工作成为了重要工作，曾光等人还要挨村儿去做计划生育工作。
曾光的妻子高庆是承德本市人，1968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系,也在半截塔工作了九年，外科、妇科、计划生育、做手术，都是全科，在曾光考上研究生后，调回了市里。
那个时候的农村缺医少药，所有的医生都是全科医生，邱奎山说，曾光中西医都行，因为在那个时代，在偏僻的山区里，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是神一样的存在。
此时，钟南山正在相距不远的宽城县做新医药学教育革命探索，此时的承德地区和全国一样，乡镇医院和村卫生所正在广泛开展“三土”、“四自”的群众性办医办药活动。大夫们白天看病，晚上还要生产中药丸儿。
天津知青魏树人在围场下乡时，曾参加过制作药丸儿：
“其实药社的活儿我是外行，每次去只能踩药碾子。药社的学徒乔树生和赤脚医生王惠娟按照方子配药，并按要求焙干捣碎依次倒进药碾中。我则端坐在凳子上，双脚踩在碾子轴上，边聊天边慢慢悠悠有节奏地反复蹬着，直到碾成细末倒在细罗中筛出药面，然后再将药渣反复碾轧全部罗净。
这时外屋已经点着火炉，铁勺中热上了蜂蜜。柜台上铺上一块案板，板面蹭上香油，然后将药面堆上案，中间扒一坑，倒入滚烫的蜂蜜。只见药社的司国才先生双手涂满香油，嘴里唱着手里搅着，象和面一样三下五除二将药面揉成了面团。接下来是将面团搓成长条，跟包饺子揪剂一样揪成30个剂子。随后大喊一声：都上手，大家双手齐上把剂子迅速抟成了黑药丸。司先生从柜台里拿出一沓方块的雪莲纸，一个药丸一裹，又抟成纸团。乔树生端来蜡锅，把纸团往熔化好的热蜡里一倒，王惠娟赶忙用笊篱捞出晾凉装盒，一剂中成丸药就算做得了。”
这样的工作，九年间，曾光肯定没少干。
资料图片：条件越是艰苦，越能历练人生
6.
身居陋室而心怀天下，这是曾光和钟南山等人为医者的胸怀。
曾光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读过北宋理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怦然心动。一个公共卫生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倾其一生所做的，就是“为生民立命”的事业。
范秀春说：曾光比我来半截塔晚，他来了以后一直坚持学习，尤其是英语没扔下，他在半截塔医院的时候，做的是临床，考研究生的时候考的是流行病。
经常去曾光家的邱奎山也说：曾光一回到家，洗完手后就是看书。
邱奎山说：曾光考上研究生时，他用生产队的毛驴车送到北甸等去围场的客车，有一箱子书和一个行李卷，他一直把曾光送上车。
承德人实在，围场民风更淳朴。
承德有一句顺口溜：南来北往，喝不过围场。
淳朴的人更愿意用酒表达感情。
曾光考上研究生快要离开半截塔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要请他吃饭。他下到村里看病，村里有四户人家备好了饭菜。他知道那桌菜几乎要花费掉一个农户三个月的收入，但如果拒绝不去，那才是对主人感情最大的伤害。
他只好在每家吃上十分钟，这四户人家，每家都把他唤作“救命恩人”，他们说：我们的生命，都是曾医生给的。
医者仁心，其实就是体谅最底层、最普通的百姓的心。
这就是科学家的良心。
7.
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人与疾病的斗争，但也更是人的良知与愚昧的抗争。
1月 29日晚，曾光接受CCTV4鲁健专访。对于疫情初期8名武汉市民称“出现SARS”被约谈，曾光表示：“这8个人是可敬的，他们是忧国忧民，有一定见解的。作为公共卫生专家，希望同他们对话，希望从他们身上学点东西。”
关键时刻，曾光又表现出了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他希望同行们从这八个人身上学点东西。
其实，我们都应该从曾光身上学点东西。
这个社会除了需要抗击病毒的药品、口罩、防护服，还需要钟南山和曾光等科学家的这种为生民立命的良知。
本文参阅
文汇报 王乐《曾光 但求为生民立命》
李小芹 魏树人《木兰往事》
资料图片选用《木兰往事》
感谢围场县人大段主任、卫生防疫站麻春雷、红要子村李学东等人的帮助。
特别感谢市防疫站办公室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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