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振华：真实的记忆—— 一个战俘的冤屈
英雄！壮士！战俘！
自古沙场刀光寒，
英雄壮士几人还？
留得战俘人未猝，
又遭腥风魂归冤。
见到磊，四十二年已经过去了。我对于磊的印象，还是因为他那时在班上是个腿患关节炎的学生。时常他关节炎一犯疼，便跑到教室前花畦里逮几只采蜜的蜜蜂，放在关节处蛰几下！似乎能缓解疼痛。据说是从物理老师那儿得到的秘方。因此，他的特殊行为也引起男女同学的注意。其实在班上，我和他充其量也就算再普通不过的关系了。可是我一见到他，总是会想到班上我最好的朋友冉来。这是因为磊和冉出生在同一个村子里。一想到冉，我便想起那一年使人心惊胆战的一幕。好朋友冉，虽然在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中离开人世，但他在学生时代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
那年我刚十五六岁，在一个乡镇中学毕业，考入县城唯一的一所高中。编班后不久，一个身穿制服，脚穿运动胶鞋，头发油光，个子和我差不多高的同学，不断地，主动地，和我这个身穿土布衣衫，脚穿千层底布鞋的农村娃搭讪，而且不断地来黏我。他就是我所说的冉。说实在的，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有黏人的地方，小小的眼睛，黑黑的皮肤，学习成绩也不怎么出众，说起话来土不拉几，一点幽默感没有。况且我平时话也不多。还有一个叫成的学生，也是对我如此。后来我们三人成了要好的朋友。形影不离。再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两都是干部子弟。成的父亲在西安一家银行工作，冉的父亲在县衙门当官。唯独我的父亲是标准农村土老帽。那时候，班上一个父亲在县衙门当官的孩子，能和我这个出身农村土老帽的孩子交上朋友，你难以想象，我的满足感有多大。回家后，成了我向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炫耀的资本。冉的父亲在县衙给县长当秘书，其官有多大，我那时弄不清楚，反正能给县长当秘书，一定不是小官。适逢周末，冉总带着我去他父亲那里，记得他父亲就住在政府内西边的窑洞里。那个年代，我能跟着冉来回进出政府衙门，而且间或在冉的指认下，能面对面的见到县长，甚至于和县长插肩而过，可想而知，我的骄傲感和满足感达到何种程度。我敢说，我们村上千口人，从来没有过。后来，冉告诉我，他的叔叔叫光，他的婶婶叫晨，他们两都是从朝鲜战场上回国的。他的叔叔在部队是一位炮兵营长，回国后在临猗县委当干部。冉还告诉我，他叔叔在当地工资比县长还多。冉还告诉我他婶子在部队是战地医生，回来后在县医院妇科大夫。不管冉那时是否炫耀，反正他的家庭背景和出身绝对使我羡慕不已。到了六八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横扫一切”的决战阶段，批斗进入到疯狂程度。冉的父亲由于县长倒台而落魄，他的叔叔光也被送进“学习班”。据说，他的叔叔是由于在朝鲜一次大战役中，为了坚守阵地，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看到战友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剩下他们几个还活着的人，咬着牙打完最后一颗炮弹的时候，他们没有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高喊“向我开炮”。也没有像电影“狼牙山五壮士”那样当敌人围攻上来时跳崖牺牲。而是被围上来的敌军俘虏，成了一名战俘。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交战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进行了双方战俘的交换。当时对方对战俘的处理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战俘可以选择去第三国生活。二、战俘可以去台湾谋生。三、战俘可以通过交换回到所在国。那时冉的叔叔光由于在战俘营，日夜思念祖国和自己的妻子女儿、父老乡亲。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交换回国。一九五八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撤离朝鲜时，他们一家回到了祖国母亲怀抱。回国后转业到地方，仍然享受着营级待遇。那时他和妻子的心情有着难以形容的激动。祖国没有忘记他这个曾经的战俘，也没有歧视他这个曾经的战俘。他总觉得，祖国能从战俘营将自己换回来，其对祖国母亲的恩情一辈子也还不完，可谁能料到接到县革命委员会群众专政指挥部通知，冉的叔叔，也就是那个朝鲜志愿军炮兵营长，那个从战俘营交换回来的战俘，被送进了“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就设在我们学校的东院（党校）。名誉上叫“学习班”，其实类似于二战时期的集中营。就是把所谓的“牛鬼蛇神”集中起来进行批斗。那时带牌子游街，带纸帽子示众，侮辱漫骂，无处不有，见怪不怪。全国各地，街头巷尾，犹如演活报剧一样，就连围观的人都觉的看腻了。我只所以想到朋友冉，就是想到了使我胆战心惊的那一幕，就发生在那个时期。也就发生在他那个曾经当过战俘的叔叔身上。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礼拜天。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我们一群家离学校比较远的孩子大多留在学校。早上九点多，虽然太阳已经高高挂起，但许多在校的老师和学生还没有起床，都想借着周末多睡一会懒觉。我和几个伙伴早早起来去校园散步闲逛。刚走到初中教室区域，突然有个同学高喊：“啊呀！那个教室窗上吊着一个人”听到叫喊声，我们几个人的眼光同时望向那座教室，并快步朝那个教室奔去。只见那个人身着一身已经退了色的旧军装，个子就那么高大，脖子悬挂在窗户最上面的横格子上。直挺挺的吊在那里。脚离地面仅几公分，那铁青发紫的脸上，两只瞪着的眼珠子几乎突了出来。那张开的嘴巴，两排黑黄色的牙齿，死死地咬着伸出来的舌头。那种饱含怨和恨的面孔，足以使我们几个 涉世未深的孩子，胆颤心惊，不敢接近。更不敢前去施救。我们只能在教室前大声喊人。一会功夫，来了许多人，很快将人放了下来。党校那边的“学习班”也来了许多佩戴红袖章（武卫队）人员，将死者拖出教室，平放在教室前那扔满垃圾的板上。经他们辨认是 他们“学习班”的人，就是那个听说是在朝鲜战场上，被敌人俘虏过又被换回来的战俘。是正在批斗的投敌叛国分子，是“学习班”重点专政对像，名字叫光。我无意中听说叫光，意识中告诉我，可能是我的要好冉的叔叔，于是身不由己，返身跑回宿舍，摇醒了正在梦中的冉，说赶快起来，前面四十八班教室窗上吊死一个人，好像说是你的叔叔。他啊了一声，两个嘴唇开始颤抖，上下牙齿磕碰。于是，我拉着他一起向那个教室跑去，他一看果然是……
这时，教室前已经围了好多人，冉叔叔的尸体平放在地面上，直挺挺的蹬着两条腿，足足有一米八几长。脸上盖着一张发了黄的废旧报纸，报纸上用毛笔刷了几个黑字“**分子”并画了红色的 x。一个看起来微微发胖的女人，死活爬在死者的胸膛，不断的 用双手拍打着死者的胸部，面对着围观的人群，带着满脸的泪水，其哭喊声用嚎啕二字来形容也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不断地向人们哭诉：“同志们哪，光是个好人呐，我和他一起战斗生活了几十年，知道他真是个好人呐，他死的冤呐……”她不断地用双手摇晃着丈夫光的身体：“你就这么狠心扔下我们母子走了，你的心多狠那……”她那哭声就那么悲彻，又是那么凄凉。我看到在围观的人群中，有很多妇女，不断地用自己的袄襟悄悄的擦拭着眼泪，也有很多男人偷偷地背过脸，用自己的衣袖揉着眼睛。我意识到，那个扑在死者胸前的女人就是冉的婶婶晨，也就是冉给我炫耀的战地医生。站立在这个女人身后的，不断擦拭着眼泪的四个小孩子就是冉的堂姊妹。这时路上走来一群人，据说是县革命委员会派来的。那个穿着中山服，留着大背头的胖子，看起来很有派头。听别人叫他某主任。他一来就给人以气势凶凶的感觉。他一脸怒气，其脸上的严肃程度足以吓跑周围的小孩。他那种形象，是发自内心的？还是是在演戏？还是强装出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只手夹着烟，另一只手指着正在痛哭的女人，几乎是用吼的声调喊：“哭什么哭，对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可留恋的”。他对着站在身后带着红袖章的人员喊：“还站着干什么，还不把她架走”。马上上来两个人，架起瘫软在丈夫胸前冉的婶娘，教室前面的地上托出了两条深浅不匀的痕迹……
后来，听朋友冉说，他叔叔的尸体是他村里人用小平车拉回村里的。当时他叔叔手腕上的表停在晚上三点整。一个曾经征战沙场，一个曾经成为战俘，一个曾经被交换回到母亲怀抱的战士，就这样最后含冤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不过还好，他的尸体总算有个归宿，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地方。
一九七六年，我所在的工厂招工，其中有个叫平的小女孩分到我的车间，被编入我的班组。我那时任工段长，她说她十六岁，长的很秀气，我印象中好像在哪里见过。我问她是那个村里的，她笑着说她叫平，今年十六岁，出生在朝鲜平壤，老家在齐村。我一听说齐村马上想到了朋友冉。马上想到了那惊心胆战的一幕。我顺口问她是否认识一个叫冉的人，她笑着说，那是她的哥哥，是她伯夫的孩子。我即刻想到，她就是当年站在她母亲身后流着眼泪的小姑娘。我不问起她的父亲，我很害怕伤到她，我说你就是县医院张太夫的女儿，她说：“你认识我母亲”？即刻一个怜悯的，同情的意念在我的潜意识中爆发，一种我说不出来叫什么的味道，在我的内心世界犹然而生。后来我在车间不断地去照顾她，在分配活计时，总是给她分一些轻活细活。甚至于她上夜班她睡着了，我也未对她处罚过，我总觉得一个从小失去父爱的女儿……
我见到磊，就想到冉，就想到那年心惊胆颤的一幕。我和磊谈到冉，谈到他的父亲，更多的是谈到冉的叔叔，最后磊笑着对我说：“老同学啊，咱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世事就是这样，中国那时在朝鲜换回来的战俘成千上万那！我想，他们的命运也不会比冉他叔好多少。”
（本文情节可能在现实中多有雷同，如果有雷同之处实属巧合，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