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
我组织了千万遍的语言最终只变成一句“不帮忙就算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希望'儿子抓老子’这种狗血剧情发生在我身上。”
张强是一名刑警。
自23岁入行，已经从警10年。这些年，他办过的案子有大有小，接触的犯罪嫌疑人形形色色，凝望深渊的时候，也要不时回望。
在张强侦破的众多案件中，有一类人游走在警匪之间，向警方提供情报。那就是线人。
不同于刑警在明处，线人往往是在暗处行动，甚至是在深渊的最底部与犯罪分子纠缠。他们大多有犯罪前科，却心存一丝善良，很难被社会公平接受，又不想被黑夜重新吞没。
所以，他决定将这些人的故事记录下来。
这是《我就是线人》系列故事的第5篇。
2016年，我从传统意义上的刑侦岗位调离，成为城区分局新组建的以打击经济领域刑事犯罪为主的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简称“经侦大队”）民警。几天之后，同为警察的父亲在县局大院含泪卸下警衔，穿了三十多年的制服被斜套上一条底色红艳、字体镶金的“光荣退休”绶带。我站在参加退休仪式的人群中，一遍遍回想父子“同场竞技”的七年时光。我一度以为父亲对警察这份职业没有多少感情，因为他曾极力阻挠我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父亲对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学生时代不逼迫我成绩必须名列前茅，毕业之时也没想过要我干出一番丰功伟绩，只希望我简单普通、平安顺遂地过完这一生。而我与父亲的期望截然相反，我喜欢充满新鲜感、刺激感的生活，喜欢不断出现的挑战，喜欢成为话题中心和视线焦点。我人生的许多性格和选择，都难以获得父亲的认可。父亲的职业生涯辗转于县城和乡镇的各个派出所，也参与过不少大案要案，偶尔还能上个报纸和电视。虽然父亲从不对我提起工作，但我总能从他同事那里听到很多精彩的故事。越是看到父亲风光的模样，越是激发我对当警察的渴望；可父亲工作的年头越长，三教九流、生离死别接触得越多，就越不想我继承他的衣钵，不希望我经历突如其来的危险，不希望我未来的家庭充斥着不期而至的出警电话。大学毕业以后，我依父亲所愿，去外地中学做了一年体育老师，实在忍受不了日复一日在操场边吃灰、被主课老师随意换课、重复毫无新意的教学内容。此时正好碰上全省大招警，共计招录一万名警察，接近一半的岗位不限专业，给了我这个“体育生”实现“警察梦”的机会。顺利通过笔试，面临政审，需要直系亲属的政治表现材料，这时瞒不下去了。在整个家族的轮番说服下，父亲交出了他的政审材料，但他自那天起便很少与我交流，更不用提笑脸。入职初期，正逢刑侦大队改革，从划片区受理案件的责任区中队改为根据犯罪类型受理案件的专业中队（重案、两抢、入室盗窃、两车盗窃、有组织犯罪和技术中队等）急需扩充人手，所以局里决定新入警员全部进入刑侦大队工作。同批入警的同事听说我父亲也是警察，无比羡慕地表示工作上我肯定比他们入门更快，仕途上也会步伐更大。可事实却是，父亲除了在工作上泼我冷水，并没有给过我任何帮助。有时碰到不懂的地方向父亲求教，他的回应冰冷强硬，“我23岁的时候可没有一个当警察的爹来教我怎么做事，跟你同批入警的同事也没有一个当警察的爹来教他们怎么做事。”在我执行了几次因莽撞和缺少经验而差点丧命的任务之后，父亲意识到此事已经尘埃落定，拒绝给予帮助只会将我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此后的日子，父亲仍会时常埋怨我的工作选择，但唠叨结束便假装不经意地聊起一些他的工作经验，而这些恰巧都能为我当时工作上的困境指点迷津。几年之后，我偶然听大队领导们说起，父亲私下没少找他们打听我在单位的工作和生活。父亲在回程的路上对我说：“以后工作你自己多动脑筋，现在是真的没有当警察的爹了。”经侦虽然同属刑事侦查打击范畴，但跟传统刑侦的内容有着极大的区别，涉及货币、资本、证券、税务等更广阔、更复杂的领域。对于一名侦查员来说，扩充法律知识的储备只是时间和精力问题，侦查思维的改变才是最受困扰的部分。与传统刑侦相比，经侦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犯罪现场，或者换句话说，犯罪现场可见的东西，不具备直接定罪的能力。传统刑事案件的现场，一滴血、一枚指纹、一块精斑、一颗烟头、一包毒品，都能提供明确的侦查方向，并成为法庭上最有分量的定罪证据；经济犯罪罪行的暴露，大多滞后严重，即便能控制住违法活动进行时的现场，一台电脑、一份名单、一本账目、一笔流水、一纸合同，表象并不是非法的，需要通过梳理上述材料让潜于其中的犯罪行为浮出水面。面对从派出所汇总上来的经侦线索，我仿佛又回到了第一天进入刑侦的状态：不知如何下手。领导了解到我的想法，安慰说不用焦虑，当下全国经侦口子鲜有专业人才，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的起点虽然低，但差距也小，况且刑侦成绩单还不错，用心钻，进步会很快。有经侦经验的同事挑了一条线索给我，让我从简单的案子上手。案子确实不复杂，是近期一伙人在市区向中老年群体兜售一款主打螺旋藻养生的保健品。去现场听过几轮推广会之后，我大致掌握了他们的经营模式，决定从非法经营和传销两个方面尝试开展工作。非法经营很快被排除了。根据刑法定义，非法经营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该团伙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没有打着“具有医疗作用”的宣传旗号，经营的是无需国家专项许可的保健产品，且经过检验产品中不含有毒害和过期成分。定价方面，只是略高于市面上的同类型产品，但给予购买者几项优惠条件。介绍五名新用户且购买不低于五单产品，退还货款，免费享用已购买的产品；介绍十名新用户且购买不低于十单产品，免费享用已购产品的同时，可另外领取返点；介绍三十名以上新用户或成交三十单者，除享有前述权利，还能晋升区域经理，每月可领取至少千元的推广津贴。上述模式已经完全符合传销行为的认定条件：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或纯资本运作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传销案的立案标准是至少满足三个层级30人，如果打算办，除了要抓住作为上线的组织者，还必须同时带回他们发展的数量足够多的下线。按照这伙人的日程安排，下一场推广会不久之后将在市区某酒店举办，规模远超之前几次，参会人员的层级构成必定会更加丰富，局里同意推广会举办过程中收网。会场布置在平时用来举办酒席的大厅，现场超过500人。舞台上摆了十多个主位，而平时在本市活动的骨干成员只有六人，说明参会人员中有平时不太出现的层级较高的骨干。侦查员分为两个小组，人数较多的一组负责尽可能多地控制住台下的参与者。我被编入人数较少的一组，任务是盯紧台上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走。我一边佯装听讲，一边慢慢往前排调换座位，向舞台靠近。从第三排往第二排调座时，我淡定地拍了拍前面人的肩膀，却在他回头的瞬间惊讶地叫出了声。父亲扫视一圈会场，大致明白我要做什么，直接起身往外走。由于出任务前制定的方案是听指令统一行动，行动前为避免炸锅，对于台下走动的人不做强制处理，因此父亲的离场没有受到特别照顾。两天后，带回单位的200多号人仍然没有厘清关系，局里请来特警的兄弟帮忙看人，给办案民警放半天假调整调整，留在队里补个觉。我没困意，换了便装直接回家。“三十多年老警察了，你也信那个？”我开门见山指责父亲。“这跟我当不当警察有什么关系，人老了不就图个健康，我有糖尿病你又不是不知道，产品介绍上写着可以控血糖，就想着试试，吃了几副感觉还行，没什么不良反应。”父亲辩解道。我继续炮轰：“有同事认出你了，一个退休警察，从抓捕现场灰溜溜地逃跑了，丢人不？简直在拿我的前途开玩笑。”父亲一听这话就炸毛了：“前途重要，还是你爹的命重要？”兴许是气急上火，血压和血糖上升，父亲端起茶缸咕咚咕咚喝下几大口凉水，语气也跟着冷下来，“再说了，我本来就反对你当警察，是你自己非要当的，有没有前途关我屁事。”吵架的时候翻起旧账来就会没完没了，我不想回到刚入警时僵持的父子关系中，于是主动退了一步，“打住，以后你愿意怎么吃就怎么吃，我不管了。我只管一件事，目前已经核实，坐在前面的都是发展了不少下线的人，给我个准话，你现在拉了多少人进来？”父亲平日节俭，家中物件基本用到实在无法修好才行；夏天穿的老头背心还是2003年公安局表彰抗击非典的纪念衫，三年前我闲着没事数过一回，大大小小19个洞；医生根据他的体检情况推荐使用60多块一盒的格列美脲控制血糖，他偏要选择25块一盒的二甲双胍。眼下只要拉进五个人下单，就可以免去几千块的保健品费用，再多还能倒赚钱，我估计他会打这个算盘。“拉个屁，一个都没有。”父亲正视我，同时加快了作答语速。“也没有，我在街上看到他们宣传得热闹，主动要买的。”“不可能。积累了足够的下线是有返利的，他们一定会把你挂在某个人的名下。你把钱交给了谁？”回家前，我罗列了一份关于传销组织如何运作的提问清单，希望父亲能配合我捋顺。经过单位的两天审讯，我发现这个传销组织虽然经营模式简单，但采取了复杂的发展下线模式。法律规定的“三层30人”，不是随便抓三个层级、30个人就可以构成的，必须是处在一条线上、互有上下线关系的三个层级和30人。这伙人为了规避刑事打击，建立了一套“按城市划片组织，但上线与下线不能处在同一座城市”的管理方法，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任何一地的警方采取行动，都不能满足“单条线上三层30人”的立案条件。在没有发现他们使用网络智能的前提下，这是一项庞大且繁琐的工作，一定有某种规律，也一定有更重要的成员尚未落网。可把办案的那套东西用在不配合的家人身上，感觉其实很糟，父亲曾经应该深有体会。我败下阵来，沉默地看着他，组织了千万遍的语言最终只变成一句“不帮忙就算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希望'儿子抓老子’这种狗血剧情发生在我身上。”“三层30人”的标准最终还是没有达到，但经过检察院提前介入，通过现场200多份笔录材料的指认，以“组织传销活动”为由勉强刑事拘留了坐在舞台上的五个人。背后高层没有落网，身份未知，他们收到风声后纷纷解散了外市的组织和参与人员，前期摸排中发展会员较多的参与者也没能找到足够的下线来佐证。半年后开庭，刑拘的五人中一人因情节轻微，免于起诉。剩下四人最短的只获刑6个月，判完就去办释放手续了。最长的也不过11个月，因为刑期不足一年，甚至不用转去监狱，留在看守所服完剩余刑期。该抓的人没有全部抓住，该摸清的犯罪手段没有摸清；没能让保健品购买者意识到传销的危害，反过来还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指责公安“乱抓送健康的好人”。一个案子办完，除了年底统计破案数的时候为我加上一个尴尬的“1”，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大队长虽然没有当面责怪过我，但他向局里领导坦诚，“案子办得不漂亮”。好在父亲那边似乎听了我的话，老老实实遵医嘱吃药，没再关注保健品市场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偶尔提起一句“保健品案有没有新的进展”，被我用“少管闲事”打断。一年后，经侦走起当年刑侦打造专业中队的路子，组建金融、税务、商贸和情报四个探组，我在金融，其中一项工作内容是跟银行对接业务。银行会定期送来一些动态异常的账号，让我帮忙核查；我也会从未办结的案子里筛选一些的涉案账号，送去银行实施临控。大多数的临控都是走个过场，可以作为证明多部门合作预防犯罪的宣传卖点，毕竟没有哪个嫌疑人会笨到使用已经被警方掌握的账号进行交易。某天银行突然电话告知我，有个一年没动静的账户近期新增了多笔交易，且每笔交易金额为固定值，属于比较反常的资金往来。我翻了翻档案，竟然是保健品传销案中被判了11个月的嫌疑人曾经使用过的账户。从时间上算，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应该于两个月前刑满释放。在对公窗口等待办理业务的时候，有种“柳暗花明”的兴奋感在滋生。这个账号的详细流水印证了我的预感，短短50天里转出、转入记录超过1000条，平均每天接近20条，不符合普通人的使用规律。并且几乎每一笔钱都是3800元或3800元的整倍数，而传销案中一个疗程保健品的单价正好就是3800元。通过排序挑选出转账次数最多的几个交易对手的账号，进一步调取身份信息，我仿佛坠入冰封的湖底，喘不到气：一个多达17条转入记录、总金额79800元（21单）的交易对手账号，开户人姓名是我父亲。这一次我没惊动父亲，绞尽脑汁琢磨了一周，设想过各种可能。比如，会不会是父亲骗了我，他其实发展了不少下线，这一年来偷偷跟背后高层保持联系；或者这个传销团伙得知了父亲与我的关系，借用这种方式笼络他，最终达到捆绑我的目的；又或者父亲遇到了困难，需要一笔钱，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赚钱。不管哪种理由，我都无法接受，因为父亲曾经也是警察，不该是这种觉悟。详细流水中的其他交易对手账号都在外地，说明时隔一年，传销团伙又开始活跃起来，但这一次他们放弃了我所在城市，转战其他市场。我跟外地经侦取得联系，将案情通报给他们，建议他们排查是否有场所举办保健品的推广会，却没能引起对方重视。一筹莫展之时，父亲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家待着闷，想出去旅旅游。我问他带不带妈去，他说不带，妈要留在家里帮我照顾孩子。我从系统查到父亲购买了次日开往邻市的火车票，掐着时间差不多了又查到他入住酒店的信息。我之所以没有跟过去，一方面是还相信父亲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另一方面在电脑上查他就足够让我感到羞耻，更不用提跟踪了。给父亲打电话问他在哪，他编了一个沿海城市。我说视频吧，他说赶路累了，准备早点睡。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刻意反侦查，他账户上的进账，都是他在柜台存入的。也就是说，他在下线那里只收现金，这样我就查不到他的下线信息，而他汇走款项的账户持有者——那个被判11个月的成员——并不是他的上线。半个月内，父亲去了四个城市，期间回来一次，稍作歇脚又出门了。我又过了一遍他的账户，新增三条3800元的转账记录，总计24单。按照这个传销组织之前的奖惩制度，父亲现在快要晋升区域经理了，而他发展的这些下线又分别发展了多少下线是个未知数，倘若那些下线也如他一般勤奋，仅仅他这条线上就有可能是个巨大的数字。根据追诉标准，单条线上超过120人足以构成情节恶劣，这让我有些坐不住了。我跟单位请了年假，带上传销案的卷宗，按照父亲出行的先后顺序前往他去过的城市和住过的酒店，得知他入住的时间段里，酒店同时举办过保健品的推广活动。追到第四个城市，在酒店遇见几名穿制服的同行正跟前台沟通。我凑过去听了一会儿，得知是当地经侦接到了我的协查电话，后知后觉认识到有必要认真对待，于是把任务下派到派出所，几天前了开始排查。酒店前台向民警解释，确实承接过一场保健品的推广会，不过一天之前临时取消了。我插嘴表明身份，并把随身携带的证件和法律文书拿给派出所民警看，告诉他们我就是打协查电话的那个外地经侦民警。派出所民警质疑我怎么一个人出来查案，我借口线索太多，和同事分头跑，他们没起疑心。在派出所民警的协调下，前台帮我查了父亲的入住情况，他还没有办退房手续。我上楼敲门，却没有回应。调看走廊监控，父亲于前一天下午外出，没带行李，之后一直没有返回。我赶紧拨打父亲电话，一个没有感情的女声告诉我，关机。我背脊发凉，猜想会不会是当地警方展开排查的行为刺激了传销组织，他们终于撕破脸，控制住儿子是主办民警的父亲，以此渡过困境。不能把时间花在胡思乱想上，当务之急是找到父亲的落脚点。酒店大门外的监控拍到父亲是乘坐出租车离开的，但看不清车牌。顺着行车轨迹往前找，隔两个十字路口的高清摄像头拍到了出租车的牌照，之后经过的路段有摄像头维修，轨迹断了。我找来司机，给他看父亲照片，司机说很少回头看乘客长相，但记得在这家酒店门口拉过一个乘客，不过每天乘客太多，想不起来在哪儿下车的。父亲不会使用手机支付，我提醒司机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使用现金支付的60岁左右的老头。司机一拍脑门，还真有，30块打车费硬是用一毛面额的硬币凑齐了其中的两块。这个乘客一走，司机就去路边小店把20个硬币换成了两个一块的，所以记得地址。父亲下车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的马路边，四周没有像样的酒店，我朝四个方向跑了一阵，没找到线索。我蹲下来靠着一柱消防栓大口喘气，开始感到后悔，应该在父亲撒谎外出旅游的时候戳穿他、制止他，不该玩什么“暗中调查”。就在喘气声快要变成呜咽，口袋里的电话响了，居然是父亲打来的。我赶回到酒店，进门看到父亲的行李箱内摞满了分门别类夹好的材料，出行用具反而不多。他从其中抽走一张对折了好几次的大纸，“还差挺多事没完成的，既然来了，就给你说说吧。”退休后，父亲感到失落，睡眠质量不好，导致那段时间血糖的控制情况不理想。散步时碰上保健品搞活动，宣称有降低血糖的功能，就买了几盒。吃完觉得没效果，心疼钱，就打算去推广会现场要求退钱。换到前排坐，是为了能第一时间堵住负责人，结果碰上了儿子的单位在办案。他觉得挺丢人的，悄悄溜了。但有一点他说的实话，那时候他确实没有上线和下线。案子开庭审完，父亲听说我因为这起案子办得不好，情绪低落，所以想帮我一把。跟他同期买保健品的老伙计告诉他，这伙人其实没撤，风头过去又开张了，只不过放弃了本地市场。父亲从以前的同事那里打听到获刑11个月那人的释放日期，在看守所外把他截下，原本是想给那人点好处，让他帮忙牵个线。不过被我那起失败的案子一闹，这伙人汲取了教训，在宣传方面做了些修改。高层只组织发展下线超过二十人或成交超过二十单的人见面，各地的推广由这些发展下线达到一定数量的人自行负责，这样既能保证与高层接触的人都是实际参与者，又能转嫁法律风险和责任。为了融进圈子，父亲借来以前部队战友的身份，自己掏钱购买了超过 20单的产品。为了能够不断参加传销组织举办的会议，他又陆续加购了几单。我一边听父亲说，一边翻看他行李箱内的材料。那是这个传销组织高层和发展下线人数较多的成员信息，我问他是如何查出来的，他卖关子，“好歹我也是警察，比你当的时间还长。”父亲摊开手中那张大纸，铺在床上。那是用几张A3纸拼凑而成的大纸，连接处用透明胶在正反两面整齐粘好，接着又在透明胶上覆了一层可供书写的涂改纸，这样就可以将几张纸上的内容连贯起来。纸上是一幅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图，从中心向外扩展，密密麻麻，但线路清晰，右下角有对各种箭头的注解。不少线条的指向仍有留白，父亲解释说，还没确定的上下线关系就没往上写。类似的图，我在之后几年的工作中制作过多次，常常出错，需要极度的耐心和缜密的逻辑。各地经侦为了解决这种耗时耗力、容易出错却又不可缺少的办案难题，研发了不少智能建模的分析软件。而父亲画的图，涉及各市七个层级、60多名主要成员和300多名下线，无一纰漏，为我们经侦捣毁这个横跨五省的传销团伙提供了巨大帮助。那天我收起父亲的图，不记得有没有跟他道谢，但我记得我抱了抱他。父亲为了凑够下线数量而垫付的购买保健品的费用，他居然一反抠门常态，从未提过，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心疼的。局里还没解决这笔费用之前，我把钱补给了他，骗说是单位报销的，按照“线人（特情）费”走的账。他叫我少扯淡，“公安局的保险柜有多紧我比你清楚多了”。局里有想法给父亲颁个荣誉，毕竟退休的警察父亲给现役的警察儿子当线人，是个难得的宣传素材，但是被他婉拒了。在单位食堂跟局领导坐一桌吃饭时聊及此事，领导告诉我当时父亲是如何婉拒的。父亲说，天下所有当老子的，一生都在给儿子当线人，为他们的长大成熟、安家立业提供线索和指引方向，本职工作，不值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