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素之问 | 伪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灵素之问
还原古人观察视角和中医经验理法的演进。
栏主
忆忘先生，从事临床工作，研习传统文化和中医经典，索求源流，力图还原古人的观察视角和经验及理法的演进。
辅行诀之伪，在于歪曲杜撰历史，自娱自嗨。
藏府大小补泻诸方，如果参考南北朝《删繁》的藏府补泻诸方，是完全不同的规则，没有后世的五行生克，更没有“五五二十五”的药法，这是宋代以后的理论，也就谈不上真实的“传承”。
用五苦欲补泻作为大小补泻的理论基础，但是辅行诀作者不清楚这一套来自《养生经》，指的是食疗方。无论是《千金》《太素》还是《素问》的引用，列举都是食材，如五果、五菜、五畜等等。并且五苦欲补泻讲的是“急食”某某“味”的食物，来进行食疗补泻。关键在于，辅行诀作者更不知何谓经方，妄论仲景“经方体系”的由来，本是凭空想象杜撰。
辅行诀：隐居曰：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或有夙痼，或患时恙，一依五脏补泻法例，服药数剂，必使脏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不尔，五精不续，真一难守，不入真景也。服药祛疾，虽系微事，亦初学之要领也。诸凡杂病，服药汗吐下后，邪气虽[难]平，精气被夺，致令五脏虚疲，当即据证服补汤数剂以补之。不然，时日久旷，或变为损证，则生死转侧耳。谨将五脏虚实证候悉列于左，庶几识别无误焉。
汗吐下之后当据证服补汤，这个有没有？至少在仲景体系中没有明确的说法。能看到的是“糜粥自养”之类。实际疾病的定义法，在经方和医经是存在差异的。五藏的概念，经脉的概念，通通都不是经方，而是医经。经方以寒热水火祛邪，注重寒温，不在于五藏结构分形，这种分形对于疾病与症状而言，必然成为过度失效分形。
所以，经方本寒温、量浅深，以苦辛攻邪，以水火标榜寒热，其短板是无补法。辅行诀作者根本上不知何为经方。
另外医经中的五藏，在汉代根本不是核心定义，更不可能成为疾病的一般定义方式。比如皇家有密室之府，官员包括太常太史有“博士之藏”，因此府藏在汉代的地位，泾渭分明。礼记王制曰六府，而非藏。
比如仓公传中的五藏五气脉法，并不是普遍的诊断，而仅仅是一部分，有多种疾病无法冠以五脏。因为汉代的观念是延续先秦 “天六地五”，府的地位高于藏，六府的地位高于五脏。因此天地之道是五加六等于十一，因此经方是十一家。经脉是十一条，直到被《脉经》《千金》引用的《删繁》的十一经脉、十一藏府针药补泻诸方，依然是以十一为天地之道。
只有五行成为天道，成为绝对的至高以后甚至高于阴阳，其标志是以五行分类阴阳，以五划分时间使得四季变为五季，然后从汉代“六情扶成五性”颠倒为“六气因五行生”之后，才可能有以五藏为核心的观念。
辅行诀：陶云：经方有救诸劳损病方，亦有五首，然综观共要义，盖不外虚候方加减而已，录出以备修真之辅，拯人之危也。然其方意深妙，非俗浅所识，缘诸损候，藏气互乘，虚实杂错，药味寒热并行，补泻相参，先圣遗奥，出人意表，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 [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各擅其异，或致新效，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之于规矩也。
救劳损诸方，不是经方，而是经方之外的和剂汤法。辅行诀为代表的观念，是延续汉晋以后对张仲景体系的误会，因为张仲景把经方变为表里之治，把医经变为虚实补泻融合经方与医经和剂为一体，被南北朝之后误称为经方，一直误会到现在。实际经方早已被仲景淘汰，医经的内治法也无法单独成为完整理论，也就是说，历史上根本没有“经方派”“医经派”的事实，而仅仅是无知的误会。
皇甫谧关于内治法，主要体现在寒食散论（见载于《隋志》），与什么“汤液经法”八竿子打不着。皇甫并没有体现出对于整个经方或医经理论其他的内容，传说他写了三部针经，到底是不是还两说。也就是皇甫论的主要是五石散，五石散分为水火之剂，而寒食散是温性的属水剂，也即是皇甫谧专攻五石散之中的水剂，与汤液经法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能与其他医家相提并论。
汤液经法究竟为何物，众说纷纭。位列经方十一家之一，并且排名第十，后面紧接的是“神农黄帝食禁”。如果明确经方是水火之剂，本寒温苦辛祛邪，则汤液经法为“经方汤液之所宜”，而必然与经方食禁对称。也即是食物寒热之宜忌。也就是食宜、食禁的另名。而食宜根本不是经方之祖。宋改千金，犹把“汤方”改为“汤液”，与散、膏等并列，可见宋代也没有丝毫将“汤液”视为诸方之祖的概念。
退一万步说，即便汤液是组方的起源，也与仲景体系的来源毫无关系。何况不是呢？素问中汤液十日，治疗轻浅之疾，必齐毒药攻邪，醪醴百日养病，实质是汉以前经方与和剂不分家的用法。
所谓“似乱旧经”是根本不知所云的含糊其辞，丝毫不清楚水火之齐如何变为表里之治。
和剂补泻以平性食物五果五菜五黍五畜等等 皆以食物补虚为核心 而与经方水火祛邪相区别，故仅仅强调“五味”补泻，而丝毫不强调其寒热属性，因为总体偏于性平，食物必须是“无毒”，趋于平性补益。而经方强调的是寒温与苦辛，食物强调的是甘平甘滋。二者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内治法。
所谓的“似乱旧经”“方圆规矩”，可谓大言不惭，以己昏昏之鬼话连篇。
陶云：经云：毒药攻邪，五菜为充，五果为助，五谷为养，五畜为益，尔乃大汤之设。今所录者，皆小汤耳。若欲作大汤者，补有汤内加羊肝，补心加鸡心，补脾加牛肉，补肺加犬肉，补肾加猪肾，各一具，即成也。
如果，小心一点，对比一下《千金》与《素问》同样的内容，就会发现“毒药攻邪”四个字，在《千金》中是没有的。这是唐代之后，无眼无知之辈增改。为什么没有，因为五苦欲补泻讲的是五果五菜五黍……全食品，与“毒药攻邪”没有关系。
大小如果是加不加肉，请看伤寒论。大青龙加肉？大承气加肉？还是大柴胡加肉？还是有哪个名“大”的方子要加肉？
辅行诀: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者；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十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黩契经方之旨焉。经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生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
这一段更是胡扯了，因为陶弘景注本草时，根本没有冠以“神农”，本草全都是世家作品各自冠以人名，如蔡邕、李当之、吴普、秦承祖等等。冠以神农是陶弘景之后。而上中下三品之说，在唐以前除了陶的说法，还有雷公之三品，完全是不同的理论。
雷公云：“药有三品，病有三阶；药有甘苦，轻重不同；病有新久，寒温亦异。重热腻咸（重热腻滑咸醋）药石饮食等，于风病为主治，余病非对。轻冷甘苦涩（轻冷粗涩甘苦）药草石饮食等，于热病为主治，余病非对。轻热辛苦淡药物饮食等，于冷病为主治，余病非对。其大纲略显其源流，自余睹状可知。临事可制宜，当识斯要。”（按括号中为宋改，据真本《千金》）。这段论述反映了南北朝以前西汉经方对于风寒热三类疾病的“三阶”治疗和药法特点，并据此将药物分为三品，是指病有新久（浅深）、轻重（虚实）、寒温三类不同，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所论的上中下三品有别。
弘景曰：“外感天行，经方之药，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写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山林僻居，仓卒难防外感之疾，日数传，生死往往在三五日间，岂险之虞也，今亦录而识之。”
二旦首先是对于《千金》《外台》的抄改之误，阳旦汤本为桂枝加饴糖，阴旦汤本为桂枝加黄芩汤，是桂枝汤基础上的病传与合并病，仅仅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个分支，代表合并太阳或太阴中风的寒热与补泻的局部。
阳旦汤与阴旦汤的对称，并不能概括对称的完全性。因为除了寒热及表里的对称，还存在虚实补泻的对称，如麻黄汤脉紧无汗与桂枝汤脉缓有汗的虚实对称。如果把桂枝汤理解为温补表位津液，则其对称可以是清热而补津液如白虎汤，也可以是清热而利水、祛湿如黄芩汤，还可以是后乃攻里的承气辈，那么其对称又为什么不可以是当先温里的甘草干姜汤或者四逆辈呢？而这些情况在《伤寒论》中都有体现。如果把桂枝汤命名为阳旦，则与之对称的几类情况，用阴阳无法标识和区别。对称多重性所导致的歧义，必须采用其他方法。
也就是说伤寒体系不来自二元展开，更非来自什么“二旦四神大小补泻”。《辅行诀》能骗到无数学者专家，令人吃惊之余，应该正视的是，中医界对中医史的歪曲导致误解和盲从，由来已久，原因是六朝误会，再加上唐宋改篡，直接导致辅行诀作者这类无知无畏冒充陶弘景，大发狂论邪说，无疑是对中医学术史的无知与破坏。
灵素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