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千年史》罗马帝国之君士坦丁王朝1
罗马帝国之君士坦丁王朝1
（1）君士坦丁一世重新统一罗马（公元323年）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同时退位。经过一番争夺帝位的混战，李锡尼（李基尼乌斯）和君士坦丁分别控制了帝国东西部的政权，形成两个奥古斯都并立的局面。
著名的君士坦丁一世成了罗马帝国西半部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但是东半部却是由另一位将军李锡尼（李基尼乌斯）统治着。在经历了戴克里先以后19年争夺帝位的内战以后，323年君士坦丁主动出击，于324年在亚德里雅那堡和克里索普利斯打败了李锡尼。他从那时起到337年逝世时一直都是罗马帝国唯一的君主。
在君士坦丁战胜其对手的斗争中，宗教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君士坦丁的父亲康士坦提乌斯在其统治区内（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对基督教一向采取宽容态度，君士坦丁从父亲手上承接过来的军队中又有许多基督教徒。这位识时务的统治者当时虽然还不是基督教徒，但已显示出自己是个新宗教的有力庇护人。
早在313年，他就同据有东方各行省的李基尼乌斯联合发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在这以后，他又赐给基督教会许多重要特权，免除了基督教僧侣本人对国家的摇役义务。基督教很快就从原来是受迫害的宗教变为占优势地位的宗教。这个宗教已习惯于罗马国家的秩序，并乐意为皇帝政权的权威辩护。另一方面，君士坦丁也积极参预教会事务，竭力帮助教会建立统一组织。他认识到统一的帝国必须有同它相适应的统一的教会；在这个教会中不容有教义上的分歧。但当时，就各种教义问题和教会纪律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争辩是社会斗争的反映，它发生在教会内部，而教会是联合了各种成分的。在基督教成为受官方庇护的宗教以后，它的各派主教们就希望借助皇帝权力来解决内部的纷争。
从君士坦丁时代起，教会事务和教义问题已被认为是国务问题。
（2）基督教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公元325年）
自2世纪起，基督教会已形成由地区或教区的教会负责人(主要是主教）召开教会会议，以解决教义、教规和仪式、典制等问题的传统。但当时基督教尚处于不合法地位，教会会议的影响局限于一定的地区，对其他地区无普遍性的权威。
313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米兰敕令》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得以合法化，随着帝国的统一，各地教会统一教义和体制的条件也趋于成熟。
在基督教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由于在教义和组织等方面不统一，教派争端十分激烈。
早期基督教会由于地理、文化、语言等原因，自然地分为二派；西部使用拉丁语的教会称为拉丁教会或西方教会；东部使用希腊语的教会称为希腊教会或东方教会。两派教会各行其是。在后来的发展中，罗马教会逐渐成为西部教会的领导中心，东部教会则形成了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耶路撒冷4个中心。
基督教既成为罗马帝国官方的意识形态，维护它的统一便成为教会乃至帝国的重要大事。不符合正统教义的教派的神学主张往往被斥为"异端"，而"正统"与"异端"的争执又关系到各派系在帝国统治层中所处的位置，从而使基督教内部已有的各种争论更趋表面化。随着教会教权的增长，统一教义这个本属于神学范畴的任务，与教会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变得日益复杂，最后成了需要借助外部政治力量来解决的事情。
随着基督教性质的改变，在基督教内部发生了占统治地位的教派（“正教”派）同与其相对立的教派（“异端”）之间的斗争。所谓“异端”，主要反映了基督教下层信徒（奴隶、隶农、城市贫民）的思想。他们反对基督教的贵族化，反对教会与国家妥协，反对教会拥有财产，期待庄严、正义的“末日审判”的到来。
公元4世纪前后，著名的“异端”有阿里乌派（因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里乌（阿里乌斯）而得名）、多那图斯派（因努米底亚卡札·尼格拉城主教多那图斯而得名）等。当时教派之争突出表现在教义之争上，又集中在上帝基督的属性问题上。
“正教”派主张圣父（上帝）、圣子（基督）、圣灵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正统教义中一条重要的教义，即认为，上帝只有一个，但在一个本体之中包含着三个同等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然而，如何解释"三位一体"，特别是圣父与圣子的关系，道成肉身的圣子的神性与人性的关系，都有着巨大的分歧，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社会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可以说，历次公会议，都是以化解这种分歧、建立定于一尊的正统教义以适应国教化的需要的意愿开始，以加剧最终的分裂结束。
阿里乌派则否认基督的神性，而认为基督（圣子）是圣父（上帝）创造的，因而低于圣父，具有人性。阿里乌派还反对教会上层成为特权集团，反对这种集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因而得到劳动者的拥护，在“蛮族”中也广泛流传。
而帝国皇帝出于统一意识形态的要求，也多次主动干预宗教的论争，于是原已十分复杂的争论变得更为复杂。基督教史上的七次大公会议虽然是为着"统一认识"的目的召开的，但最终没能挽救基督教东西两派大分裂的结局。
公会议是指基督教的世界性主教会议。前期公会议抬于4世纪20年代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之后，由罗马皇帝召开。参加者包括当时罗马帝国所承认的希腊——罗马世界的欧洲以及西亚和北非大部分地区教会的主教和一些神学家。此后，由于各派间的分化日益加剧，自9世纪中叶起的后期公会议，成为由罗马教皇召开的天主教主教会议。
由罗马皇帝召开的公会议共有七次。当时基督教两派尚未正式分裂，故至今天主教和东正教均承认这七次公会议的合法性。
由于政治区划、语言、文化传统等差异，事实上罗马帝国全境一直分作东西两个部分。基督教从3世纪也逐渐形成东西两大派。西派传播于高卢、意大利到北非迦太基一线和以西地区，通用拉丁语，亦称拉丁教会，中心在罗马。东派教会通用希腊语，也称希腊教会，开始以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耶路撒冷等地为中心，散布在马其顿、希腊半岛至埃及一线和以东地区。330 年君士坦丁一世设东都于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自称"新罗马".此后，君士坦丁堡教会在东部教会中渐居首位，同西部罗马相对峙，埋下了日后东西教会大分裂的种子。
君士坦丁取得全国政权后，为了把基督教变为帝国政权可靠的支柱，便以皇帝权力来解决基督教内部的纷争，帮助教会统一教义和组织。公元325年，在距君士坦丁堡50英里的尼西亚召集了318名主教举行会议，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大集结。议题中心是如何解释道成肉身的基督和上帝，即三位一体中父与子的关系。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帝国内部各民族及各地方势力间的矛盾。
最后，根据何西乌的建议，以该撒利亚主教、教会史家犹西比乌所提出的信经为基础，添上父子"同质"一词，由皇帝施加压力强行通过，作为正统三一论教义的标准。这个信经后经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即第二次公会议）修改，加上了"圣灵与圣父、圣子同样具有神性"的提法，从而把圣灵提到与父、子完全同等的地位，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决定基督教必须遵守基督与圣父同体的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同体，因而是永恒的，树立三位一体派为正统，斥责了拒绝接受此信条的阿里乌派，阿里乌本人则被流放到伊利里亚。同时制定了20条教会法规以扩大正统派主教的权力，这些规定对帝国全境基督教会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世俗政权直接插手干预教会内部事务和教义，即由此开端。
会议还规定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为复活节等。从此，在尼西亚会议上得势的一派，即自称正统信仰派（“正教”派，以后发展为东正教）。
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对基督教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因这是第一次通过用基督徒代表集会形式取得共同意见，也是基督学（基督教神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的第一个起因。无论在教会及三位一体的教义发展方面，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对其後基督教发展影响长远重大。
通过皇帝的权力召集基督教会的主教们聚在一起，是主教代表首次聚在一起联合同意的教义声明，也是首次由皇帝运用国家力量影响主教会议的程式。这就是所谓“君士坦丁转换”，即教会与政权连结在一起，经过尼西亚大会，基督教已具有统一的教义和组织，受着罗马帝国皇帝的庇护和控制，完全蜕化为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因此，这次大会标志着原始基督教质变的最后完成。
然而，尼西亚“全基督教大会”与其说是排除了，倒不如说是正式开创了阿里乌斯教派。阿里乌斯在宫廷官员中有不少拥护者，君士坦丁皇帝本人对他也有好感，因为阿里乌斯并不要求有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教会组织。因此，不久之后，阿里乌斯戏剧性地从流放地被召了回来，而他的主要反对者、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诺那修斯却被放逐了。在阿里乌斯于336年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得到宫廷的保护。争论长期进行着。在宫廷中，时而尼西亚信条的拥护者取胜，时而阿里乌斯的支持者占上风。君士坦丁本人又于337年病重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手上接受洗礼。直至381年，阿里乌斯学说在新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再次被谴责，尼西亚教派（正统教派）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阿里乌斯教派却又在日耳曼蛮族部落中得到了顺利的传播。
对罗马旧教来说，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导致了基督教的最后胜利，这无疑也是一种宗教改革。可以说，君士坦丁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宗教政策上采取了比戴克里先更为明智的方针。他们在利用宗教为帝国政权效劳以巩固奴隶制的社会结构的目标上并无不同，因而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方面，君士坦丁就只是进一步发展了由戴克里先奠定了基础的改革体系。
五世纪时，（拜占廷）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史学家、人称学者苏格拉底的基督徒，写了一部《教会史》，时限从公元305年至439年，持论极为客观公允，对异教也无非难之词。他写作时利用了会议活动记载、君士坦丁堡的官方编年册、国王与主教间的往来信件等许多原始资料，记事颇正确可靠。
教会史，本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教会史，在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该书试图重现从使徒时代到公元324年这三个世纪的教会历史。全书共十卷，第一卷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第二至第七卷叙述从基督教产生一直到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上台的时期，第八卷记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对基督教的大逼迫，第九卷记载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西方的胜利和马克西敏在东方的再次逼迫，最后一卷记述了教会获得宽容、和平以及罗马帝国支持的历史过程。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是了解早期教会和罗马帝国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
同一时期，在巴勒斯坦加沙诞生的史学家索佐门的《教会史》大半抄袭了苏格拉底之作，只是添加了一些新史料。他的希腊文风格很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