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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性与非历史性之间

田冠浩

非历史性：人的创造本性

通常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在于将哲学从思辨形而上学引向现实历史和社会实践，从而恢复了哲学解释和改造现实世界的能力。这种理解固然把握到了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总意图，但是若只停留于上述理解，却容易忽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自身的超越性和非历史性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混同于实证主义甚至某种将一切都还原为特殊历史状况的虚无主义（参见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历史》）。无论如何，单纯转向现实和行动，并不足以构成哲学的重大变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向还可能造成哲学向现实功利世界的妥协。正因如此，我认为马克思在提出“实践”、“改造世界”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时，实际上预设了某种超现实的、非历史性的标准，只有依据这种标准，实践才是有意义的“自我实现”活动，而“改变世界”也才是某种人与世界的共同“提升”。

马克思在批判近代形而上学方面的巨大成功，常常使人忽略他本人对近代形而上学，特别是后者的非历史性观点的继承。考诸思想史，近代哲学以肯定人的感官欲望的经验论和自然权利学说为起点，经过康德对理性独立于自然的先验立法能力的论证，以及黑格尔对人类理解世界、建立文明的概念思维的说明（逻辑学），最终在费尔巴哈那里被明确地表述为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世界观。这就是将人视为世界（文明）的创造者，视为世界的基础性存在；人因其创造性而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生命意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也建立在这一非历史性观点的基础上。这体现在马克思始终将创造性视为人的本性，并视对创造性的实现和享有为社会存在的最高目标。比如《巴黎手稿》中的“类本质”、《费尔巴哈提纲》中的“对象性的活动”，以及《资本论》中的“人的一般本性”和“自由王国”都是就人的自由创造性而言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人对自身创造性的实现和享有作为社会存在的最高目标也构成了评判一切现实历史的非历史性标准。

历史性：社会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仅为其理论选择了“人的自由创造性”这样一个非历史性的基础，而且成功地以此打通了人的非历史性（超越性）维度和现实历史维度。这使得马克思最终站到了现代自由思想的最高点。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将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对象性活动，从而使感性活动自身超越了直接的感官欲望层面，成为了对于人的创造本性的显现和“本质直观”（重申《巴黎手稿》的观点）。马克思以此将人的非历史性的创造能力（《资本论》所说的“人的一般本性”）与人的历史性的存在经验（《资本论》所说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人的本性”）联系在了一起。也是在这里，马克思对现实历史的强调同时就是对人的非历史性、超越性的一种最高追求，即使现实历史不断非现实化，不断超越自身而趋近人的自由本性（《提纲》第三条“革命的实践”）。

不仅如此，《提纲》第十条还提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以此表明，“社会生活”是人类创造性超出观念领域，作用于现实世界的基础。通过语言的创制、沟通，人类得以将分散独立的个体意志结合为社会共同意志，从而取得超越其本能的行动力；人类按照共同意志重新约束、配置其自然力，是人类自由规划世界的首要前提和最初形式。这也就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当然，在更进一步的意义上，社会生活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模式也历史性地决定了人类自由创造性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

二元论：知其不可而为之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重要的说法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观点克服了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问题。这种说法虽不错，但如果只是简单地理解它，却可能使我们同时错失近代二元论和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真理。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问题，实际相当深刻。笛卡尔最早遭遇这个问题，此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都曾试图通过说明理性精神的自我立法能力（创造力），将客观世界统一于精神世界，但是由于低估现实的独立性，它们最终都陷入了空洞思辨的境地。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近代二元论的真理性内容，这体现在马克思一方面高度重视人的创造性、能动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自然和社会存在作为实践、创造的前提，具有自身的独立规律；主客对立、理想与现实对立是人类存在的永恒处境。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在主客二分问题上，又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马克思提出，人类的超越性、创造性表现在思想层面，总是关于现实存在的思想，是致力于理解、改变、提升现实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不能像黑格尔所设想的那样，成为完备的创造和控制社会现实的精神力量（国家主义和苏联计划经济的基础），但是却能作为引导实践的社会变革要素，使现实世界发生趋向于人的超越性和“自我实现”的实际变化。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包含了一种关于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社会之间的矛盾的永恒性的认识，但是它又承认，人具有不断地在这种矛盾关系中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自由，使这些不断涌现的矛盾成为显现人类创造性的条件的能力（科学的新发现，生产的新工艺，社会的新风尚等等）。人类作为主体永远不能穷尽客观世界的真理，但也唯当人类“知其不可为之”，人的创造性与自由才获得了最丰富的实现方式，人生才充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