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的五场“空城计”，次次都是经典但都不是诸葛亮用的
汉末三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局动荡、战争频仍的时期， 在群雄逐鹿过程中， 各种谋略、计策和阴谋诡计应时而生， “空城计”也理所当然地被用于战场。得益于《三国志》等史籍的传述和《三国演义》等小说的敷演， 这一时期的“空城计”， 比之于其他计谋， 比之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空城计”， 具知晓率高、描写者众、真假混杂、众说不一的特点。其中， 传诵最广的是《三国演义》中蜀汉第一次北伐马谡失街亭后丞相诸葛亮于西城“弹琴退司马懿”的“空城计”故事。但是， 这个精彩的故事有历史的影子而非历史事实。
最著名的“空城计”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 (219年) 春赵云、曹操汉水之滨遭遇战中。当时， 曹操留守汉中的主将夏侯渊战死， 曹操亲帅大军赶到汉中， 与刘备形成对峙局面。一个偶然情况下的一出“空城计”， 决定了战场格局乃至天下形势。
《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松之注引《赵云别传》载：
夏侯渊败， 曹公争汉中地， 运米北山下， 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 (赵) 云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还， 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 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进， 云为公前锋所击， 方战， 其大众至， 势逼， 遂前突其阵， 且斗且却。公军败， 已复合， 云陷敌， 还趣围。……公军追至围， ……而云入营， 更大开门， 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 引去。云雷鼓震天， 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 公军惊骇， 自相蹂践， 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这出“空城计”， 思虑严密， 有条不紊， 赵云完全靠自己的勇敢、智慧， 靠制造假相而战胜强敌。突遇敌兵前锋——顽强作战;大军逼迫——冲锋陷阵以不示弱， 却且战且退;退入军营——大开营门， 偃旗息鼓， 达到“虚者虚之， 疑中生疑”以迷惑敌人的“空城计”效果;敌人撤退——战鼓震天， 弓箭射后， 而不是追赶以暴露虚弱。自谓比别人“但多智耳”的曹操， 自始至终都未识破赵云势单力薄、虚张声势的真相。战后， 刘备称赵云“一身都是胆”， 军中称赵云为虎威将军。
赵云、曹操汉水遭遇战， 是古代著名的“空城计”战例， 战略意义重大。它提早结束了曹刘在汉中的军事对峙， 一定意义上加快了刘备称王称帝的步伐。曹操这年三月兵临汉中， 并未与刘备发生大的军事对垒， 而在与赵云作战失利后不久， 就因部属“亡者日多”而于五月引军还长安。刘备再无北顾之忧， 于是在这年七月称汉中王， 次年称帝， 三国鼎立的局面实际形成。
吴孙权称王之初大将朱桓为抵御曹魏的进攻而施展“空城计”， 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黄武元年 (222年) ， 裨将军、濡须督朱桓驻守濡须坞 (今安徽无为县东北濡须水畔) ， 这里是顺濡须水进入长江的必经之地。魏大司马曹仁为攻取这块战略要地， 采取声东击西策略， 声称将东攻羡溪 (今安徽无为县东北， 濡须坞东) ， 而身帅步骑数万向濡须。朱桓既已分重兵赴羡溪， 却得知曹仁大军距濡须只有七十里地， 急忙遣使追赴羡溪之兵， 但兵未还而曹军已至。这时， 朱桓所部兵士只剩五千人， 诸将皆有惧心。朱桓临危不惧， 一方面安抚将士， 一方面部署作战。他说:“凡两军交对， 胜负在将， 不在众寡。……今人 (指曹仁) 既非智勇， 加其士卒甚怯， 又千里步涉， 人马罢困， 桓与诸军， 共据高城， 南临大江， 北背山陵， 以逸待劳， 为主制客， 此百战百胜之势也。”朱桓遂将计就计， 令军士偃旗息鼓， 外示虚弱， 以麻痹曹仁， 引诱其贸进。曹仁果然上当， 没有集中兵力攻城， 而是分成三队， 其一由其子曹泰攻濡须坞， 其二由将军常雕督将乘油船袭朱桓部曲妻子所在地中洲， 自己帅万人留守橐皋 (今安徽巢县西北柘皋) 。朱桓率主力击退曹泰， 又遣将攻取油船， 获得了斩杀常雕、生擒曹将王双、曹兵死者千余的战果。这场战斗， 挫伤了曹军的信心， 从一定意义上巩固了孙吴基业， 朱桓因之进封嘉兴侯， 迁奋武将军。
魏黄初七年 (226年) 八月， 魏将文聘于江夏石阳城 (今湖北黄陂县西) 拒孙权之战， 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空城计”战例。
《三国志·魏书·文聘传》裴松之注引魏鱼豢《魏略》载：
(文聘守石阳) 孙权尝自将数万众卒至。时大雨， 城栅崩坏， 人民散在田野， 未及补治。聘闻权到， 不知所施， 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 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 语其部党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 故委之以此郡， 今我至而不动， 此不有密图， 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这里的记载与文聘本传和《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有出入， 但仅就此记载而言， 确属一出出色的“空城计”。文聘不惟示孙权以“空城”， 而且竟“自卧舍中不起”。由于文聘“有威恩”， 曹操尝称其为“真忠臣”， 使孙权认为他断不至于如此“不负责任”， 反生疑而退去。在文聘本传中， 还有孙权撤退时文聘“追击破之”的记载。文聘坚守石阳的结果改变了战场态势， 使孙权图江夏的计划破产。
与上列三起“空城计”相比， 嘉禾五年 (236年) 吴将陆逊活用“空城计”的战例， 却蒙上了“不义战”的阴影。
当时， 孙权遣上大将军陆逊与大将军诸葛瑾率兵自夏口溯汉水进攻襄阳 (今属湖北) ， 陆逊给孙权报告军事部署的亲信在返回时被曹兵擒获， 诸葛瑾十分惶恐， 认为自己的虚实已被敌人掌握， 应尽快撤退。但陆逊却镇静自若， 他对诸葛瑾说:“且当自定以安之， 施设变术， 然后出耳。今便示退， 贼当谓吾怖， 仍来相蹙， 必败之势也。”陆逊于是与诸葛瑾定计，令瑾督帅舟船水师， 自己带领全部人马， 做出继续进攻襄阳的样子。曹兵历来惧怕陆逊， 看到吴军攻势不减， 急忙返回城中。此时， 陆逊率军以胜利后者的姿态慢慢上船， 徐徐返回。返回途中， 为了证明非怯弱而退军， 还托言行猎， 袭击了安陆、石阳一带 (今湖北应城东) 的城镇和街市， 斩杀、俘虏士兵和平民千余人。这次战场对峙， 陆逊在前期示强藏弱、以弱胜强、化被动为主动的谋略， 可谓对“空城计”战术的活用， 值得称道。但他随后扩大事端， “潜遣诸将， 奄袭小县， 致令市人骇奔， 自相伤害”。这种殃及无辜的行为为智者所不为， 因而也受到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的严厉谴责。
除以上四例外， 在第一次北伐马谡失街亭后， 蜀汉确实采用过“空城计”战术， 不过， 主人公乃裨将军王平而非丞相诸葛亮。王平是主将马谡的先锋， “谡舍水上山， 举措烦扰”， 王平反复规劝， 马谡总不采纳， 终于“大败于街亭”。兵败如山倒， 在此严峻形势下， “惟平所领千人， 鸣鼓自持， 魏将张郃疑其伏兵， 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 率将士而还。”当时， 张郃的兵力达十多万人， 王平以区区千人， 临危不惧， 藏弱示强， 迷惑敌人， 既保全自己， 又收拾残局的壮举， 是对“空城计”心理战术的绝妙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