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初年：李白的光辉岁月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四月，李白游泰山，在那里留下《游太山六首》，其六有“寂听娱清辉，玉真连翠微。想象鸾凤舞，飘摇龙虎衣”句，又趁机将玉真公主美美地夸赞了一番。随后李白即南去会稽，在那里结识了道士吴筠，与他一起在曹娥江畔的剡中（今浙江嵊州）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

吴筠是著名的道教学者，与司马承祯同出一师（潘师正）门，但年纪上小于司马承祯，大于李白。《旧唐书·隐逸列传》称其“尤善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为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玄宗闻其名，遣师征之。既至，与语甚悦，令待诏翰林。……玄宗深重之”。这事大约发生于天宝元年的夏秋之交。吴筠的应诏入京，对李白显然是个不小的冲击。吴筠走后，李白即从剡中溯曹娥江经大运河返回东鲁南陵（今山东曲阜南陵城村）的家中。不过二人分别之际，吴筠或许曾信誓旦旦地保证会在皇上面前举荐李白，而李白亦有可能将他的新作《游太山六首》托吴筠转交玉真公主，就像11年前他托元丹丘将《玉真仙人词》带给玉真公主那样。

吴筠赴京不久，便从宫阙传出好消息：圣上征召李白进京。李白在南陵接到诏书，大喜过望，当即收拾书箧行囊，启程赴京。临行之际，他挥毫写下一首神采奕奕的七古一《南陵别儿童入京》以纪事：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从20岁起就不停地干谒上书，屡经挫折而不屈不挠，终于在42岁上获得天子青睐，得到一纸征召诏书。诏书虽然没有说明李白此次入宫能够担当何职，但已足令李白忘乎所以了。他在诮呵家中那位一直瞧他不起的“愚妇”的识浅目短之外，竞洋洋自得地自比西汉名臣朱买臣，以为此行一去，便可平步青云了;且能逞其纵横之才而“游说万乘”，最终圆他的入相之梦。所以他是喜不自禁，几近失态——“仰天大笑出门去”，一副“得意就张狂”的模样。16年前，即他入赘故相许圉师家，隐居安陆北寿山时，友人孟少府写信给他，对其安于小隐颇有微词。李白即以《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剖白自己：

……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叹，谓其友人日：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方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中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是书表明，作为纵横家传人的李白素怀壮志，目光远大，是渴望在有生之年干出轰轰烈烈大事业的鹏鸟（他在是书即以《庄子·逍遥游》之说而称“尺鹦不羡于鹏鸟”），所以在没有达成目的之前，是不会自顾自地去做弄绿绮、卧碧云、漱琼液、饵金砂的方丈、蓬莱仙人的——尽管这是他作为道士而苦苦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他精心规划的人生归宿。所以他要暂时卷掩丹书，收藏瑶瑟而“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像管仲、晏婴那样，辅弼君王，为其出谋划策，待“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社会稳定，天下清明之后，再像陶朱公（范蠡）、张留侯（张良）那样乘槎泛海，归隐道山。这表明李白虽然常常闹着要出世学仙，游乎尘垢之外，却又时时挂念现世，不忘政治。（其实，纵横家就是政治家，而李白曾一心想做有作为的纵横家，这也便逼着他去贴近政治。）李白的思想，有时是道家居多，有时是纵横家占了上风，有时还有儒家搀杂进来（如化《孟子·尽心上》而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云云）;而且当政治形势严峻，国家召唤之际，他更是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如误入李璘幕），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薪火传承、普遍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而此时的李白，到底属于纵横家呢还是儒家抑或道家呢？很难厘清。《老子》第九章不是也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哉”么？“身退”的前提是“功遂”。所以，对李白的事功之心（即其所言“事君之道”“荣亲之义”），真不好去轻易地划派归宗。

李白的入京，在天宝元年的唐朝可以说是一个大事件。是年金风送爽，丹桂飘香。长安城内万人空巷，人头攒动，争相目睹传为“当代相如”的太白风采。李白身着紫色绸袍，腰佩龙泉剑，胯下五花马，气宇轩昂，精神抖擞，在一大群崇拜者（今人俗称“粉丝”）的簇拥下从通化门徐徐进入长安城，在棋盘式的宽敞大道中绕行了一两个时辰，接受万众的瞻仰与欢呼，这才抵达大明宫的含元殿，下马晋见当朝天子。已经等候多时的唐玄宗迫不及待地从龙椅座上走下来迎接;待李白跪拜过后，御手轻扶他缓缓起身，牵着他一起步上丹墀，让他在御座前的七宝床就座。接着司礼太监捧出热气腾腾的御膳，玄宗接过来亲自调和着喂他……须知唐玄宗此时（58岁）已接近花甲，而李白则正处青壮年（42岁）。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以如此崇高的礼节接待一个普通士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当是开天辟地、空前绝后的事。这自然使当时的人们激动万分，踊跃传诵;直到封建社会走到尽头，中国的知识分子每每提及此事，仍感慨万千，回味不已。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一月——即李白逝世的当年当月所作《草堂集序》中记叙这一历史事件说：

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日：“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撰写《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也说：

天宝初，如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務，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辍。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关，褐衣恩遇，前无比俦。

北宋宋祁撰写的《新唐书·李白列传》也称唐玄宗召见李白于金銮殿，“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看来李白获得的这份荣耀，真令当时及后来的知识分子羡慕死了。李白自己则不用说心里有多美、多乐、多得意了。他认为这是他政治生涯，或者说整个人生最为辉煌的顶点，让他终生难以忘怀，时常叨念。他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也就是距离他应诏入京已有17个年头时，作过题为《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的诗，其一中有一大段是对这一时期的光荣回忆：

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

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

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

翰林秉笔回英眄，麟阁峥嵘谁可见。

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

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

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

自李白20岁那年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将他与司马相如作比起，李白便自以为是当代相如了。此诗便是他当时心境的如实写照，亦捎带挖苦了一下曾百般阻挠他面见圣上的那些小人，如张垍之流。李白以汉武帝拔擢司马相如事设喻，其实在讲唐玄宗青睐自家的事儿。郭沫若先生就此评道：“实际上恐怕连司马相如都还不曾受过他所受到的优待。皇帝见了他而满面笑容，使得天下皆春。满朝文武都在为皇帝得人而庆贺，高呼'万岁。看来李阳冰在李白《草堂集序》中所述的情况是合乎实际的。”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春，即李白遭张垍之类小人谗毁出京前，还写过一首《玉壶吟》，又将自己比作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对“供奉翰林”这段生命中的光辉岁月恋恋不舍，依依留念：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

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

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是诗中的“谪仙”是秘书监贺知章给他“封”的。李白于“供奉翰林”初，便在京师的道教重地紫极宫与这位自号“四明狂客”的老诗人见了面。后者看完李白呈上的《蜀道难》诗（或云《乌栖曲》），抬头再一看李白面相，便惊乍乍地高呼他为“谪仙人”，又说：“此诗可以哭鬼神矣！”（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言罢，就拉李白去酒楼饮酒，不料仓促间两人都未带酒钱，那老贺当即解下随身佩带的金龟付给店家，这才坐下推心置腹，饮了个痛快。唐朝官员按品级颁赐鱼袋，袋上以金银等制成的小龟（武后天授元年九月前为鱼）作装饰。三品以上为金饰，四品、五品则用银、铜饰。贺知章官居秘书省监，当为从三品;又是太子宾客，则当为正三品，自然该佩金龟。但以此官物随便做质换物，倘追究起来是触犯刑律的。可是老贺与李白都是性情中人，即便是天规天条，高兴起来也是不管不顾的。这次金龟换酒以后，老贺还把汝阳王李琎，左丞相李适之以及名士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一干饕餮酒徒介绍给李白，三天两头即聚会于酒楼，推杯送盏之间又吟诗写字，觥筹交错中且大呼小叫，竞成为长安一景。尔后杜甫有《饮中八仙歌》为之绘成各具神态、活灵活现的群仙图。而这轴长卷的首帧景观就是老贺的醉像：“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副醉眼朦胧，醉态可掬的模样，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心生冷爱。它与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的画像相映成趣，成为所谓“醉态盛唐”的两方鲜活印记。

杨义先生在《李杜诗学》中提出“醉态盛唐”的诗学观点，其外在特征之一乃是“盛唐时代诗人面对天子而乘醉逞才”。这种“醉态倾于道家，它要求超越为世俗所接受的儒家礼仪规则，在生命的巅峰体验中回归天然本真”。老贺和李白这一对忘年交都属于倡行“法天贵真”（《庄子·渔父》）的道教中人，因而可以无视礼法，不拘于俗，恣肆放纵而炫才逞陕。《旧唐书·贺知章列传》记老贺任礼部侍郎时，恰逢“惠文太子薨，有诏礼部选挽郎”，这对公卿子弟是莫大的荣幸与进身良机，都巴巴地等着去替故太子牵引灵柩。可是老贺却不给情面，不论关系，全凭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挑选挽郎（《旧唐书》本传称之为“取舍非允”），惹得众门荫子弟“喧诉盈庭”。老贺仍不为所动，我行我素，“以梯登墙”，突围出来后仍维持原来的决定，以致“时人咸嗤之”。皇上不得不将他改授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

《旧唐书》本传还讲老贺“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王琦《李太白集辑注》引窦蒙《述书赋注》记为天宝二年）正月，老贺称病告老还乡，正式度为道士。他回到故乡越州永兴（今浙江杭州萧山区）之时，已届86岁，距他离乡已有50多个年头。后来脍炙人口的那首《回乡偶书二首》其一便是此时写就的。诗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人生易老，物换星移。诗人感『既岁月不饶人，又欣喜一代新人初长成，襟怀和雅而神清志逸，所以当他遇见意气风发的李白便如同觅到了继述者，一见如故而至共眠醉乡。三年后，即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李白南游会稽，专程到老贺故宅酹酒凭吊故友（贺知章寿终于返乡当年），见物是人非而不胜欷欺，因作《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怀念他：

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没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

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狂客歸四明，山阴道士迎。

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

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

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

“谪仙人”这一称号，使李白很受用，而且终生受用。后来杜甫写了一首题为《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点明了连接风流贺知章与同样风流的李白之间的那一道款曲相通的灵犀：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

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贺知章于李白的意义，乃在于点醒了李白的“谪仙人”意识或者说促发了其“谪仙人”的自觉。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期间之所以慢薄公卿，睥睨群小的精神动力，便来源于这种自觉。他原想做世外的仙人，却在现世中圆了这个梦。他在客居長安的一两年间，过的就是神仙的日子，享受着神仙的快活。这在使一般布衣知识分子吹呼雀跃的同时，也令许多心地猥琐之人嫉妒、仇视而诋毁。《新唐书·李白列传》载有李白在“供奉翰林”时的一段飘然若仙的故事以及这故事何以终止的原委：

（李）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额面，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琏、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

李白还山之际，曾写过《还山留别金门知己》（即《东武吟》）以纪事，时间大约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三四月间。他于天宝元年秋入京“供奉翰林”，至此在长安（系第二次入长安）呆了大约一年半光景。关于他离京的真实原因，是否就像《新唐书·李白列传》所记那样，历来颇有争议。其实，《新唐书》所说李白“使高力士脱靴”的故事，最早出自唐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上《李白脱靴事》。这则记载讲，李白“供奉翰林”时，多半处于醉酒状态。有一次唐玄宗派使者传命他撰写乐府歌词，正遇上他酒醉未醒。使者怕皇上等得着急，就用水浇他的脸。李白这才稍微有些苏醒。他在半醉半醒中运笔疾挥，一口气写出十多篇歌词，而且未做任何改动修饰。又有一次李白趁着酒意写歌词，当着皇上的面，就把一双脚伸出来叫大宦官高力士给他脱靴子。那受惯玄宗宠信的高力士自觉没面子，正犹豫不前，皇上就命令小宦官推他上前，去满足李白的要求。李白这一次所写歌词，就是当时即被唐玄宗和杨贵妃认可，后来却颇有争议的《清平调词三首》。其第二首吟道：

一支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李肇之后的又一位晚唐人李溶写过一本《松窗杂录》，就此记有高力士离间杨贵妃与李白关系的事：

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妃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唐国史补》及《松窗杂录》的这两则故事，显然成为北宋宋祁（就是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名句的那位“红杏尚书”）修《新唐书·李白列传》（如前引）的蓝本。不过，宋祁之前，宋人乐史（以《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及《杨太真外传》传世）就写过一篇《李翰林别集序》，详细转述《松窗杂录》有关文字。只是它们（包括《新唐书·李白列传》）将李白遭赐金放逐的原因都归咎于高力士与杨贵妃，在逻辑上尚缺乏力道。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清平调词三首》在体裁上是应制诗，而唐宋应制诗均是颂诗，这是没有疑义的。李白蔑视权贵确是事实，但他却不会让应制诗越俎代庖，去发挥讽喻的功能。

其次，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在写《清平调词三首》之前，正受到唐玄宗的尊重和信用。因此，当他应诏写颂诗时，犯不着去顶撞圣上。再说当时他对玄宗皇帝是感恩戴德的，对杨贵妃是很有好感的（这从他歌颂宫廷生活的《侍从宜春苑奉诏试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宫中行乐词八首》等均可看出），没有理由去挖苦后者。

复次，唐人崇尚性自由。李白在《清平调词三首》中所写楚襄王的“巫山云雨”，在唐人看来当是十分荣耀的风流韵事;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在汉代是绝代天娇。李白拿他（她）们来比喻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恋情，是正面的颂扬，并没有讥讽的味道。何况李白在诗里清楚地写道：他（她）比起今人来，还颇逊风骚呢！（如“枉断肠”“可怜”句。）

最后，唐玄宗、杨贵妃都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人，《全唐诗》（包括补遗）存有唐玄宗诗一卷凡68首，杨贵妃诗、词各一首，都写得满纸春光而韵味悠长。李白诗中若有玄机，他们会察觉不出，何劳高力士提醒？而高力士向杨贵妃的密告，又如何使外人得知，以致后人为此笔讼不已？

由此看来，李白被迫离京，不是因为《清平调词三首》冒犯了杨贵妃，而是像魏颢在《李翰林集序）里所言，是“以张珀谗逐”。这话当是李白亲口告诉魏颢的，乃第一手资料——它比起其他道听途说的故事，应相对可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