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北京改造“梁陈方案”是一个什么方案

北京是一个典型的都城性质的历史城市。周代置蓟封燕，为北京城的前身。汉时设蓟县、广阳郡，隋设涿郡，唐设幽州，辽设南京。金朝贞元元年(1153)，金海陵王正式下诏将首都迁往燕京，设为中都，北京自此开始成为一朝之都。元一统四方后定为元大都。明清时期大部分时间都以其为首都。由此可见，北京足有三千年的建城史，一千年的建都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城市遗产保护观念尚停留在对单一文物或遗址的单独保护上，由文化部负责的各级文物保护管理的专门行政机构。1961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中确定了180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新中国成立之始，头等大事是建都。位于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区是置于古城，还是另立新都，各立一派。其中，以梁思成为首的“在西郊另立行政中心”一派明确提出了保护北京旧城、发展新中心的想法。

梁思成是中国著名改革家梁启超的后代，立志学习建筑知识，曾留学美国，接受了专业的西式建筑教育。回国后，他参与中国营造学社的组织活动，在战乱中调查中国各地古建筑的保存情况，与文化遗产保护结下了深深的缘分。1948年，他发表了《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提出了对北平市文化遗产的保护。1950年2月，他与海归青年规划师陈占祥共同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其要旨是建议政府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所在地，在西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一带建立新的行政中心，将古城作为“文化风景区”完整保留下来。此外，考虑到北京未来城市规模的扩张，旧城的格局已经可以预见地不适宜发展的要求，在旧城改造的基础上建设新都会产生一系列的人口安置、交通疏散等严重问题。北京西郊是一片发展潜力很大的土地，在合理有序的规划和建设下，可以胜任首都当前和未来的功能。

“梁陈方案”最大的特点是在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这种发展新城的规划理念继承于美国建筑师埃利尔·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沙里宁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提出:“有机分散的任务，应当是通过把农村用地改为城市用地的方式，产生新的使用价值，和通过适当的重新规划，使衰败地区恢复其原先的使用价值，使城市所有各区的使用价值，保持正常水平，以及在将来保护所有新旧地区的使用价值。”]这一理念的优点是兼顾衰败地区复兴目标的同时，在考虑未来的前提下有序地进行更多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梁陈方案”参考阿波克隆比的“大伦敦计划”、苏联专家在苏联战后重建获得的经验，针对北京城市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以下判断：

行政中心区是改善发展北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设置不能妨碍其他区域发展的趋势，考虑到未来的需要，行政中心区所在地要有足够大的空地面积保证发展余地，从而协调全市的建设，平衡发展。

从发展的角度看，北京旧城布局完整，但人口密集、空地缺乏，如果强行把政府机关设置在旧城内，对已经成型的城市区域进行额外的改造，人员的安置、交通的疏散、房屋的拆迁等持续性的问题都会消耗很多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城墙约束内有限的土地面积也无法保证未来的发展余地。

而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与旧城距离较近，空地较多，绿地丰富，可供建设有序的建筑群和宽阔的交通线路。

因此，未来的规划需要把旧城原本经济、政治中心的城市功能和大量人口、交通运输压力疏散到郊区，保留完整的历史文化环境，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功能，从而保存中国古代都市之集大成者的庄严风貌，又不影响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北京旧城具有充分的实施整体性保护的理由：

其一，旧城城市遗产具有突出普遍的历史文化价值，且彼此形成紧密的联系，构成统一的系统。

其二，旧城从清帝退位到和平解放，一直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原貌。

其三，北京是中国著名的大城市，尤其是旧城以内的区域，文旅产业的开发潜力无限。如果化整为零，孤立地保护旧城内某几处出名的遗产，缺乏对城市总体保护管理的重视，又或是机械地原样保存旧城，忽视基础设施的改善，很容易造成保护与发展的失衡，损坏旧城的健康肌理和景观。

“梁陈方案”固然提出了一个十分出色的方案设想，但仍有一些致命的弱点。新城建设意味着要在一片荒地上另起楼房，短时间内需要花费的预算更大，伤财伤民，对于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1954年，彭真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北京一解放，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城市由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从旧有落后的城市变成现代化的城市。”

1950年4月，朱兆雪、赵冬日所作《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再一次强调“以北京旧城为中心发展”的方案。而高层早在苏联专家提出的第一份文件里就已经肯定了这个方向，木已成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