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悄然行来北京岁月深(图)
南京路悄然行来北京岁月深(图)
本版文并图/周景良
本期私人别史主人公周景良
以周馥、周学熙、周叔弢为代表的周氏家族，是20世纪天津乃至中国北方最为著名的实业家族，与南通张謇家族并称“南张北周”。这个家族除经营实业外，20世纪陆续出了不少文化界、知识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收藏家周叔弢、佛学家周叔迦、历史学家周一良、英语界前辈周珏良等，此外还有不少理工科的大学者、名工程师等等。
周景良先生是周叔弢先生的哲嗣，1928年生人。兄妹十人，年龄最幼。大哥周一良、二哥周珏良、四哥周杲良、六哥周以良、二姐周与良（穆旦先生夫人，南开大学生物系的奠基人），皆20世纪学界坐标式的人物。景良先生于1945年先入辅仁大学，旋再考入燕京大学，1946年转清华大学哲学系，学分析哲学，是金岳霖、沈有鼎二先生最看好的学生。1950年毕业，再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未毕业即被选派留苏，在苏联科学院晶体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任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是我国最早使用电子衍射进行晶体原子结构分析的人。
景良先生性情恬淡，待人接物，笃实不华而自有光辉。受家庭熏陶和影响，崇尚智慧，又颇为好古。对新科技、新事物，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能与时俱进；而对于版本目录、金石书画、国粹京戏等，又有很深的造诣，休闲时以此为乐。在他身上，有传统读书人的敦厚朴实，也有科技工作者的理性、敏锐和深刻。
或许今天的人们很少去想象，五十多年前，在国家大规模建设新中国的背景下，中国的科技机构是怎么建成并运作的。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地质研究工作者，周景良先生平实细腻的回忆，将带我们穿越时光，真切地感受五十多年前的地质研究所的那些人、那些事，和承载了历史的那些场所。编者
1953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由组织分配到地质部工作。
1953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时刻：全国除台湾以外都已解放，1949年建国以后两件大事（对内的土地改革和对外的抗美援朝）都取得了胜利，多年战乱之后，百废待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开始建设，非常缺乏科技人员。所以1952年政务院（当时是政务院，总理是周恩来同志，1955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才有国务院）决定全国的理工科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具体地说，1952年毕业的包括读完四年级的本该毕业的学生，和只读完三年原应再读一年的学生；1953年毕业的就是我们这批只读完三年的了。
大规模建设开始，找矿是迫切的任务。当时地质部长是党内资格既老、人又有魄力的何长工同志，在那人才特缺乏的时期抓干部特别有办法。据说，当全国解放时，全中国只有六个搞地球物理专业的人。因此，调集物理专业人员转行搞物理探矿，培养物理探矿人员，就成为迫不及待的任务。当时从北京大学物理系调了教师到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创立物理探矿系（可能从清华也调人）。1952年包括清华北大物理系的相当多的毕业生分配到地质部。1953年已是全国大学院系调整之后第一年。我们北大物理系毕业生，包含了原清华、北大、燕京三校的学生，也只有六十多人。六十多人今天不算什么，当时却不算少了。记得在1948年清华大学招生发榜，心理系只取了一名学生。1950年我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时，同班毕业只有三人。
我们这六十名毕业生中有十多人分配到地质部，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比例。毕业时，学校请领导来作报告，除一位姓刘的教育部长外，还请来了何长工部长。他在毕业生全体大会上说：“进学校来很高兴，有我一份！”（当时为加强地质队伍，还有一条命令。即，凡在地质系学习过的大学生，无论学了多少，一律归队到地质部。我所的黄伯龄同志读过一年地质系，其实还没学什么地质知识，随后转到天津一所中学教物理，学校也需要他，他也喜欢教物理，但因这一命令，必须到地质部报到。我所的张祥光同志读过一年地质系，后来改做政治工作，在广东搞土地改革。也必须“归队”到地质部分到我所，其实到这里仍是做政治工作。）我们分配到地质部的物理系学生并未全部去搞物理探矿，也有的分配到化学分析室，分配到仪器厂，等等。当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归地质部代管，所以我和林卓然被分配到地质所。
一迁
1953年南京珠江路700号
1953年9月（大约是9月8日）我和林卓然坐火车到达了南京下关车站。我们坐上三轮车奔向地质所。当时公共汽车极少，更没有出租车。过去敞篷马车在南京是一景，但到1953年时南京的马车已是破到不能再破了。从未到过江南的我，对南京湿润的天气、茂密的树木、修建漂亮的街道和房屋印象很深。
珠江路上的美丽院落
南京的街道虽然给我印象很好，珠江路却是例外。这路修得很好，但没有相应的建设。路笔直而宽，可能比中山路还宽，但是没有树荫，路两旁是一些破木板房，一条大路给人以光秃秃的感觉。我每次从华丽的中山路转到珠江路上时，就有一种不很般配的感觉。当初这条路是从市中心的中山路通向蒋介石的住地和国民党中央军校等处的要道。今天想来，可能是国民党未及建设完成就抗战开始而形成如此景象。1953年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址就在珠江路700号，从市中心中山路转入珠江路几乎要走到尽头才到。
珠江路虽不怎么样，700号却是一个美丽的院落。这里原是前国民政府经济部地质调查所的旧址。院内所有各建筑，包括围墙及大门和传达室，都是用特制的一种红色的砖砌成的，很好看。大门在马路的南侧，进大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庭院。从大门直走，便到了主楼。主楼可能是三层。楼前正中有一棵三层楼高的大雪松。我见了实在吃了一惊，想竟有和画的圣诞树一模一样的真树。可能是现在天气比过去暖了，今天在北京雪松已不稀奇了，当时确是一棵也没有，所以我从未见过。
主楼的一层和院子的地面一样平，所以在一层室内多少有点身处地下室的感觉。绕过雪松便是一层的大门，门不大，也不起眼。沿一层大门两侧的台阶上去，是高大漂亮的直进二层楼的大门，这才是楼的主门。二楼进去是房间高大的展览厅，那可能是解放前全国最好的地质陈列馆了。（现在这里仍是地质陈列馆。）这700号院内包括一组虽说不大但配套齐全的建筑群。主楼东侧，是一座二层楼，物理和化学实验室都在此，还有一些办公室。再远一些是一些平房，作为家属宿舍。主楼的西侧，是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就是今天地质部图书馆的前身。图书馆后，是一座二层楼的单身宿舍。环抱这宿舍楼的窗外，种着许多已一层楼高的桂花树。我到南京的时候正是仲秋时节，桂花盛开。我住在宿舍的二楼。那时还是大开窗户睡觉，晚上回到宿舍，浓香满室，真是不可多得的享受。主楼正后方是一大草坪。草坪的最东头，有两三棵腊梅和红梅。到了冬天，梅花开时，从草坪的另一端能隐隐闻到飘来的梅花香气。
配有服务员的办公室
这地质调查所是翁文灏先生创办并经营多年的地质调查研究机构。它可能是解放前人员最多、地质学科门类最全的研究机构，专家辈出。可想而知，当初这院子里是多么热闹。不过，当我到那里时，却是冷冷清清，不见几个人。搞物理的章元龙先生在，搞化学的余皓先生在，在地质方面只有徐煜坚先生、朱福湘先生在。我和林卓然隔办公桌对面而坐。早上服务员王珍用手摇铃上班。随即有服务员来给我和林卓然每人面前倒一杯热开水，我和林卓然面面相觑，这对初出学校的我们很不习惯。过了些时，刘鸿允先生回来了，再过些时，侯德封所长、叶连俊先生也回来了。我在南京五个月中，只见到这几位。当时的地质所还有张文佑副所长、何作霖先生、崔克信先生、陈庆宣先生、谷德振先生、赵宗溥先生，等等。我是到了北京以后才见到的。各房间有些办公桌，服务员告诉我们：这是某先生的桌子，那是某先生的桌子。而这些人都去地质部找矿了。
冷冷清清的背后是轰轰烈烈的大建设
解放前，全国有三个主要地质机构都在南京。那就是：翁文灏先生领导的地质调查所、李四光先生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谢家荣先生领导的矿产勘探处。解放后大约是1951年开了一个会，决定这三单位改组，原有的绝大多数科技人员调到地质部去了。今天想来，我到南京的当时正是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从解放前原有的布局，转为适应解放后建设的大调整、大改组的转折时期。也可能那时地质部顾不上地质研究工作，也可能那时地质部不重视研究工作，总之那时调集大部分人员去找矿是当时开展大建设必须采取的措施。这些大事，本不该我来说，我也不可能说清楚。我只是想说说地质所冷冷清清的原因和背景。这里冷冷清清的背后是轰轰烈烈的大建设。（在这大转折时期，个人的情况难免和国家的要求有出入。这在轰轰烈烈的建设气氛中或许不觉什么，但到一定时候又会有些思想。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可能专家们又有些想法。有一次何长工部长在会上又大声说：“现在向科学进军，好多人都想回去搞研究。我说：不要紧，一人给你们成立一个研究所！”老部长真有办法稳定人心，留住人。可能就是那时成立了地质部地质科学院。而其下属研究所编制都很小，比我所一个室略大一点。这是否“一人一个研究所”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在地质所代表党组织工作的，是彭会同志。那时党员还很少。地质所既无党委，也没有单独的支部，他也不是书记。地质所和其他单位合起来有一个党支部，他是支部委员。彭会同志当时工作中很主要的就是把地质所迁到北京并争取由中国科学院领导（才好发展）。我在南京的五个月就是在准备搬家，包括各种安排，打包、装箱、登记，等等。1954年春迁到北京。在南京期间，1952年分配到地质所的有学物理的尹树森、学地质的黄汝昌和郦诚；1953年分配到地质所的有学地质的孙枢、学化学的陈毓蔚、学物理的林卓然和我。范德廉是1953年毕业，但好像是迁北京后到所的，我记不清了。从南京来的行政工作人员现在健在的只有杨晓岚同志了。
几十年后的故地重游
我在南京虽然只待了五个月，但对珠江路700号还是有一点点感情。1997年我去南京，又专门去了一次珠江路700号。四十三年重来旧地，房屋大体依旧，只是给人以破败的感觉，非复当年情景。现在这里是江苏省地质局等单位。院子打扫不干净，院内有些楼之间用铁栏杆隔开（想是各有各的地盘）。主楼，理化楼都在。图书馆和单身宿舍没有了，代之以一座设计奇丑的六七层的高楼，还紧贴着主楼，比主楼高出约一倍。据说是地质部门的什么旅行社，想是搞些三产。添些建筑难免，也不一定非要和原来的建筑群如何协调，只是不能弄得太不像样了。我找几处还像样的地方拍些照片匆匆离去。
2010年9月去南京。再访珠江路。只见高楼林立，原来的小院全无痕迹。原来的正门已是临街高楼留出的一个门洞。进门后的桥仍在，一路直进到原来的主楼。整个院子所保留的仅此而已。原来的主楼作为有历史意义的遗迹保存。那棵使我吃惊的雪松仍在，更高大了。主楼东侧添了一座群雕铜像，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人。东面原来的理化楼拆掉，紧贴近原来的主楼建了一座非常高大的地质大楼，是地质陈列馆的新馆。只是离原来的主楼太近了。使得那主楼灰头灰脸、毫无精神。既然主楼是作为历史遗迹保存，就应该在它周围留出一定空间，衬托出它来，不应像个小随从般站在旁边。这样，只有像我一样的老人，知道过去，才会对他肃然起敬了。
二迁
1954年北京沙滩松公府一号
1954年地质所迁到北京后，地址在原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原址，是独门独院的一座灰砖楼。梁思成设计的。
院内有许多棵高大的西府海棠和白海棠，开花时非常好看。太阳照耀之下，好像花的颜色都能反映到人的脸上。地名是松公府一号。门向东，路对面稍偏北有一个不太大的西向的中国旧式门。这是过去老北京大学最主要校区沙滩红楼区域的西侧门。里面先是图书馆楼，向前有一精致的四合院即松公府，再向前有一大操场（1947-1948年学生运动时取名“民主广场”；如今这里是中宣部，在操场上盖了一座大楼），操场以南，是有名的北大红楼，前临马路，至今汽车电车站仍名“沙滩”。操场以北，是一座女生宿舍。和地质楼一样，也是灰色砖楼，林徽因设计的，与地质楼远远相对。
西斋宿舍里大难不死
从南京迁来北京，我们单身的人住在景山东街上的原北京大学理学院的西斋宿舍。地质所所在的地质楼在景山东街的东端稍北，西斋宿舍在景山东街的西端。街中间的许多房屋最大的是原北大理学院。最早的京师大学堂是在这里，不在沙滩。这是一座公主府，各进院子及建筑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尚保持未变。这公主就是乾隆皇帝的女儿，嫁给和珅的儿子的。西斋宿舍大约是清末京师大学堂时代修建的，一排排房子看上去很结实。我和孙枢、黄伯龄同住一间相当大的屋子。那房梁的截面积大约一尺半宽二尺高。
从南京搬来大约不到一年，有一天上午我上班不久，大约九点多钟，服务员来叫我，说是让我回去收拾东西。回去一看，原来我住的房子的房梁折了（那样粗大的房梁！）。房顶全塌落，屋内见到天。房梁正砸在我的床上。我的床是木板的，砸成比手掌稍大的一片片；放在床下的加厚搪瓷脸盆（那时代讲究买结实的东西）被打成海螺状卷着。我若迟走一个多小时，肯定不能活下来，真是大难不死。（1946年我还有一次大难不死：早走几步就要压在倒塌的房下。）
活跃丰富的文体活动
地质所到了北京之后不久即归中国科学院领导了，可能即在1954年。1954或1955年地质所有了党支部，书记是1928年的老干部边雪风同志。初到北京的两三年人员渐渐增多。李璞、涂光炽、司幼东等先生陆续来所。年轻人也来了一些，但不多。真正分配来较多年轻地质工作人员是从1956年开始的。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成立了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大力加强师资，大量招收学生。1956年是第一批学生毕业。这是从国家建设出发，以培养地质勘探人员为目的的。至于赫赫有名，培养出几十代人才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却萎缩下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只有一个地质地理系，较弱。这也是前面所说的大调整的一部分。理科的数理化等各系似乎没有这样的现象。
在沙滩的开头二三年，人不多，但还算活跃。记得有一次打篮球。老先生为一方，初毕业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一方。所谓“老先生”是从资历方面考虑的称呼，其实那时他们多数不到四十岁。但那近四十岁的一批人打起球来不逊于年轻小伙子。势均力敌，只是稍觉累一些。他们那时代的地质工作者普遍爱好体育。记得参加打球的有刘鸿允、刘东生等先生，好像叶连俊先生也参加了。
当时每逢过年总要开个晚会，所领导也都参加。当时的礼堂在三楼，只是一间大屋子。不记得全所共有多少人了，不到一百人，也许只有五六十人。有一次会上，大家请侯德封所长表演节目。老先生慢慢腾腾站起来，停了一会儿，开口表演了长长的一段京剧道白：“寨主听者！愚下保镖路过马兰峪口，见此马身高八尺，首尾丈二有余……”是京剧《连环套·拜山》一折黄天霸的道白，一般名演员演这段时常会得到满堂彩声。侯老先生咬字发音全学京剧武生泰斗杨小楼的味道。老一代人学习，工作在二三十年代，他们有机会看到最精彩的一代京剧大师的演出。他们许多人迷京剧，懂京剧，他们有时还能学唱几句。刘鸿允先生比那一代稍晚，是四十年代前期参加工作的，也很喜欢唱京剧。
历史的痕迹在活着的人身上延续
当时地质绘图工作人员只有四位。（当时只是描图，不像后来邵兴亚领导的大军：又能描图，又能拍照，又能印刷，能制出墙一样大的地图来。）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一位年龄最大的鲁巨川先生。老先生头顶已秃，背已很驼，言谈举止，带着老北京人的斯文。他谈起自己时说：“我……厄鲁特，蒙古族。”厄鲁特三字发音连着，像说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又一次他说：“我们是鄂伦春”，是被满族俘虏的。他说鄂伦春三字也是连着发音：“鄂”字发音像“我”音，“伦”字卷着舌头发音，“春”字发音成“群”。我虽然弄不清，但这至少也是二百年前的历史了，在活的人身上仍留着痕迹。
磨显微镜用岩石薄片的余国钧老师傅有一次谈起自己的过去说：他原是织缎子的工人，后来这行业不行了，才改做磨片。这使我想到康熙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江宁织造时南京苏州一代纺织业的辉煌，后来逐渐衰微，居然还延长到民国初年余师傅的时候。总之，从他们身上，我感到几百年的历史过去，还能在现存的人身上找到痕迹。
三迁
1960年元大都城墙外的祁家豁子
我在沙滩只呆到1956年夏就离所去苏联去了，所以后来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员的大发展，包括调来许多解放军转业干部，我都未经历。地质所是从1960年离开沙滩，迁到祁家豁子来的。
祁家豁子地接元代的北京城墙，很可能因当时有个豁口而得名。1960年夏，当时中央包了整列专车把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全部运回北京学习反修正主义文件。我回到北京时去见地质所领导，就是到祁家豁子的地质所新址。
据说大跃进时中国科学院因西郊已无发展余地，故打算在北郊发展。其地界：南北自祁家豁子开始，向北走公共汽车三站路直到北沙滩；东西以德胜门外的主路和安定门外的主路为界。在这个大方块中，当时在西南角修建了1号楼（即我所现在的主楼），2号楼（即现在为修建本所新主楼而将拆去的原109厂的楼），3号楼为大气所；当时在这大块地的东北角修了被称为917大楼的建筑，地理所、遥感所等在那里。据说这楼当初是为中国科技大学建的。当时就只在这对角线两端修了这几座建筑。 大跃进下马，这规划也就没有了。至今“3号楼”这名称仍在，算是仅有的痕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