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我该为他流下第几滴泪呢？
不论《思美人》这部电视剧的史实性以及其他，就这两首主题曲来说，确实好听。歌词与曲风听来也颇能感悟当时屈原的心境。
他是自杀者，自沉于江，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了。
但他究竟是“自愿自杀”还是“被逼自杀”，这就是有说道的地方了。
1990年和1991年，45岁的民间楚史研究学者吴郁芳先生在屈原自杀的问题上先后2年在建国后国内创办最早的学术理论刊物之一的《江汉论坛》上连发2篇文章即 《屈原不是自杀的》、《再说屈原不是自杀的》。
吴先生认为：
屈子所谓的“流亡”、“沉流”、“赴渊”等词并不等于投江自杀, 而是楚国的一种流放请罪的制度。……二者之别在于: 投江乃执行“赐死” , “赴渊” 乃“请死” 待命；投江是转眼间事,“赴渊”却是死刑缓期的经历。
一年后，吴老先生再次强调：
古代人臣犯颜强谏即是死罪, 故君王的口头禅是“敢谏者死无赦” , 人臣的口头禅是“ 冒死以谏” 。屈原的负石沉江也是发生在犯颇直谏后、流放之中, 他的自杀也只能是自刑杀。投江而且负石、怀沙, 便是刑杀的旁证。屈子沉渊时已年迈体衰, 如愿水死不必负石。我们既然相信负石沉渊的传说和史籍, 也就应该相信这种自杀实为自刑杀。
所以，屈原有很大的可能是“自刑杀”，即“被逼自杀”。
但屈原的可贵，莫过于他对楚国是一以贯之的眷恋着。
我们先来看2个与楚国有关的成语即“楚才晋用”和“朝秦暮楚”。所谓春秋无义战，彼时是属于“争霸战争”，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期，变成了“兼并战争”。小国和一些纵横谋士的行事作风大多是“朝秦暮楚”，哪里能施展我的才华，我投奔哪里。
我们看一下最后统一六国的秦国历史上的一些名臣谋士：商鞅、张仪、魏冉、范雎、吕不韦、李斯等，他们对于秦国来说都是异国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屈原的诗歌中常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伍子胥”。他就是楚国人，因谗言而至家破人亡后逃亡吴国遇到一代雄主吴王阖闾，回师破城，掘墓楚平王，鞭尸三百，震惊一时。但最后被吴王夫差赐其自裁。
伍子胥是被逼逃离到吴国的。
再来看一下屈原曾经在楚国实行变法时研究的“吴起变法”的吴起。吴起本是卫国人，到鲁国读书求官，但因谗言而奔走到魏国，又因谗言奔走到楚国，最终因谗言死在了楚悼王尸体上，被万箭穿心，五马分尸。
吴起是被谗言逼到他国的。
同样的人生际遇，屈原遇到求贤若渴的楚怀王，实行变法最终遭遇楚国旧贵族谗言而被疏远流放，楚怀王客死秦地后楚顷襄王继位，更是疏远流放了屈原。按照吴老先生的论点，被楚顷襄王赐其流放至死。
但屈原与伍子胥和吴起的区别就是，他死在了楚国楚地，后世以爱国称颂他的德行与坚守。
历史上肯定他高洁人格但否定其自杀的有贾谊、司马迁和杨雄。
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屈原和贾生是并列在一起做传记的，统归为“怀才不遇”一类，后来晚唐的李商隐在《贾生》里用“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来比喻自己的遭遇。
贾谊也是被放逐到长沙和湘水等地，有感于历史上此地是屈原流放所经过的地方，所以一首《吊屈原赋》为自己和屈原的无辜遭贬而黯然神伤。其诗赋中说：“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说屈原无论到哪里都能辅佐君主啊，又何必留恋国都呢？
太史公司马迁与屈原遭遇一样，同样因为直言上谏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前者宫刑，后者放逐。前者忍辱而著史，后者悲愤而自沉。
司马迁说：适长沙, 观屈原所自沉渊, 未尝不垂涕, 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 游诸侯,何国不容, 而自令若是？
可见司马迁看到贾谊的《吊屈原赋》后也十分同意他对屈原自沉于江可惜的看法。
杨雄的观点是：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 不得时则龙蛇, 何必湛身哉？
后来的《汉书》的作者班固否定其人格和其自杀。认为屈原不会“明哲保身。”
后来的东汉著有《楚辞章句》的王逸肯定了其人格和其英烈的自杀行为。赞扬其百世流芳和其“殉道”精神。
以上的3中观点源自荣吉女生的文章《浅析汉代关于屈原自杀以及人格论争》中整理所得。
后世人对于屈原自沉于江的看法当然都带有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影子，关于其是否是“殉国”还是其“殉道”，是为了楚国危亡还是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死似乎也有争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屈原大可想贾谊说的像凤凰一样非梧桐不栖去选择一个明君辅佐，屈原死前，大秦武安君白起已经攻陷了楚国都城郢都，他看着国破家亡，似乎“殉国”而死。
像郭沫若就曾认为是都城的破灭导致了屈原的自杀：“屈原的自沉是相当费解的一件事。他已经忍受了二三十年的失意生活而且是'年既老’的人, 绝不能以怀才不遇, 或感情用事来解释。必然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才逼得他终竟走了这条绝路。”
不过说一千到一万，后来推测屈原自杀都是建立在他“自愿自杀”基础上的，如果屈原自杀的前提是一种楚国的刑法，像当时伍子胥的死一样是被赐死的，那一切的推理还得从长计议，比如一些文章中提到的屈原的“自杀情结”还是屈原在等待楚顷襄王最后后悔“赐他流放而死”的决定呢？
只有当我们假定屈原是“自愿自杀”这一个前提后，他所追求的人生选择和其体现的生命意志才更加显得耀眼而卓越。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后来太史公司马迁在写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的结局时那荡气回肠的生命意志，司马迁也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死亡叙事模式的文本写作，你能看到的是之前的荆轲和后来的李广的死亡等等。
据统计：《史记》中记述自杀的种类有自焚、投河、自刭、服毒、自刺、绝食、上吊、触树等，自杀的群体以王侯将相公卿士大夫为主。《史记》所记自杀个案除重出外共一百零二处，可计数者六百二十二人。最早者应为殷末时的申徒狄，最迟者为公元前29 年汉成帝时的尹忠。（《择生与择死：从屈原的自杀情结到司马迁的屈原情结》/赵明正）
于此，我们看到许多的历史人物在司马迁笔下写至死亡时是那么悲伤，而大多数的士人们选择自杀的原因是：
“自从孔子以强烈的周公之梦而成为文士代表登上政治舞台之后, 中国文人便顽固地树立了一个意识：他们认为自己的归属不在于这个现实的人世,而在于由古来圣贤共同构成的一个指向历史的理想世界。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之所以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正是因为他由“求古仁人之心” 而发出了“ 微斯人, 吾谁与归” 的呼喊。在他（们）看来, 真正了解他的人不在现世, 而在历史。”
这些士人们以活在历史里自居并且引以为傲，前赴后继，共同赋予了本该枯燥无比的历史以跌宕起伏的情节供后人扼腕叹息。
想来这“被逼自杀”到帝王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后就会销声匿迹了吧，然而似乎并没有。似乎一切自杀都可以被解释成被某种事情逼迫而死。
法国作家加缪在他的惊世之作《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论及自杀时如此说道：
“人们向来把自杀当做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而我则正相反，我认为问题首先是人的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某天晚上，他开枪或者投水了。”
自杀者的内心深处酝酿着，也积累着他们对世界的反感。比较典型的就是1989年自杀的年轻诗人海子了。他将生活的诸多不顺凝结成心里的自杀情结。凡是形成“情结”者，到最后的死亡就成了一场仪式。从海子诗中预想的自己的8种自杀方式以及最终选择了卧轨时身上象征性的带着的4本书。
转观屈原，他从被放逐之后走了那么远的路，在诗歌中屡次表达出自己决心自沉于江湖的心迹，一方面是在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一方面渴求着楚君能回心转意，但最重要的一方面，他在不断地给自己以心理暗示，暗示得到了自己不断的强化和肯定，最后的沉江便显得镇定自若和心向往之了。
再比如之前纪录片《我的诗篇》中播出了工人诗人许立志的自杀，观瞧他的微博，有一种他在写“死亡日记”的味道。很明显，他不想死，他在徘徊。但是富士康高压的劳动、加班和没日没夜的工作一步一步地摧毁了他的精神生活。他的微博很多都是凌晨寂静无人时候写的，观瞧每一条他深夜的字句，正是加缪所说的“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最终写完诗歌《我弥留之际》之后跳楼自杀。
如此种种，如后世的种种。
伍子胥、屈原、项羽、李广…………………………海子、许立志………………
作家加缪很像为这些自杀者们探索出自己认为的一条规律来，最终指向的是“我拒绝自杀”，比起“活得更好”，“活得更多”才是我们的目的，完成快乐的一切前提是“但关键还是要活着”等等的期许。
但历史总是很爱开玩笑，作者加缪横死于偶然的车祸，于历史上自刎而死的伍子胥、项羽，沉湖者屈原、老舍、王国维、海子、伍尔夫，跳楼者许立志、涂序新、张腾霄、林嘉文等等都别无二致。
横死者按照中国的迷信是过不了奈何桥的，成了孤魂野鬼。死了就是死了，而人是怕鬼的。不管你生前是耶稣还是西门庆。所谓的太史公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的价值论在岁月与时间的打磨下，成了一行行碑文，跟随着时间，慢慢消散。
只有我们偶尔过个节，搞个纪念活动时方才想起：哦，历史上原来还有个人叫屈原哩！
当我考上大学那一年，南怀瑾先生恰巧历史，他曾有句话叫：“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所以，我再次问自己：我该为屈原流下第几滴泪呢？
应该先为伍子胥流，然后是吴起，而后是他。但是他的经历是他们二人经历的相加，又是一位流芳后世的第一位诗人，所以把我的第一滴泪流给他吧。
【普及2个点：】
屈原于楚王是同姓的，姓芈，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如果按照现代人的姓名叫法，他应该叫芈平。
我更同意端午节是纪念伍子胥这一说法。“端”是平反与昭正的意思，“午”通“伍”，意思是人民用以昭雪中国最伟大的复仇战士伍子胥的日辰。传说伍子胥投江而死的那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这是一个世界上唯一的反叛者的节日。（观点与叙述摘自《烈烈先秦》）
纪念屈原，是为了纪念“忠直”；纪念伍子胥是为了纪念“反叛”。后者因为含着贬义，似乎人们更倾向于第一种的浪漫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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