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与阿尔都塞午后一席谈(1977夏)
原文载于《新左派评论》
2018年的9-10月号
文|佩里·安德森
译|蓝江
按：阿尔都塞携妻子艾莲娜于1977年夏天造访伦敦，用几日时光来与朋友，一位智利的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塔相聚。这是他第一次造访英格兰。由于在第100期上的葛兰西的论文，他打电话过来，因为他正在为《重生》（Rinascita）杂志写一篇论葛兰西的论文。我们一起谈了四个小时。
一般来说，阿尔都塞不愿谈论其个人经历——关于他的人生历程中的个人问题，他十分谨言慎谈，但绝非空洞无物。他年轻时候的两个主要经历，一个是天主教，那时他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其中之一，他反讽地说道），二是二战时他曾经被德军囚禁了五年。由于战争，和威廉姆斯或霍布斯鲍姆一样，他的教育被打断了，1945年后他才再次接受教育。他接受过一点点哲学训练，顶多听了一些梅洛-庞蒂的课程。1948年他决定入党，但绝不是受到中国革命的激发，也不是因为捷克危机，而是似乎由于1945年之后逐渐发展的结果（也受到了西班牙内战的影响），因个人因素而做出的决定（他与妻子邂逅，一个他不曾谈过的妻子？——一个猜测）。
对于苏共二十大，他给出了自己提出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评价。他说，我错误地认为这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危险。在六十年代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候，这的确就是我在那时及之后的整个政治观点。不过，现在我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危险要更早一些——回到三十年代，到斯大林主义那里。实际上，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危机，其麻木的状态或者说非危机的形式掩盖了其危机。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寂静沉闷，就是其危机最糟糕的症候，赫鲁晓夫主义只是让危机昭然于天下。
今天，有人称赞费尔兰多·克劳丁（Fernando Claudin）在很早就已经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深度——尽管他没有从哲学上对之进行处理。事实上，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历史状况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一种悲观主义（这里暗指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他读了我的书译本中的一章）。最近他在出版了他关于法国共产党二十二大的小册子之后，他现在要为《重生》杂志写一篇关于葛兰西的论战性的文章，有点像《新左派评论》的文章（对霸权观念的批判），但他更侧重于哲学，而不是历史。他暗示说，他实际上打算放弃发表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太过尖酸讽刺，不是太稳妥。此外，他想写篇短文，为了能得到广泛传播，他会集中于谈论当下资本主义国家。
对于法国共产党下的生活，他强调说，在过去五年里，党员发生了彻底的转型。现在，新的群众，新加入的年轻人缺少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他们只是在“共同纲领”（Programme commun）的背景下加入的。他们形成了一个与成长于第三国际、国民阵线、苏德条约、抵抗运动和冷战时代的人们（那些人经历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多变和沧海桑田，迫使那个时代的战士们要为他们自己思考，十分认真地思考）截然对立的队伍。那个时期的同志只有极少数还留在党内。党内最老的同志也顶多是他们的同一代人——就像他政治上的同时代人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一样。
对于党的各个领袖来说，马歇很少得到尊重。在瓦尔德克·罗谢（Waldeck Rochet）之后的清洗运动中，马歇当选为法共总书记，因为他争议最少，或者说资历较浅。如今，由于坦率和耿直，且在电视上泰然自若，马歇拥有了一定的党内陆位，但他能力有限。罗兰·勒鲁瓦（Roland Leroy）有本事，但病倒了。保罗·劳朗（Paul Laurent）和雷纳-埃米尔·皮克（René-Émile Piquet）太年轻了不足以胜任。他似乎有点不合适地说道，劳朗在其他时候曾说过，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他才五岁。他说，法共领导人私下里都是彻头彻尾的反苏派，他们将“落后”的俄国人视为乡巴佬（muzhiks），反映了他们沙文主义态度，他们夸夸其谈，自认为法共在法国的表现，要比苏共在俄罗斯的表现更好，他们经常将苏联视为他们的一个令人讨论的耻辱。而问道他们对苏联的了解程度，阿尔都塞说所有法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每四年，政治局的成员每年都有权利到苏联度一次假——那么，他们非常熟悉俄罗斯的生活。不过，他们都没认真思考一下苏联社会的历史经验。
今天，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的国际视野有点类似于中国共产党——支持北约，向华盛顿保证在北约势力范围内，什么也不会太大改变。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他评价说西班牙的卡里罗（Carrillo）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共产党领袖，但可惜的是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反苏主义现在四处蔓延。左翼联盟的本性就是在黑暗中的盲目冲动——一旦他们赢得了选举，对于真正会发生什么，他们一无所知，对于法共来说尤为如此。然而，在赢得选举之后，总统将社会党同法共分离开来的计划是不现实的——社会党没机会充当一个整体，他们的成员现在正在美美地陶醉于共同纲领的观念，他们的领导人正致力于让党的政治权威凌驾在法国工人阶级之上，来填补他们在工会上的不足，并接受与中间派的联盟。法共在市级选举中也赢得了一些收获，他们最感兴趣的城市是圣埃蒂安和兰斯。
阿尔都塞自己在党内的状况是比较孤立，并受到猜忌。4月份他原定给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党（UEC）有一场演讲——该党年轻组织的一位41岁的秘书长——但这位秘书长打电话给阿尔都塞取消了这次演讲。他拒绝取消。然后，他在党的媒体上发表了他的演讲内容。延期、设置障碍、说机会不好、拒绝。后来，他在Maspero出版社出版了一个扩充版。对于他反对党内右倾的羸弱无力的指责，他回应说，在法共内部，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火药桶——重中之重就是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今天，在法共内部不可能赞同他的主张，尽管在列宁时代俄国党中，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东西。于是，他自己退居二线。除此之外，社会党现在也臣服于密特朗的压力，要求摒弃这种倾向。他用着令人后怕且带点八卦性质的口吻说道，在他们自己的财产、媒体、机构和组织之下，社会党内部已经建制化——密特朗不会容忍太长时间。还有别的选择吗？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朋友曾告诉他，他的主张只能存在于开会讨论之前，之后就会消失于无形。所以在那里，也不会有这种倾向的可能性存在。然而，法共内部迟早会有更自由的讨论——这就是法共22大的逻辑，然而，领导很顽固。事实上，很快推荐名单就被抛弃了——没有希望对结果感到满意。党员已经习惯于顺从和屈服，或许也习惯于投票给同一个人，同样的政策。
党不再开除人了——但党实施了一种他试图避免的贝壳放逐法。22大之后，文化控制只是更强化了，而不是更宽松了。一个重要的症候就是迅速开除了《思想》杂志的一位干事，这位自由派的干事一直帮助阿尔都塞在《思想》杂志上发表论文，取而代之的是卡萨诺瓦（Casanova），他是一位知名的体制化的官员。现在马歇书记的一位资质平庸的合作者尚巴兹（Chambaz）监控着文化。一般来说，法共用一种惯常的沉默来对待他的思想。无论是他的《保卫马克思》还是他的《读资本论》，党媒上都没有任何评论。社会出版社出版的《立场种种》（Positions），都没有在党员中卖出几本——如果他们愿意，工人倒是很想买Maspero出版社的出版的书。
比起六十年代，高师和其他地方的学生已经不那么政治了——他们加入法共纯属被动或者无批判地加入。现在党内有品质的知识分子或严格的左派已经所剩无几。他在那一代人的所有的朋友都退了党——他提到了韦尔南、德桑蒂、福柯，1948年他们都曾是法共党员。心理学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他们都可以在法共内部密切合作。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则不行。太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品和研究了。我认为，他说道，比起法共，今天英国共产党还有许多真正的知识分子。
问起他和许多其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对中国共产党在六十年代末期的评价时是否犯了错误，他给出了肯定回答。很难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一些同情者的官方访问用处不大，尽管他注意到一些曾经到中国旅行的朋友对中国的兴趣逐渐消失。然而，他认为，一个曾经在中国待过两年的女士给出了一些比较精确的描述。对于群众来说，世界就是日常生活的世界——日常生活都一清二楚，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下，所有人几乎不用思考就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不过，在这个透明的日常世界之上，或者毋宁是在其之后，还有一个政治的维度，一个被绝对排斥了的政治维度，而人们对之一无所知。秩序是从上而下的制定的，他们只需要服从。在制定这些秩序的国家里，近几年来，情况明显地恶化。然而，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数千年来总是在说“是”，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最遥远的古代。在今天的中国，这个传统让人民群众极为消极被动。孔子是一个把顺从听话上升到理论层次的思想家——所以，中国的激进派要与孔老二斗争到底不是偶然的。西方不可能出现一个偌大的只会说“是”的国家，西方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产生了一种说“不”的资产阶级传统。中国历史上没有资产阶级革命，这对于理解这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
在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进行比较时，阿尔都塞承认中国革命的巨大的农民群体更加忠贞，不过，他还评论道，革命让农民进入政治舞台，但此后，农民又回到土地上，再次被驯服。在俄国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工人也在中国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1927年反革命运动中工人所剩无几（这个句子不够清楚——有待于解释，安德森注）
葛兰西是一位伟大的共产党领袖，但并不确定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证明他的霸权观念的要点，阿尔都塞给出了一个方程。在《狱中札记》中，他说道：“霸权=强制+霸权”。结果是：强制=0。葛兰西谈到了霸权机器，但总是从它们的霸权-催生效应来谈的。他没有问：什么权力会产生这样的机器，而是问题它们的引擎（不是效果）是什么？换句话说，他忽略了将他们凝聚起来的强制性团结。阿尔都塞似乎引用了金子的类比。他询问了博比奥论公民社会的书籍，一般来说，他似乎紧跟着意大利对葛兰西的相关讨论。
托洛茨基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还有谁在否定这一点？今天加入托派组织的人的观念是什么？他们真的能在人民群众中赢得地位吗？在法国，法共领导人对托洛茨基的看法很消极，充满敌意，但有一些变化的迹象。在圣埃蒂安，在选举期间，共产党的候选人接受了《红色报》（Rouge，《红色报》是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报纸，在圣埃蒂安革命共产主义联盟为法共而战））的一次采访。然而，政治局非常愤怒地拒绝授权任何人接受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采访，拒绝任何观念——例如，与意大利共产党不同。他在革命共产主义联盟里有朋友。
在众多关于国家和人物的旁白或评论，或许应该注意如下几点，作为阿尔都塞个人观点和文化的代表。1974年，他去过俄罗斯，参加一个黑格尔的会议。一些当地的哲学家非常不错，但必须掩饰其才华。他的作品在苏联被禁了，被放在了地狱的第三层（例如，他的书是图书馆里第三严格限制的书籍种类，需要通过特别批准才能借阅）。在波兰，《读资本论》出版了，在罗马尼亚，《保卫马克思》出版了，在匈牙利出版了一本文集（包括了一些还未在西方国家发表的文章）。在保加利亚和东德还没有任何他的书出版。他经常去意大利，最近他在西班牙，在那里，他第一次感觉到必须回答记者的问题。
在经济上，他说他注意到斯拉法（Sraffa）著作潜在的影响力。在法国，有一个以德·布隆霍夫（De Brunhoff）和贝内蒂（Benetti）为核心的非常有创造力的斯拉法学派。在他得知有伊安·斯蒂德曼（Ian Steedman）的著作之后，他表示了极大兴趣，并想要一份复印件。他总体上倾向于承认，马克思的价值伦理或许是错误的，应该被抛弃。除此之外，他评述说，马克思是用完全错误的方式撰写了《资本论》，即第一章从商品开始。
在哲学上，他说他从来没有读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一个字。有人告诉他，他的“哲学无对象”基本上等同于维特根斯坦的原则，两部作品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他没看过维特根斯坦。一般来说，法国哲学的精神论传统对盎格鲁-奥地利的新实证主义传统非常抵制，尽管在巴黎新实证主义传统也有一些地盘。如果他再写作一些哲学家的话，他想谈谈马基雅弗利（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解释葛兰西的某些侧面），还要谈谈伊壁鸠鲁。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他在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的章节中才注意到这个名字。他觉得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中的阶级理论太过学究气，太难以理解，尽管这本书优点很多。他很奇怪，美国居然还有马克思主义。他喜欢鲁瓦·拉丢利（Roy Ladurie），说他年轻时候是一个超凶悍的斯大林主义者，现在却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卢锡安·瑟福（Lucien Sève）现在是法共的官方哲学家，是社会出版社的社长，这个人的知识信条就是情绪性的守旧主义者——“我必须，所以我能够”就是他的理论箴言。在英国知识分子中，他问到了米利班德（可能是因为他现在为国家效力）和詹姆斯·克鲁格曼（James Klugmann），他很遗憾在他逗留期间没有叫过他，因为克鲁格曼总是排除万难，将他的文章发表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他了解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任职。他说，查尔斯·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的第二本书或许比他的第一本更好，因为他似乎不再那么将文化大革命合法化。他认为华伦廷诺·格拉塔纳（Valentino Gerratana）是一个实诚的哲学家，尽管也批评了他近期关于葛兰西的文章的结尾太过虔诚。
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他说道，是谁，又是通过谁，在那几个国家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那里，有一些十分奇特的现象。他不停地对是什么人来理解他的书表示不安和困扰。在书的结构中，你的观念可能被改变和扭曲，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控制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在结构之外，对书的看法绝对是牵强附会，经常让人不知所措。有谁真的接受了他的观念，他们又用这些观念来干什么？对他而言，一则轶闻代表了这些观念的命运。有一天，一个澳大利亚人造访了阿尔都塞，说澳大利亚的大学里的阿尔都塞的支持者和阿尔都塞的反对者之间发生了一场骚乱。他们之间的争执——首先是阿尔都塞主义的好战分子——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阿尔都塞本身是一个理性而平和的人，他能够通过给他的信徒们一个寻常讯息，就能让其恢复平静吗？我的观念在澳大利亚！——阿尔都塞仿佛用一种漫画式的绝望谈论了工人运动的未知领域（ultima thule）。他带着伤感地说到，他写的书就像往玻璃瓶里塞进了一个纸条，并抛入大海之中。
[①]“共同纲领”指的是1972年6月27号，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左翼运动的中间派签署的一份改革纲领，这份纲领的签署，给七十年代的法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都带来了巨大变化。共同纲领重新界定了此后三十年的法国左翼政治，并协助密特朗在1981年当选为法国总统——中译注。
[②]乔治··马歇（1920－1997）是法国的一位左翼政治家，曾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中译注。
[③]参见阿尔都塞的《葛兰西的自治》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