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家族-山东邹县孟氏的祖源建构与历史书写

摘 要：山东邹县孟氏作为“圣贤家族”之一，其获得普遍认可受益于唐宋以来的“孟子升格运动”。 传统观点认为邹县孟氏家族的“祖源记忆”是北宋景祐四年“孔道辅寻访孟子墓并举荐孟宁为官”一事，但该祖源记忆及其衍生的相关叙事，并不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而是元代孟氏族人为强调“孔孟一体”的历史渊源和地缘、业缘关系，对曲阜孔氏“鲁壁藏书”“孔仁玉受职”等行为的仿效。

关键词：孟氏；孔氏；祖源记忆；建构

“祖源记忆”作为族群根基性情感的来源，在族群认同意识的维系、强化乃至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构成祖源记忆的最根本元素莫过于族群肇迹之初所形成的早期历史，然而由于时代久远、 社会环境变迁以及记忆载体的损毁遗失， 族群早期历史难免出现内容缺失或记忆偏差。后世族群成员在追溯祖先事迹、探寻族群源头之时必然借助于多种口头传说或各类文献的只言片语，来拼接出符合本族群特质的“祖源记忆”。 诚如王明珂所言“一群人对于自身起源的记忆，经常因现实中的期望、忧惧影响而创造、改变、扭曲”[1]。 由此不难看出，祖源历史虽为客观事实，但族群成员所能认知到的祖源记忆则更多的来自于后世建构。

关于族群认同与祖源记忆的研究并非新鲜课题，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对此均有所关注。 就“同姓族群”这一类型群体而言，由于众多宗族在建构祖源记忆时，均将其始迁祖附会于当地同姓先贤或地域性移民群体传说，因此众多学者在探讨该问题时无不将这些传说作为逻辑起点。 而且相关研究均聚焦于对地域普遍性问题的关注，缺少对不同的“微观地域姓氏族群”（宗族）互动的探讨，事实上，在某些区域内部，不同姓氏族群在建构其“祖源记忆”时，除保有“我群”特有的祖源历史（如姓氏来源等）外，在始迁祖迁居等宗族起源方面，往往还借鉴了其他族群的相关传说，山东邹县孟氏即是典型个案。 孔、孟二圣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当前对孟氏家族以及孔、孟家族互动的研究成果却较为稀少，研究者多聚焦于曲阜孔氏及其分支衢州“南孔”的宗族活动，对邹县孟氏关注度颇为不足，仅有《孟府文化研究》《孟氏溯要》等著作对该家族予以系统论述[2][3]。 孔、孟两家族作为“圣贤家族”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居地（今山东的曲阜、邹城）不过三十公里，早在宋代孔、孟两家族互动就已较为频繁。 然而，以上著作对孔孟家族的互动探讨并不充分，且有关孟氏的祖源历史的阐述仍因循旧说，缺乏深入的学理分析。 此外，魏峰所撰《褒崇圣裔与世系重建——简论唐代以来的颜回、孟子后裔世系》[4]一文虽指出金元之际邹县孟氏与曲阜孔氏的部分祖源历史颇为相似，但并未展开充分论述。 笔者以为该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和必要。

邹县孟氏作为宋元之后崛起的“圣贤家族”，其发展得益于北宋以来孟子政治地位的抬升。 不过由于其崛起较晚，其早期祖源记忆显然不能与曲阜孔氏相比，但通过比附、参照曲阜孔氏的祖源历史，邹县孟氏在金元之际逐步建构起了本姓氏族群特有的祖源记忆， 从而填补了其家族发展史上的 “空白”，并营造出“孔孟一体”的历史叙事格局。

一、“屋壁藏谱”与“鲁壁藏书”：邹县孟氏祖源记忆的叙事原典

自孟子之后，邹县孟氏一直处于寂寂无闻的状态，在一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当地孟氏未曾留下任何只言片语，直到金末，关于邹县孟氏的记载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金贞祐元年（1213 年）孙弼在《邹公坟庙之碑》一文中指出，“元丰七年（1084 年）九月，蒙朝廷赐库钱三十万，增修其（孟子）祠。 ……宜其后嗣蕃衍，询其祖派，得孟宁、孟坚等十数家，皆其裔也”[5]（寻访孟宁、孟坚事件为后世建构，详见后文）。 碑文中所提孟宁被后世孟氏族人尊奉为“中兴祖”，其身份极为特殊，所起的作用也极为关键，可以说他是连接拟制世系与真实世系的纽带，当地孟氏“祖源记忆”亦由此开始建构。 不过，关于孟宁及邹县孟氏早期历史叙事尚存有另外一种版本，即《孟氏家谱序》的相关记载。

自去始祖亚圣邹国公而下千有余年……至宋景德初，值兵革浩荡，故四十三（四十四之误）代孙公齐公藏谱于屋壁，絜妻子隐于东山而终焉。 后家人莫知家谱所在……逮仁宗景祐四年，孔公道辅守兖州，访亚圣坟于四基山之阳，得其四十五代孟宁，用荐于朝，授迪功郎，邹县主簿，奉祀主庙。 迪功新故宅，坏屋壁，乃得所藏家谱……相传迄今二百余载，昭著不泯，皆迪功继志述事之力也……大安三年冬十二月朔，四十八代孙、宣武将军、邹县令润谨序。 [6]

该序所述“史事”为明清及当代诸多著作所转载，明代《续文献通考》《三迁志》万历《邹志》、清代《三迁志》《重纂三迁志》康熙《邹县志》以及今人著作等均因循此说。 该序落款虽署名由金代原邹县令孟润作于金大安三年（1211 年），事实上却是元代邹县孟氏族人假托其名伪制的“作品”，后在明初经宗子孟思谅、族长孟之全等刊刻于《孟氏宗传祖图》碑阴才留存后世。

遍览诸史并未发现北宋景德年间邹县一带有战争活动或较大匪患。 文中所谓“宋景德初，值兵戈浩荡”显然是指景德元年（1004 年），契丹南下攻宋一事，但双方于次年年初签订“澶渊之盟”后罢兵，且此后上百年内再无战事。 在这场战争中，契丹主力最后虽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但战争多集中于今河北中南部地区， 并未深入山东邹县一带侵扰，且邹县位于澶州东南180 余公里处，孟宁之父孟公齐藏家谱于屋壁避难东山一事着实牵强。 即便孟公齐避乱东山，为时也当极为短暂，待战争结束后，应重返家园搜寻族谱，而非“隐于东山而终焉”，将族谱置于屋壁不闻不问任其损毁，显然有悖于人之常情。 认真解读其文本不难发现，该历史叙事与曲阜孔氏“鲁壁藏书”一事颇为雷同。 “鲁壁藏书”轶事最早载于《汉书》，“《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7]，虽然后世对藏书者的身份莫衷一是[8]，但为孔氏后裔当属无疑。 成书于金元之际的《孔氏祖庭广记》对此作了简要介绍。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议焚书，是时（孔）鲋知秦将灭，藏其《家语》《论语》《尚书》《孝经》等安于祖堂旧壁中，自隐于嵩山。 [9]

孟公齐“藏家谱于屋壁、避乱东山”的历史叙事与秦末孔鲋“藏《论语》等典籍于屋壁、避乱嵩山”的史事高度相似。 显然，后世孟氏族人结合“澶州之战”的历史背景，对曲阜孔氏“鲁壁藏书”的轶事进行了重新包装，从而建构出本族群的“祖源记忆”。

二、“中兴祖”受职：孟氏族人对“中兴祖”孟宁的重构

前文提到，北宋元丰七年（1084 年）九月，朝廷在增修孟子庙时，寻访到所谓的孟子后裔四十五代孙孟宁等人。 但在《孟氏家谱序》碑文中，孟宁却为知兖州军州事孔道辅（孔子四十五代孙，曲阜人）于景祐四年（1037 年）寻访所获，且被其举荐于朝，“授迪功郎，邹县主簿，奉祀主庙”。 两种文本所记孟宁被寻访一事竟相差47 年，且前者对孟宁的“政治身份”只字未提，后者则记其为“邹县主簿”“迪功郎”。关于此事真伪，魏峰曾提出质疑，“孟宁被举为邹县主簿之事，后来明清孟子相关史书多记其事，而授官邹县主簿，奉祀庙庭，亦与唐代孔子后裔世守曲阜颇为相似，然而其事却显有疑问”[10]。可见，对孟宁身世的还原是解析邹县孟氏家族早期发展和祖源历史书写的重要突破点。

所谓的“孔道辅访求举荐孟宁”的叙事背景为景祐四年（1037 年）兖州知州孔道辅寻访孟子墓、修建孟子庙一事。 “泰山先生”孙复曾专门撰有《新建孟子庙记》详述其始末。 然而，该文中并未记有“孔道辅访求举荐孟宁”一事。

金大安三年（1211 年），四十八代孙、原邹县令孟润在刊刻《邹国公累世孙之派》碑谱时，收录了四十四代孟公济（即孟公齐）至四十九代80 余名孟氏后裔名讳。 其中出仕为官者往往注出官职，如“宣武将军前邹县令孟润”“武略将军行沛县尉孟滋”[11]，但四十五代孟宁仅录其名， 并未提及所谓的 “迪功郎”、“邹县主簿”身份。

“迪功郎”为文官官阶，原为“将仕郎”，隋代始置，唐、宋因之。宋崇宁二年（1103 年）以此代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参军，主簿，县尉。 政和六年（1116 年）改称“迪功郎”[12]。 因此，八十年前的景祐年间，断然不会有“迪功郎”之称。 显然后世孟氏族人在建构该祖源记忆时，以自身所生活时代的官阶“迪功郎”来对应“邹县主簿”，忽视了“迪功郎”称谓始于政和六年的史实。

至于“主簿”一职，《宋史·职官志》载，“主簿：开宝三年（970 年），诏诸县千户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户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户以下置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13]。 主簿在县中，其地位仅次于知县。 士人得官主簿一职多通过科举途径，如端拱元年（988 年）二十八名进士中，“自程宿以下但权知诸县簿尉”[14]。 除科举一途外，北宋士子还可通过他人“举荐”的方式得官主簿。 如泰州人许平凭借“为当世大人所器”的智略，深得范仲淹、郑戬等朝廷要员欣赏，“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15]。 冯正符以精研《春秋》的学术成果，于熙宁中通过中丞邓绾举荐，“得召试舍人院， 赐同进士出身，荆公（王安石）亦待之厚，授晋原主簿”[16]。 《孟氏家谱序》 中所载的孟宁并没有引人注目的一技之长，通过他人举荐得官邹县主簿一职，绝非易事。

当然作为“圣贤后裔”，通过“荫庇”得官在宋代也并非不可能。 宋初，孔宜举进士不第，后于“乾德中诣阙上书，述其家世，诏以为曲阜主簿”[17]，借“圣裔”身份荫补入仕。 此类现象在此之前即已存在，北魏太和十九年（495 年），孝文帝至鲁郡（治今山东曲阜）“亲祠孔子庙，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18]。 孔子及其后裔叨承名爵自汉代即已开始，历代皆葆有荣封。 颜氏则一直为鲁地望族，孔门七十二贤中颜氏有八。 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 年）朝廷还因颜氏为孔氏“外家”，“复颜氏圣舅并（亓）官氏圣妃繇发”[19]，唐玄宗时更“以颜子亚圣，亲为之赞”[20]。相较于孔、颜二圣，孟子则不免黯然失色，直到北宋中后期经王安石等官员的推崇才为统治者所重视， 获封 “亚圣” 尊号则晚至元代至顺元年（1330年）。 因此，宋代之前所谓的“圣贤后裔”多指曲阜孔、颜二氏，与邹县孟氏毫不相涉。 正如魏峰所言，“（宋代之前）孟子虽有圣贤之名，但尚不能比肩于颜回的地位，其后裔亦不免毫无声息”[21]。唐代，各地孟氏族人多攀附“平昌郡望”或以“鲁国孟孙氏后裔”自居，鲜有攀附孟子为始祖者，乃至金元之际，该祖源观念仍为部分孟氏族人所信奉。 可见当时孟子尚处“庙堂之外”，遑论统治者不加重视，连各地孟氏族人都不愿攀附其后以“圣贤后裔”自居。

孟子首次获朝廷封赠（邹国公）在北宋元丰六年（1083 年）。 是年试吏部尚书曾孝宽奏疏朝廷“伏见孟轲有庙在邹，属兖州。未有封爵载于祀典。况先儒皆有封爵……检会颜子封兖国公， 十哲并封郡公，欲乞求自朝省详酌，特封（孟子）国公”[22]。就获封时间而言，孟子要晚于颜回及其他儒门“十哲”。 而且孔道辅“私修”的孟子庙到元丰初年早已破败不堪，可数十年来朝廷对此事却并不曾耳闻。 曾孝宽的奏疏很直观地反映了当时朝廷对孟子的态度，“臣窃守是邦，闻其（孟子）庙在邹镇东北隅，制度极陋，栋宇已坏，仅存其名。 遂下仙源县，堪会到，共有屋七间，内三间倒塌，四间破漏。 其塑像服色，亦只是乡民随意装造，无所稽考”[23]。可见，在元丰六年（1083 年）之前，孟子一直饱受朝廷冷遇，遑论加号封爵，连墓地庙宇都不曾斥资修缮。 是时，朝廷对孟子尚且如此“冷淡”，所谓的孟子后裔自然更不会获允借助“圣贤后裔”的身份荫庇得官。 与此同时，孔子四十六代孙、 文宣公孔圣佑于仁宗天圣四年（1026 年）死后，因膝下无子，文宣公世爵承袭竟中断达十多年之久。 孔氏嫡系后裔当时尚不为朝廷所特殊“关照”，更遑论孟氏后裔荫庇受职了。

通过对孟宁生活时代和身世的梳理， 不难发现， 后世孟氏后裔对其重新塑造的痕迹极为明显。这种塑造既受到金末、蒙元时期“夤缘攀附”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和当时孟氏后裔，特别是蒙元时期孟氏族人对孟宁等先祖的事迹知之甚少有关，在无详细文字记录的情况下，对于先人的认知，往往只能通过道听途说和口头相传获得。 该现象在各姓氏族谱中颇为常见，不足为奇，正如清代章学诚所言“谱系之法，不掌于官，则家自为书，人自为说，子孙或过誉其祖父，是非或颇谬于国史”[24]。 显然，孟宁为“邹县主簿”、“迪功郎” 的历史叙事出自后世族人“过誉其祖父”的行为。 不过，笔者以为紧邻邹县而又同为圣裔的曲阜孔氏、颜氏的事迹也为孟宁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素材。 “孔道辅访求并举荐孟宁”的历史叙事或直接取材于后周广顺二年（952 年）周太祖郭威对孔、颜后裔授职一事。

（广顺二年）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县……遂幸孔林，拜孔子墓。 帝谓近臣曰：“仲尼（孔子）、亚圣（颜子）之后，今有何人？ ”对曰：“前曲阜令、袭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孙，有乡贡三礼颜涉是颜渊之后。 ”即召见仁玉，赐绯，口授曲阜令，颜涉授主簿，便令视事，仍敕兖州修葺孔子祠宇，墓侧禁樵采。 [25]

对比“孔道辅寻访孟子墓、举荐孟宁”的历史叙事不难发现，邹县孟氏的祖源记忆与“周太祖拜谒孔林、口授孔颜二氏官职”的史事颇为雷同，二者所要表达的诉求均为 “在圣贤墓地授圣贤后裔为官”的主题。 “周太祖口授孔颜二氏官职”发生于周太祖拜谒孔子墓之时，而所谓的“孔道辅举荐孟宁”则发生于孔道辅寻访孟子墓、修建孟子庙之际，且孔仁玉、孟宁分别为孔、孟二氏的“中兴祖”。 由上文可知，孔道辅举荐孟宁一事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孔道辅访求孟子墓一事却为后世孟氏族人重构其“中兴祖”孟宁的身世提供了绝佳的历史背景。 结合该事件，通过借鉴“周太祖拜谒孔林、口授孔颜二氏官职”的史事，邹县孟氏塑造了自身的祖源历史。 此外，利用“孔道辅”的“孔氏后裔”身份来举荐本家族的“中兴祖”孟宁，更能突出孔、孟二氏的历史渊源和地缘、业缘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孔孟一家”的儒门“圣贤家族”关系网络。

三、因“圣化”而“神化”：孟氏族人对“始祖”孟子的神圣化建构

自北宋之后， 随着孟子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攀附孟子为始祖者在各地渐次出现，以致明末各地广泛出现了“今之孟氏皆祖子舆（孟子之字）”[26]的现象。 孟子作为朝廷敕封的“亚圣”，将其作为始祖，攀附其后以强化族群认同本不足为奇，但邹县孟氏在孟子“圣人”的基础上却将其进一步“神化”。

孟氏谱云：“孟子未生时，母梦神人乘云板龙凤自泰山来，将止于峄。 母凝视久之，忽见片云坠而寤。 时闾巷皆（见）五色云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27]

该“诞生传说”最早见于成化十八年（1482 年）刘濬所著《孔颜孟三氏志》一书，由于邹县孟氏晚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才编有较为完备的纸质族谱，因此，此处“孟氏谱”当为元代至元年间孟祇祖所修族谱或明中叶之前《孟氏族谱》底稿。 不过，该传说并不为《孟氏族谱》所独载，明清两代有20 余种著作均载有此传说。 关于其创作年代，明代孙瑴《古微书》认为当在汉代，并将其辑入汉代无名氏所著的《春秋演孔图》中，清代乔松年亦持相同观点。日本当代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在所辑的《纬书集成》中，同样将其标在《春秋演孔图》书目下，并指出该典故出自《宋书·符瑞志》[28]，然《宋书》中并无此段文字。 《春秋演孔图》是汉代一部神化孔子及其作品《春秋》的纬书，宋代之后散失，但轶文散见于《艺文类聚》等史籍中。 孙瑴等人虽认为“孟子诞生传说”源自“纬书”，但并未列出该传说出自《春秋演孔图》的任何证据。 由于《春秋演孔图》中载有“孔子诞生传说”，且有汉代宋均所做的注解[29]，孙瑴等人或就此认为“孟子诞生传说”当同样出自此书。 然考据明代之前众多史料，并未发现“孟子诞生传说”的只言片语。 可见，孙瑴等人的观点并非立足于可信的史料基础之上，而是出自其主观臆测。

在载有该传说的20 余种文献中， 直言其引自《孟氏族谱》的文献即有10 余种之多輥輯訛。 诸如清代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明代于慎行《万历十七年游峄山记》等虽未注明引用出处，但王培荀为山东淄川人，于慎行为山东东阿人，且于氏曾主持编纂《兖州府志》（明代邹县隶属兖州府）。 二人作品均与山东乡土民风有关，他们对“孟子诞生传说”的获知很有可能源自《孟氏族谱》或《孔颜孟三氏志》。

既然“孟子诞生传说”不见于明中叶以前的任何文献史料，且刘濬直言引自《孟氏族谱》，可知该传说最早应由邹县孟氏族人所建构，并在很长时间内仅作为孟氏家族的“祖源记忆”而载于谱端，并不为世人所知悉。 其建构时代当在宋金之后，邹县孟氏族人不断崛起之际。 随着宋代之后孟子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作为朝廷认可的孟子“后裔”，邹县孟氏亦获得了来自官方的优待礼遇。 为强化族群认同、提升家族荣誉感，通过建构“孟子诞生传说”来美化祖先自然成为完善祖源记忆的重要手段。

“孟子诞生传说”本是无稽之谈，但后世族人建构其形象的行为并不能“等闲视之”。 众所周知，历代帝王为强化自身统治的正统性与权威性，往往在自身诞生一事上大做文章。 如汉高祖刘邦出生时，其母刘媪“尝息太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30]；魏文帝曹丕诞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圜如车盖当其上”[31]；晋元帝司马睿降世时“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藁如所刈”[32]。 此类“异象”于正史稗闻中俯拾即是， 乃至东晋末年篡位称帝仅半年的桓玄，《异苑》亦称其出生时“有光照室”[33]。

考察诸史不难发现，所谓的“诞生传说”多为帝王专属，虽然达官显宦、文林俊贤、释道宗师如商代伊尹、南朝梁陶弘景、南朝梁陈之际的徐陵、唐代玄奘、李白、宋代乐史等也有“诞生异象”载于史册輥輰訛，但应和当事人建立“非常”之功绩有关。 孟子作为仅次于孔子的儒门圣人， 后世族人为突出其 “神圣性”，有意以诞生异象对其进行塑造，乃是司空见惯之事。 不过，笔者以为，后世对孟子的“神圣化”建构并非来自对历代帝王诞生传说的模仿，而是“师法孔氏”的结果。

关于孔子的“诞生传说”早在汉代即已出现。 汉代无名氏所著《春秋演孔图》最早提出了“颜徵在梦感黑帝而生孔子”[34]的逸闻。此后前秦时期的王嘉在《拾遗记》中重构了“孔子诞生传说”，并成为后世孔氏族人建构其祖源记忆的重要素材[35]。

周灵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 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颜）徵在之房，（徵在）因梦而生夫子。 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 天帝下奏钧天之乐，列以颜氏之房，空中有声，言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镛之音，异于俗世。 又有五老列于徵在之庭，则五星之精也。 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 又云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星降庭。 徵在贤明，知为神异，乃以绣绂系麟，信宿而麟去。 [36]

前秦王嘉建构“孔子诞生传说”之时正值神仙方术、玄学谶纬大行其道时期，其本人亦为前秦时期著名术士[37]。相较于《春秋演孔图》，该传说内容更为丰富，为后世孔氏族人所采纳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对比两位圣人的诞生传说，不难发现二者在建构手法上颇为雷同。 在孔子诞生之时，孔子母亲颜徵在梦二龙绕室、五星降庭，而孟母诞孟子之时，亦梦神人自泰岱来峄、五色祥云覆庭。 叙事中的意象虽不尽相同，但所要表达的主题并无二致，均是利用“异象”来抬升圣人的光辉形象。 不惟孟氏，借鉴“孔子诞生传说”来建构“圣贤始祖”形象的做法在同为“圣贤家族”的“济宁仲氏”（孔子弟子“子路”后裔）中同样存在，在明代仲氏族人的祖源记忆中，子路出生前，其母“梦异物入怀，匪兕匪虎，黄质黑文”38]。可见，“孔子诞生传说”成为其他圣贤家族后世族人建构其始祖的原典。 此外，或许正是由于《春秋演孔图》《拾遗记》等书中记有“孔子诞生传说”，宋金之后的孟氏族人在建构“孟子诞生传说”时才有意隐瞒作者真实身份和建构年代，而托名于《春秋演孔图》《拾遗记》等书，以提升该传说的“真实性”“权威性”。

四、邹县孟氏“祖源记忆”建构的时代及其背后诉求

通过对比曲阜孔氏、邹县孟氏两家族的“祖源记忆”，不难发现，明清两代邹县孟氏族谱及家族史志所载的“孟子诞生传说”、“孟公齐屋壁藏谱”以及“孟宁受职邹县主簿” 三则祖源历史均借鉴了曲阜孔氏家族的相关内容，且其中不乏孔氏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邹县孟氏的崛起虽始于北宋以来孟子的“升格运动”輥輱訛，但孟氏建构其祖源记忆的时代并不完全与之同步，而是略有延迟，其历史叙事雏形当始于金末，系统性书写则在蒙元时期。

前文提到“孟宁任职邹县主簿”为后世族人所建构，事实上，金贞祐元年（1213 年）孙弼在《邹公坟庙之碑》一文中所说的“元丰七年朝廷寻访孟宁、孟坚等十数家孟氏后裔”的事件亦为后世族人建构出的“虚假史事”。 该碑文落款为“贞祐元年秋九月十一日，柯亭孙弼谨记，孟氏四十七代孙宽立石”[39]。然而在大蒙古国时期刊刻的《亚圣宗派之图》（1254 年刊刻）中，孟宽为孟坚之子、孟宁之孙[40]。孟宽立碑时间在1213 年，该碑文却述其祖父孟宁、其父孟坚被寻访于1084 年，孟坚、孟宽父子二人竟相差近130年。 显然，所谓的“元丰年间寻访孟宁”之事为金末孟宽等人借助“元丰七年增修孟子庙”的历史背景建构而成。 为制造朝廷褒崇孟氏后裔的“史事”，不惜将其父、祖的生活年代提前至北宋神宗年间。

金末所建构的“元丰年间寻访孟宁”的家族历史雏形以及孟润所刊刻的 《邹国公累世孙之派》碑谱为蒙元时期系统性地建构孟氏祖源记忆以及完整的拟制世系提供了重要素材。 蒙哥汗四年（1254年）邹县孟氏首立《亚圣宗派之图》碑谱[41]，至元四年（1267 年）、元贞元年（1295 年）两次刊立《孟氏世系图》[42]，详细记载了邹县孟氏五十至五十三代族人名讳。 此后，通过立碑不断完善世系建构，至顺二年（1331 年）刊立的《孟氏宗枝图派》碑谱[43]，建构起了由“始祖”孟子至五十五代后裔的世系，此碑标志着由始祖孟子绵延而下的孟氏世系建构工作的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与之对应的相关家族历史，即“屋壁藏谱”、“孟宁受职” 等历史叙事也当在元代得以建构、完善，并最终作为《孟氏宗传祖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洪武六年（1373 年）被“宗子”孟思谅、族长孟之全等刊于石碑之上，成为邹县孟氏坚信不疑的“祖源记忆”。

邹县孟氏族人之所以会在蒙元时期大规模建构其早期祖源历史和家族世系，与蒙元王朝优待圣贤后裔不无关系。自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 年）朝廷“于滕州邹县傅村得孟在，滕州刘庄得孟德成、孟德信”[44]之后，邹县孟氏生活境遇不断改善，有元一代，孟氏不仅享有蠲免差徭等优待，还获得朝廷拨赐的五十顷祭田、五户役户，家族成员出仕为官者较之前代也有所增加輥輲訛。 与此同时，邹县孟氏宗族组织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族内不仅建立了以族长为核心的宗族组织机构，还独自组织或配合当地政府对孟庙、墓庐、祭堂、祠堂、子思书院等进行了多次修缮[45]， 甚至还作为士绅阶层参与到接待朝廷高级官员的行列中[46]。在此情况下，邹县孟氏族人为维系其政治地位、经济特权，必然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来昭示其“圣贤后裔”身份，借助曲阜孔氏的家族史事来建构孟氏的祖源记忆自然成为其不二选择。

孟氏“师法孔氏”除自身诉求外，还深受历史上孔、孟二圣“师承”关系和道统序列影响。 同时，金元之际两家族频繁而友好的互动也为孟氏 “师法孔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曲阜孔氏与邹县孟氏分别作为儒门二圣孔子、孟子的“后裔”，由于居住空间距离颇为近便，二者互动或许很早就已存在。 北宋元祐元年（1086 年），曲阜孔氏庙学吸收颜、孟二氏后裔入学[47]，邹县孟氏家族自此被纳入到以曲阜孔氏为主导的 “圣贤家族”序列中。 到金元之际，孔、孟二氏互动更为频繁，金大安三年（1211 年）重修孟子庙时，衍圣公兼曲阜县令孔元措亦参与此活动，并亲为《庙记》碑石篆额。 不仅如此，邹县孟氏的宗族建设活动中亦不乏孔氏族人的身影，蒙哥汗四年（1254 年）孟在等人刊立《亚圣宗派之图》碑谱时，衍圣公孔元措、孔氏祖庭族长孔珼、监修宣圣庙提领孔之文、孔以及曲阜县令孔治等多位孔氏上层人员均参与其中[48]。 元末明初，徐达率领北伐军至山东济宁时，衍圣公孔克坚之子孔希学还曾率孟氏宗子孟思谅前往觐见[49]。 可见，孔、孟等圣裔家族借助朝廷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不仅获得了官方优待，还形成了利益攸关的“圣贤家族”群体，甚至在明清之际演变为颇似“宗法”性质的“拟制宗支”体系。 与此同时，孟氏对孔氏的“师法模仿”更呈愈演愈烈之势。 如后世孟氏族人认为“徽宗时诏文宣王后选亲族一名，判司簿尉事，谓之族长。 颜、孟二氏亦如之”[50]，然而实际上，北宋徽宗时期，孟氏后裔并未得到朝廷特别礼遇，何来“选亲族判司簿尉事”，显然此说与“师法孔氏”不无关系。曲阜孔氏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编修族谱时，主修孔尚任认为旧谱之名“与编氓家乘何异”，遂更谱名为《孔子世家谱》[51]。 邹县孟氏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修谱时效仿孔氏，认为“亚圣祖始出帝喾、后稷以及太王、王季、文、武、周公、孟孙世卿以至启圣、邹国公，与孔谱姓源无异，可并称世家谱”[52]，同样更其谱名为《孟子世家谱》，并在此后道光、同治两次修谱时加以沿用。 在族人行辈字号选用问题上，邹县孟氏在元中后期为“思”字辈（五十四代） 族人取名时就已经与曲阜孔氏相向而行，明清朝廷所赐曲阜孔氏的行辈字号亦被邹县孟氏全部采用輥輳訛。 可见，在宗族组织建设方面，邹县孟氏深受曲阜孔氏的影响。

因此，在蒙元时期，对于早期历史一片模糊的邹县孟氏而言， 为维系蒙元朝廷所给予的政治、经济利益，提升家族成员荣誉感，采借曲阜孔氏的历史叙事来建构本家族祖源记忆自然成为其最优选择。 何况，金元之际孔、孟二氏频繁而深入的互动还为孟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建构素材。

注释：

唐代虽有自称“邹县孟氏”者，如《洛中处士孟君墓志铭并序》载墓主孟师“字大雅，东海邹人也，即孟子轲之后”。此处邹县当为孟师攀附之举，并非实际占籍，孟师为洛阳人。参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08 页。

参见王圻：《续文献通考》卷58《学校考》，四库全书影印本，第27 页；吕元善等：《三迁志》卷3 中《宗系》，天启七年（1627）刻本，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孔孟史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9 册，第494 页；胡继先修：《邹志》卷2《选举志》，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孔宪尧等：《历代邹县志十种》，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125 页。孟衍泰：《三迁志》卷6《宗系》，康熙刻雍正增修本，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孔孟史志》，第9 册，第677 页；孟广均等：《重纂三迁志》卷1《世系》，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孔孟史志》，第10 册，第117 页；娄一均修：《邹县志》卷2《人民部·选举志》，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孔宪尧等：《历代邹县志十种》，第335 页；刘培桂编：《孔道辅与祭祀孟子之始》，《孔子研究》，1994 年第1 期； 朱松美：《孔府与孟府关系发微》，《孔子研究》，2014 年第4 期； 朱松美：《孟府文化研究》，第29 页。

该序记载“孟公齐”为“四十三代孙”，但《邹国公累世孙之派》（“大安世系碑”）却记载“孟公济”为“四十四代孙”，如果该序文真的出自孟润之手，那两处碑文撰就时间前后相距不过月余（《邹国公累世孙之派》落款时间为“大安三年仲冬”，《孟氏家谱序》落款时间为“大安三年冬十有二月朔”），先祖名讳、所属代次不应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这一现象只能说明所谓的“金孟润序”或为元代孟氏族人伪制，其中出现讹错也就不难理解了。

清代邹县孟氏在编修《孟子世家谱》时，编造了所谓中兴祖孟宁所作的“序言”，对该祖源历史进行了再次建构，直言“宋景德初，值兵革浩荡”即“契丹侵宋战争”，“至四十四代先君子公齐公值皇宋景德初，契丹大举入寇，车驾北巡，山东骚动”。 见孟广均：《孟子世家谱》，同治四年（1865）刻本影印本，邹城市文物局编：《孟府档案全编》（前集），济南：齐鲁书社，2014 年，第七册，第23 页。

孔子母亲名颜徵在，故颜氏为孔氏“外家”。

参见魏峰：《褒崇圣裔与世系重建——简论唐代以来的颜回、孟子后裔世系》，《浙江社会科学》，2011 年第3 期。

金末李俊民在为友人孟攀鳞所作的《孟氏家传》中就曾指出“孟氏姬姓，鲁公族孟孙之后，保姓受氏，于今不绝”。在《秦赘孟赟追荐妇翁青词》一文中，他同样指出孟赟“系出孟孙”。 参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4《李俊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60、82 页。

熙宁五年（1072），邹县曾省并入仙源县（今曲阜），降为镇。 元丰七年（1084）因孟子地位提升，朝廷恢复邹县建置。参见孔令源主编：《邹城通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孟子世家谱》提到孟子五十一代孙孟祇祖曾于元至元年间修过族谱。 参见孟广均：《孟子世家谱》， 同治四年（1865）刻本影印本。

参见刘濬：《孔颜孟三氏志》，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孔孟史志》， 第9 册； 陈士元：《孟子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陈耀文：《天中记》，扬州：广陵书社，2007 年； 董斯张：《广博物志》， 长沙： 岳麓书社，1991年；查志隆：《岱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龚黄：《六岳登临志》，四库全书影印本；任弘烈：《泰安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朱国祯：《湧幢小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孙瑴：《古微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于慎行：《游峄山记》，《谷城山馆文集》，四库全书影印本；董谷士：《古今类传》，康熙末学斋刻本；陈阶：《日涉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 年；吕元善：天启《三迁志》，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孔孟史志》，第9 册；李调元：《逸孟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乔松年：《纬攟》，四库全书影印本；秦嘉谟：《月令粹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王初桐：《奁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萧智汉：《月日记古》，乾隆五十九年刻本；冯云鹓：《圣门十六子书》，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孔孟史志》，第7 册；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济南：齐鲁书社，1993 年；张行言：《圣门礼乐统》，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孟衍泰：雍正《三迁志》，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孔孟史志》，第9 册；孟广均：光绪《重纂三迁志》，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孔孟史志》，第10 册。 以上明清两代诸书均载有“孟子诞生传说”。

輥輯訛参见刘濬：《孔颜孟三氏志》、 陈士元：《孟子杂记》、董谷士：《古今类传》、陈阶：《日涉编》、吕元善：天启《三迁志》、秦嘉谟：《月令粹篇》、王初桐：《奁史》、萧智汉：《月日记古》、冯云鹓：《圣门十六子书》、孟衍泰：雍正《三迁志》、孟广均：光绪《重纂三迁志》。 以上诸书均注出“孟子诞生传说”引自《孟氏族谱》。

輥輰訛参见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卷14《孝行览·本味》，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年，第739 页；姚思廉：《陈书》卷26《徐陵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 年，第325 页；李延寿：《南史》卷76《隐逸下·陶弘景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 年，第1900 页；慧立等著、孙毓棠等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10 页；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李白著、张式铭标点：《李太白集》卷1，长沙：岳麓书社，1987 年，第6 页；王偁：《东都事略》卷115 《文艺传》，《二十五别史》， 济南： 齐鲁书社，2000 年，第1002 页。

輥輱訛孟子的政治地位及其学说在北宋之前并不为朝廷所重视，直到中唐之后，情况才稍有变化。 周予同在1933 年发表的《群经概论》中将孟子政治地位提升的过程称作“孟子升格运动”。 该“运动”始自唐中叶（8 世纪）至南宋中后期（13 世纪中期），大致分作四个阶段：中唐至唐末为滥觞期，北宋庆历前后为初兴期，熙宁、元丰时期为勃兴期，南宋中叶及之后为完成期。 参见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1993 年第5 期。

輥輲訛参见蔡文渊：《孟子庙资田记》、 元顺帝：《孟庙额设户计公文》，刘培桂编：《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第59、83 页。

輥輳訛曲阜孔氏五十四代之后行辈为“思、克、希、言、公、彦、承……”，邹县孟氏五十四代之后亦与孔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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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2-12

作者简介：

孟祥科（1987—），男，山东邹城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宗族史研究。

钱 杭（1953—），男，江苏武进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宗族史、谱牒史、水利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