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王族来源地考辨
【内容摘要】契丹辽国雄踞中国北方二百多年，一直被认为是土生土长的东胡系游牧民族所创建的，在族源上，从没有人提出过怀疑。但《辽史》记载的契丹语人名、物名、俗称等与蒙古语相差很大，他们奇特的葬制、习俗也不见于其他东胡系游牧民族，对此还从来没有人给出过合理解释，甚至也没有人去专门研究过。考证出契丹王族的真实来源地至关重要，因其蕴藏着华夏文明源头的信息。契丹王族其实是从青藏高原深处一步步东迁而来的，他们走过的这条路径，是远古时代就存在了的古羌藏类游牧民族迁徙扩散的一条通道，契丹不过是这种东扩浪潮中的最后一波。
【关 键 词】契丹的藏语本义;审密;青牛白马;松漠之间;耶律;都菴山。
【作者简介】徐江伟，独立学者，主要从事华夏文明与汉字起源研究。
一
契丹人建立的大辽王朝，统治中国北方达二百年，影响深远，俄语至今把中国叫作“契丹”(Китай)。内蒙古博物院设有“契丹馆”，其出口处墙上写有“结束语”：“大辽王朝对中国文化格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奠定了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万风归于一元的文化基础，为后来的元朝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评价非常高，认定契丹是蒙元的老师和先河。但契丹史中仍有一些谜团没有解开，例如，这个奇怪的国号含义是什么?契丹与回鹘是何种关系?契丹文字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等等。最大的谜团还是契丹王族的来源，他们到底是土生土长的东胡系游牧民族，还是从遥远西方迁徙而来的羌藏类游牧民族?笔者的研究结论是，契丹王族原本不是东胡系，他们是一步步迁徙来的，起步于青藏高原的东缘，甚至是青藏高原深处的多康一带。远古以来，青藏高原东缘到内蒙古阴山，再到西拉木伦河之间，就存在一条羌藏类游牧民族迁徙扩散的通道，契丹不过是这种东扩浪潮中的最后一波而已。当然，游牧民族的迁徙征战，走的不会是一条直线，有时可能要到蒙古高原上去迂回一下，但如果画示意图的话，这条通道还是应该画成一道直线。贺兰山——阴山——赤峰地区，存在大量风格、特征极为一致的史前岩画，就是这条通道早已存在的佐证。契丹的迁徙史由于太过久远，又没有文字记载，其源头何在的问题，即使在《辽史》中也非常模糊。《辽史·本纪》：“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菴山，徙潢河之滨。”契丹人对源出的记忆是与炎帝挂钩，既如此，就是把祖地框定在了青藏高原东北缘。因为炎帝姓“姜”，古羌人背景。民族学家一般认为青藏高原上的纳西族是炎帝的直接后裔。炎帝最初建都于甘肃境内叫“天水”的地方，后来才入主中原，对此契丹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祖先记忆等于把从来地指向了西方，而不是东方。契丹祖先建立的国家叫“审吉”，亦作“审密”，更是族源的印记，在藏语就是“神猕”的意思，与夏禹的另一个名字“高密”是同一个意思，有猴祖观念是古羌人的共同特征。奇首可汗的“都菴山”在何处没有记载，唯一明确的是“奇首可汗故壤在潢河之西”，即此山在西方，他们是自西而东迁徙而来的。契丹人有“青牛白马”的祖先故事，说有“天女”驾青牛从平地松林泛流而下，至于潢水，与来自马盂山、乘白马的“仙人”相遇，遂结为夫妻，生八子，后裔繁衍开来，成契丹八部。《辽史·营卫志中》曰：“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但契丹八部最初居住地“松漠之间”在何处仍没有明说。从字义看，是在“山林渐渐变为沙漠之地”。在中国范围内，也只有祁连山到贺兰山之间的广阔地带，最是符合“松漠之间”所定义的地理环境。青牛白马的故事是阿保机称帝后才成型的，宋人记载，其中的“天女”原本叫“赤娘子”，例如宋代王易《燕北录》：“赤娘子者，番语多呼谓之掠胡奥偌，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潢)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宋人又曰：“前史虽载八男子而不及灰(青)牛白马事。”就是说北宋之前，契丹的始祖故事是“阴山七骑”故事，而不是青牛白马。这里有重要的关于族源的信息，因为西夏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夏圣根赞歌》说的也是一个“七骑”故事。七骑故事是藏文化的特征。西藏神话中有许多“七兄弟”故事，如有“巴瓦七兄弟”“火神七兄弟”“立誓七兄弟”“暴赞七兄弟”“铜山七兄弟”等。“七”是苯教中的吉祥数字。七兄弟常是“同命人”的关系，与王者一起合成“八”的格局。藏语数字“七”读作“顿”(བདུན་)，有“开头、先祖”之义，也是对神魔的一种称呼。契丹人有与西夏人雷同的“七骑”故事，说明他们有相同的原始苯教背景。赤娘子的番语名叫“掠胡奥偌”，则是一个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体，意为“从胡人部落抢掠而来的猕猴”。古代游牧民族都有抢婚的习俗，因为族内是禁止通婚的，只有到族外去抢，抢婚也被视为男子应有的勇敢行为，而猕猴就是原始苯教中女性始祖的形象。特别要注意，阴山七骑故事发生在“黄(潢)河中流下”，这就明确地把契丹祖源圈定在了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后梁纪一》记载，阿保机与沙陀首领李克用会盟时对他这样说：“我蕃中酋长，旧法，三年则罢，若他日见公，复相礼否?”阿保机说自己是“蕃中酋长”，这个“蕃”在当时有明确含义，就指来自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西夏人也是以“蕃”自称的。契丹旧俗，可汗三年推举一次，八部大人都有资格出任可汗，遇灾害和不利，可随时推举新可汗，因为按照原始苯教观念，灾难是上天给予可汗的惩罚，如果无灾害，可以连任。阿保机此言是在试探李克用。二
为深入说明“契丹王族源自青藏”判断可以成立，拟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讨论与考证。
契丹王墓中出土的猴脸金人
金人头上戴苯教代表天地人的三叉冠，腿短手长，这是猴的特征。他有猴的眼，猪的嘴，猪的鼻孔;脸颊鼓出，象形虎脸。这是现代人看起来非常丑陋的形象，但这不是契丹人艺术鉴赏力不行或者工匠技艺不行，而是故意为之，是苯教“天猪地猴”观念表达，这正是他们心目中祖先神灵的形象，当然就是最美善的形象了。故金人造型也是族源的信息。古英语、俄语的契丹读作“qitan”，这应该是当时契丹语的真实发音，因是拼音文字记音，会更准确些。放在汉语环境中有点怪的国号，放到藏语中就不怪了，例如，青藏南缘有“不丹”(bhutan)，构词方式相同，含义也相通，就是“天国、神地”的意思。“契”与祁连山的“祈”只是同名异写，就是“天、神”的意思。青藏高原上有许多古称“其水”或“其津”的河，都是同名异写。松赞干布亦叫“弃宗弄赞”，这个“弃”也是，意为“天宗弄赞”。“丹”(-tan)是“坦”的注音异写，藏语指王座或国土，例如，拉萨古称“汗坦”(ལྷ་ལྡན་)，大昭寺叫“汗坦祖拉康”(ལྷ་ལྡན་གཙུག་ལག་ཁང་)。甘肃青海一带历史上出现过叫“南凉”的古羌王朝，亦叫“耨檀”，藏语仍是“天国”的意思。吐蕃时代，新疆的于阗国是吐蕃的一个属国，藏语名叫“龙坦”(lung bstan)，就是“龙国、龙地”的意思(见《丹珠尔·于阗国授记》)，这些都是契丹之“丹”从何而来的线索。契丹人有“望郡”观念，即祖先所从来之地、死后要去的地方，望郡是“漆水郡”，如《耶律庆嗣墓志铭》：“公讳庆嗣，字袭美，其先漆水人也。”但是，历史上从未有过漆水郡，契丹人也说不清“漆水”在什么地方。就读音而言，漆水就是“其水”，字义上看，漆水是“黑水”。祁连山与贺兰山之间是有叫“黑水”的河，著名的西夏黑水城遗址就在此地。藏语的“黑”是天神的代名词，故契丹也叫“黑契丹”或“契丹黑国”。《尚书·禹贡·雍州》中有“漆沮既从”之语，但夏禹时代的“雍州”不在别处，就指青海果洛县积石山一带，黄河上游河段至此结束，中游河段由此开始。积石山藏语叫“阿尼玛卿”，也叫“玛钦伯姆热”，这是黄河源头最高的山峰，附近有大小湖泊三百六十个，它被认为是玛域众战神之王居住之山，传说此大王生有九男九女共十八个儿女，个个都是有大能的神魔，他还有三百六十位兄弟伴神及无所的男女勒神。并且，此神山也是格萨尔王的寄魂之山。因此阿尼玛卿与阿里的冈仁波钦、云南的梅里雪山、玉树的尕朵觉沃并称为青藏高原“四大神山”。至今藏人沿袭着“马年环山、羊年转湖”的习俗，其时藏地所有神灵都将汇集于此，马年转山一圈，相当于常年转十三圈。契丹女性始祖“赤娘子”生八子，成契丹八部的故事如果发生在这里，就对了，因为藏语“玛卿”本义就是“红人”，藏语“伯姆”特指女性始祖。《贤者喜宴》说到，阿尼玛卿一带古称“玛域”(སྨྲ་ཡལ་)，因其最初的居民是从青藏西部的阿里一带迁徙过来的，阿里地区古名“玛域”。藏语本义是“红国、红地”。这又与契丹人的“青牛白马”祖先故事对应起来。因为那位“天女”是从平地松林泛流而下至于“潢水”，与之相遇并结合生子的“仙人”，他不来自别处，就来自“马盂山”。这“马盂”与“玛域”不过是同名异写而已!还要注意，契丹公主几乎都有“粘米”的称号，这是契丹特有的称号，是皇家公主的通用名。此“粘”(གཉན་)正是苯教描述出来的一种神灵，与土地神有关。特征是一身黄色，有大念与小念区别，小念共有四十位。念青唐古拉之“念”是为异写，契丹王族皆以“粘”(念)魔后裔自居，而“米”是“猕”的异写，乃是女性之象。奇首可汗是什么时候率部迁徙的，为什么要迁徙，这些都没有记载。《辽史》述说的契丹建国前史大约三百年，以此上推，他们离开青藏高原大约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东征西讨之时。可以想见，随着吐蕃势力越来越大，青藏高原渐成了一统天下，高原内部那些原本不相隶属的游牧部族要么归附，要么远徙，没有第三种选择，契丹人或许与西夏党项羌一样，受到了吐蕃的军事压迫，在故土再也站不住脚了，被迫向外迁徙的。古代游牧民族的迁徙和扩张总是两步式的，即先结盟，后取代，契丹也不例外。最初西辽河流域是突厥属性的“大贺氏”的地盘，契丹人东来之初，先依附于大贺氏，最后取而代之，标志性事件是契丹强人“涅里”掌握了废立可汗的权威，两者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了逆转。其曰：“当唐开元、天宝间，大贺氏既微，辽始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大贺氏从此被契丹首领“迪辇”氏取代，大贺氏延续了上百年的军事联盟有了新主人。老哈河上游一带原本是东胡系库莫奚人的地盘，亦作“奚”或“霫”，他们支系庞大，有“九奚首”，唐末被完全兼并，成为契丹辽国的重要军事力量，但奚人部落仍保有自己的斡鲁朵和相对固定的牧地，这是游牧民族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决定了的，不像农耕人口可以被完全隶属和附庸。对于契丹人初来依附时的情形，《辽史·营卫志》有言：“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说的就是他们当时的状况。又曰：“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到了阻午可汗时，“始立制，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至此，契丹人在蒙古高原上的霸主地位确立。在这种兼并和称霸过程中，契丹人的语言、风俗以至人种特征都会发生变化，即带上东胡色彩，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和历史规律。但一开始，可汗之权并不掌握在阿保机这一支手里，而是掌握在“迪辇氏”手里，阿保机是“受禅”于延续了九世的迪辇氏，而后称帝的，这必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因为权力都是来之不易的，必须拼死争夺才会到手，即使在契丹八部内情形也是如此，只是要表示天命所归、人心所向，这个过程没有被真实记载下来。这个“迪辇”也是典型的藏语名号，“迪”是“天”的意思，“辇”就是念魔之“念”异写而已。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皆以嗜血好战的念魔后裔自居。遥辇氏的第一个可汗是“阻午”，典型的藏语名号，藏语是“龙人、小龙”的意思，后缀“-wu”(འུ)更是藏语特有的构词方式。阿保机的取代故事发生后，这个带“天”的姓氏就被改为“遥撵”，明显是被降级了。藏语把“仆人、佣人”叫作“遥”(གཡོག་)，吐蕃时代，赞普之下设有四“茹”(རུ་)，其中就有“遥茹”。因此“遥撵”不是特别尊贵的名号，已经带有“随从者”之义。因为天无二日，既然阿保机的“耶律氏”已经代之成为“天族”，他们最多只能保有天王随从之“念魔”的地位了。《辽史·太祖下》：“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折枯拉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 历史上从青藏高原走出的游牧民族总要比其他人更勇猛一些、战斗力更强一些，因为特别不怕死，内部结构更为紧密，贵贱等级更为稳固，在冷兵器时代，就是更胜一筹的战斗力，应该与严酷自然环境的造就有关。作为外来部族的契丹人，在称帝建国后，最高统治者必定要极力淡化自己的外来色彩，以示自己对这片土地有天经地义的统治权，这也是情势使然，中国历史上这种实例特别多。当年契丹人自己编撰的“正史”中可能就已经没有多少来源地的信息了，后来蒙古人根据残留的契丹“正史”编撰而成的《辽史》就更加缺少这方面的信息了。东北洮河流域的达斡尔族被认为是契丹人的直接后裔。族名“达斡尔”通常被解释为“骑马来的人”，这是错误的，因为古代游牧民族都是骑马民族，没有人会去取这种毫无意义的名称。这个“达斡尔”正是他们来源于青藏高原的可靠佐证，古代藏王就是以“wo”自称的，“达斡尔”就是“大王人”的意思。吉林大学人类学分子实验室关于契丹古尸的检测报告说，契丹人的血缘混血情况是回鹘成分远大于鲜卑成分，即契丹人的血缘是以回鹘为主，而回鹘的源头正是在青藏高原上。契丹王族姓“耶律”，实是姓“耶”，后缀“律”音是尊称读法。历史上，这个后缀音的注音是不统一的，因为尊称后缀音有数个，例如，契丹历史上有叫“耶澜”的可汗，是他乘着回鹘败落把契丹人从回鹘军事联盟中独立出来，“耶律”和“耶澜”为同一个姓氏，后缀音不同而已，皇族姓氏统一为“耶律”应是在称帝之后。契丹后族姓“述律”，也是汉字注音，古藏语把“水”叫作“su”，就是“述”的读音来源，后缀“律”为尊称。在原始苯教中，水是阴和后族的象征。古羌后裔的纳西族人也把水中的龙叫作“su”。这个“耶”姓的源头就在藏文化中。据藏文古籍记载，远古时代的藏人有“六氏”，即六大部族国家，其中就有“耶氏”。苯教古籍《黑头凡人的起源》说：“神的一边叫作'耶’，全称是耶杰默巴，恶魔的一边叫作'昂’，全称是昂杰桌巴。”苯教故事中的宇宙最高神叫作“耶辛”，藏语意为“大耶”。藏语中的“耶”也是对祖先大人的一种尊称。吐蕃赞普姓“悉卜野”，有藏学家认为他也是姓“ye”的，不过用“野”来注音而已，藏语“悉卜”是“黄”的意思，就是“黄耶”，古代藏人习惯用颜色来分别部族的缘故。吐蕃时代，赞普之下设“四茹”，其中就有“耶茹”。藏地有古寺名叫“耶玛”寺，藏语意为“红耶”。这个“耶律”之姓在西夏党项羌中也存在，但写作“野利”。党项八部中以“野利遇乞”部为最强，传说西夏文字就是大臣“野利仁荣”创制出来的。阿保机称帝后，在“木叶”山上建立的宗庙和祭坛，塑以祖先神像，即奇首可汗及所生八子形象，按时隆重祭祀，但此山在何处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这个“木叶”就是“王耶”的意思，藏语的“mu”(དམུ་)有王者和本源之义。山是父祖的象征，选定一座山为祖先神灵之居所，这是原始苯教的特点。但“奇首可汗”会是怎样一种形象呢?对此《辽史》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记载了这样一个祖先神话：相传在遥远年代，契丹人有可汗名叫“喎呵”(w`i he)，他是猪首人身，身披野猪皮，住在穹庐中，无事不出帐篷一步，但能神机妙算。有一天，他的妻子一怒之下将他的野猪皮藏了起来，这位可汗就从此隐没不见了，再也没有现身。这个“猪首人身”的形象正是原始苯教的一大特征，因为野猪就是原始苯教中的天父形象。“奇首”应是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体，就是“天首”的意思，今甘肃省天水市还有名叫“齐寿”的神山，相传是轩辕故里，与“奇首”读音相同，或许只是同名异写。与“奇首”对应的是“涅里”，他是契丹建国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因为“至涅里始制部族”。藏语把“头颈”叫作“nie”(གཉའ་)，后缀-li是尊称读法，这意味着他的功绩接近奇首可汗。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代赞普名叫“聂赤”，本义是“接近天神”。说明“涅里”这个称号也来自藏文化。青藏高原上有“湟水”，是为黄河第一大支流，契丹人把皇陵所在的西辽河叫作“湟水”，青藏高原上有“洮河”，达斡尔人的聚居之地叫“洮儿河”，吐蕃有打马球习俗，契丹人也流行打马球，这些都不可能是偶然巧合。嘉绒藏族有祖先鹏鸟卵生的起源故事，自古以“琼布”自称，意为“琼鸟的后裔”，契丹王墓中随葬有造型完全相同的金琼鸟，也是一种族源的信息。
契丹王墓中出土的金琼鸟
契丹原本是从回鹘军事联盟中分离出来的，回鹘的大本营在祁连山地区，强大的回鹘汗国灭亡后，一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分布到天山南北，以高昌为中心，建立了西州回鹘政权。回鹘汗国核心部族则返回了祁连山地区，史称黄头回鹘，后来演变成裕固族。契丹灭亡时，王子耶律大石带领自己的部属西迁而去，这并不是盲目的行动，而是因为西方有他们的亲属和同类。契丹辽国强盛时，高昌回鹘也是其附庸国。在西去途中，耶律大石派人劝喻回鹘王，别忘了此前情谊，高昌王畏惧，迎接耶律大石至王府，并赠送大量马匹、骆驼和羊，助其继续西行。最后耶律大石在叶密立(新疆额敏县境内)建国称帝，史称西辽，亦叫黑契丹。耶律大石的西迁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契丹族源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其来源地应与回鹘大本营不太远。契丹有“三父房”制度，这是一种从未见诸史书记载、从未被史学家研究过的社会构成和游牧文化，其实隐藏着族源的信息。契丹皇帝本部叫作“横帐”，其内部分为“三父房”，用孟、仲、季标识，有常设独立衙署予以管理，分别叫孟父族帐常衮司、仲父族帐常衮司、季父族帐常衮司。这是契丹帝国的立国之本和主要依靠力量。三父房都有自己的官署系统，拥有私属军队，各房头领都有私有城池，叫“头下君州”，可以收租取利、安顿眷属。故《辽史·兵卫志》曰：“契丹本户多隶宫帐部族。”“横帐”无法从字面上解释，帐篷不可能都是横的，只有放在藏语里才能解释清楚。藏语把称霸、欺压叫作(ཧམ་ཕ་)，同时也是对藏靴(ལྷམ་或ཧང་)的称呼，因此“横帐”就是“王帐”，也是“帝王之靴”的意思。契丹军事联盟最初的首领就叫“痕德堇”，这“痕”是“横”的异写，“痕德堇”在藏语就是“大霸主、大靴人”的意思(藏语把“大”叫作“de”，定语后缀)，契丹人的霸业正是从他开始的。三父房之“父”不是“父亲”的意思，古羌藏语特指是祖先神，而这正是甲骨文金文“父”的原始本义。“房”指血缘氏族，同时也是“舅父”的意思。这个三父房制度不是阿保机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阿保机自己就是“季父房”的直系后裔。此外契丹内部还有“国舅五房”，都属于国之贵族。契丹国俗，没有“房名”就没有资格出任朝中各级官员。而用于祭祖得姓的“房”必定也有崇高的地位。《契丹国志》载有北宋大臣出使契丹国所作诗歌《刁奉使北语诗》，其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 这个“看房”就指礼节性地拜谒契丹贺跋支宰相所属之“房”，可能是一种类似于塔庙的建筑物。契丹人还有以其母族的房号为名的习俗，即“以母氏为字”，例如，穆宗耶律璟“小字述律”，因母亲是辽太祖淳钦皇后的弟弟述律氏室鲁的女儿。契丹皇帝还有过“诏诸帐院庶孽，并从其母论贵贱”的诏令，即以母亲的出身来确定尊卑等级。这些都是历史上不见记载的东西，为契丹人特有的礼制。这些其实都是古代藏人的习俗，是契丹王族来源地的信息，只有在青藏高原上是一直延续着的。
契丹王墓壁画中的捧靴子仪仗，靴子象征横帐、代表征服
《敦煌吐蕃文书》中说：“古昔各地小邦，王子与家臣应世而出……遍布各地的小邦，各据一个堡寨。”在古代西藏，只要是“王”，都有自己的“臣”，不少于两个，他们互相通婚，通过血缘关系来维系这种盟邦关系。也就是说，“王”之下必有两个“家臣”，即两个姓氏，两个归属于“王”的较小部落。例如：“岩波查松之地，王为止森波杰，其家臣为'噶尔’与'年’二氏(《敦煌吐蕃文书·小邦邦伯家臣表》)。”王后必来自此二氏，他们是王的舅父，也是王的丞相。他们通过王的任命轮流执掌军政之权。《西藏王臣记·杜鹃歌音》：“吐蕃第一代王至第七代王之间，都是母子连名。” 即子以母姓为名。藏文古籍《贤者喜宴》说：“王子们的名称就是以母亲的名字命名，这是聂赤赞普以来的藏地传统。”聂赤赞普是传说中的第一代藏王，他是从天而降的神人，这说明藏地“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习俗历史已无比久远。契丹人以母亲姓氏为名的习俗就是这种藏地习俗、藏人传统的延续。嘉绒藏族以“邛布”自称，他们自己说这是“有房人”的意思，因为他们有一种“房名文化”，在西藏，只有嘉绒藏族至今还能说出各自的房名。此“房”就指藏地到处可见的高耸碉楼，它是部族的祭祀中心和权威象征，也是部族首领的私有城堡，房名就是碉楼的名称，总是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这“房”字在汉语中早已变成极为普通字眼，可以随便用，即使是粪坑也可叫作“茅房”，但从造字方式可知，它原本是非常神圣的，里面有“方”，特指帝王属下的部族国家。契丹的“三父房”就是帝族之横帐，当时内部可能已经没有贵贱之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来自遥远年代，最初可能是奇首可汗和他的两个“舅父”传下来的，由于年代太过久远，都已归在“迭部”之中，内部也停止了通婚，但由于保留了各自的房名，还有世系的记忆，契丹人自己还是能分出系属的。契丹帝国与中原帝国的最大不同还在于，他们完全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特征，他们有独特的四季“捺钵”，不定居于一处的游猎传统，这也是前史所未见的。契丹皇帝一年到头呆在辽上京的时间非常少，总是带着一大班子大臣随季节迁徙着，一方面是为了祖先的游牧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及时弹压分布在周边的游牧部族，不能让他们积聚成可以威胁统治权威的军事力量。契丹鼎盛时附属国达五十九个，但这些部族国家有许多是非常不可靠的，经常要反叛，必须时时警惕。这个“捺钵”正是典型的藏语词汇，不过用汉字注音而已，藏文写作གནས་སྤོས་(拼音转写nae-boe)，意为“迁移”，也是对牦牛的昵称，因此至今仍然是藏人的日常口语词汇。契丹皇帝还有与吐蕃赞普完全相同的屯驻方式。唐使刘元鼎到过赞普的牙帐，其曰：“以栅枪为垒，每十步赞长槊百枝，而中建大旆，次第有三门，相去百步，门有甲士，巫祝鸟冠虎带，击鼓掷箭，入者必搜索而进。内起高台，环以宝盾，帐曰金帐，其中缘饰多以金为蛟螭，虎豹之状，至甚精巧”(见《册府元龟·外臣部·盟誓》)。《辽史·营卫志》记载的契丹皇帝的牙帐：“皇帝牙帐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每枪下黑氊伞一，以庇卫士风雪，枪外小氊帐一层，每帐五人，各执兵杖为禁围。”契丹皇帝的牙帐情形与赞普牙帐的情形几乎完全相同，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同一种文化习俗和生存方式的产物。契丹历史上与青藏高原也存在较多的联系，契丹皇帝曾把公主嫁给吐蕃首领董毡为妻。契丹人与西夏人一样有髡发习俗，并且剃发式样也基本相同，这些都是族源上存在某种同源性的反映。契丹核心部族、契丹本部叫作“迭部”，契丹王朝始终设有独立的官署“大迭烈府”予以管理。“迭烈”亦作“迭剌”，尊称后缀音不同而已。甘南藏族自治州至今还有叫“迭部”的县，那里的藏族仍喜欢以“迭布”自称。反映在葬俗上，契丹帝陵依山而建，情形犹如吐蕃赞普的陵墓。并且契丹人还有吐蕃那种把尸体制成木乃伊的“帝羓”习俗。唐代《通典》说到“大羊同”的葬俗时说，大体是与吐蕃相同：“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这种葬俗在藏地流行非常久远，从未断绝过。敦煌吐蕃文书《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话：“虎年，为父王举行剖殓仪轨。”吐蕃赞普或者皇后死后，都不是马上下葬，而是要经过很长的停尸期，有的长达三四年之久，这可能是因为要等陵墓、葬具建造完成，为此就要对尸体进行加工，所谓“剖殓”是也，期间要不断举行盛大的祭礼。契丹也有同样的葬俗。宋代《虏廷事实》曰：“(契丹)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虏，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耶律德光之死，盖用此法，时人目为帝羓。”明确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用的就是这种葬俗。这个“帝羓”就是典型的藏语词汇，放在藏语里是“藏王、天王”的意思。考古学家已发掘出不少契丹贵族的金覆面，或曰“金鼻银齿”，这是一种金银制作的假面具。原始苯教观念，人死之后灵魂就是去见天祖了，但人死后脸部很快变形变色，很难辨认，这样去见天祖的话，他们会认不出来，就不会接纳，覆以金银制作的猴脸造型的面具之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契丹人的墓葬中多见殉葬着狗，墓室外面殉葬着马，这也是藏地流行不衰的葬俗，因为狗是探路者，马是灵魂的载体，叫“风马”，没有此二者伴随，灵魂就到达不了祖先之地。考古发掘出来的吐蕃贵族墓葬中，尸体必包裹着大量丝绸，少者十几层，多者几十层。而这也是契丹贵族墓的显著特征。包裹丝绸并不是为了御寒，而是因为苯教认定丝绸具有“羽化”功能，包裹丝绸之后，死者灵魂就有了蚕蛹那样的羽化再生能力，而这其实就是丝绸最初的、最原始的功能。契丹人还有另外一种葬俗，《北史·契丹传》：“(契丹人)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这叫“树葬”，树葬习俗至今还在西藏三岩一带的藏人中延续着。内蒙古博物院中有契丹贵族墓彩绘棺椁展出，其中一具与肃南县大长岭吐蕃早期王墓中出土的彩绘棺椁式样非常相似，并且墓室构造也基本相同。这不会是偶然巧合，而是有同一种葬俗的反映。这些都是契丹族源何在的信息。除了墓葬，契丹王朝在“辽上京”范围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迹。这就可以解释，来自青藏高原的夏王朝为什么没有多少遗迹被发掘出来，以致不被许多中外史家所承认，但史书记载的夏朝世系十分完整，帝王事迹也很丰富。就是因为夏王朝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就像千余年前的契丹人一样，他们直到最后也没有进入定居状态，还在四季不停地“捺钵”着，当然就不会有多少遗迹可供发掘了。《隋书·女国传》等古史记载，隋唐时代，青藏高原上的苏毗族有“女王”习俗。国王虽是男的，但他专事征伐射猎，国中必设立一女巫，地位特别崇高。她平时居于九层碉楼中，类似女王，参与献祭，能占卜，被视为神灵代言人，人人对其言听计从。古代嘉绒藏族也有同样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近代。但注意，她只是最高女巫，虽能影响国政，但不是真正的国王。契丹人也有这样的女巫习俗，契丹语叫作“余庐睹姑”，也叫“速姑”(神速姑)，曾在耶律阿保机登基称帝过程中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速姑”，《辽史·国语解》曰：“神速姑，宗室人名，能知蛇语。”由于地位崇高，神速姑一职通常由王族宗室出任。又曰：“太祖从兄铎骨札以本帐下蛇鸣，命知蛇语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谓穴旁树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为带，名龙锡金。”意思是说，土地神通过蛇鸣告知神速姑，天降吉金了，就在某处，阿保机往取得金，用以制成了帝王使用的金腰带。兆示着阿保机已经被天神选中。古羌藏语把“蛇”叫作“wu”(巫)，而“神速姑”就是契丹国中的“太巫”，她能听懂蛇的语言，与地祇(龙蛇)沟通，从而得知天神旨意。嘉绒藏族的天神是“大鹏金翅鸟”，也叫“琼鸟”，它双爪常常抓着蛇或嘴里叼着蛇，与契丹人的天神形象完全相同。其时，担任“神速姑”的正是阿保机的亲妹妹，因此她是事实上的宗教首领。没有她的配合和导演，阿保机根本无法完成登基前必须完成的“天授神权”大戏。此前，契丹人延续着汗位三年一推举，八部大人都有资格出任可汗，如遇灾害不利，可随时推举新可汗的祖制和传统，可汗虽可以连任，但终究无法世代据为己有。传统习俗和观念都是非常强大的，没有几出精彩的关于“征兆”“神授”的大戏，没有“太巫”的神谕，根本就不能服众，登不上帝位。这个时候神速姑的作用是无人可比的，因此她在契丹帝国建立中可谓居功至伟。契丹帝国是古代游牧民族部族国家军事联盟转变成大帝国的鲜活标本，如此这种故事历史上已经无数次发生过。契丹语“余庐睹姑”是典型的藏语名号，藏语本义是“国龙刀神”(余庐：国之龙;睹姑：刀之神)。而“速姑”古藏语意为“水神”或“水人”，在原始苯教中，水属阴，蛇也属阴，从本义就可知道她的地位为何类似“女王”了。神速姑虽是阿保机的亲妹妹，她最后还是被秘密处死了。因为阿保机不愿与任何人分享权力，他要巩固帝位，使之万世不移，就必须把王权和神权集于一身，废除“太巫”制度，况且她还是掌握实权的“北大王”实鲁之妻。在遥撵汗国末期，摩尼教就已在契丹传播，其又叫“日月神教”或“明教”，特点是崇拜集日、月为一身的光明之神。这对阿保机有极大吸引力，他于是大力推行日月神教，建立了“明王楼”等许多宗教建筑，要对祖制进行改革。但以神速姑为代表的太后诸弟，坚决要求废除日月神教，矛盾慢慢就到了水火不容、无法调和的地步。神速姑率领诸弟对明王楼等进行了彻底毁坏，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暴乱，但最后还是被阿保机镇压平息了，神速姑也被秘密处决，下葬在了吐尔基山中。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是，但凡神权与王权出现斗争，神权必败，必成为王权之附庸。随着神速姑的死去，来自青藏高原的“太巫”制度亦从此消失。考古显示，这个神速姑仍被容许享有太巫和大公主的葬礼，就是纪录片《凤棺谜魂》中的辽代女尸。大墓偶然发现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吐尔基山中，这里辽代叫“乌州”，正是北大王的牧地。这具女尸年龄35岁，葬具极为豪华，只是墓室建得很匆促粗糙，没有墓志铭，看似辽国公主，又似萨满巫师。《辽史》记载，辽景宗时，神速姑就被恢复了名誉，开始享受皇家祭祀，这个“吐尔基”契丹语正是“天姬”的意思。契丹帝国建立之初，他们仍顽强延续着鲜卑人、蒙古人都没有的“女王”(太巫)制度和习俗，这也是契丹核心部族来自青藏高原的可靠佐证。契丹语是怎样一种语言，它更接近蒙古语还是更接近藏语?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笔者的研究结论是，契丹语是一种介于藏语和蒙古语之间，类于西夏语的语言，相比之下它更接近藏语。当然这仅是指契丹人的书面语言。契丹王朝是一个游牧部族军事联盟，内部包含有许多部族，并不存在统一的语言。敦煌吐蕃文书《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中有言：“回鹘北境为契丹部落。契丹王者称可汗，其食物衣着与吐谷浑同。其家畜大率有黄牛，编羊，马。其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通。”明确说到契丹人的语言与吐谷浑相通，而吐谷浑是古羌之一种，语言接近古藏语。契丹文是一种类似藏文和西夏文的“堆砌状表音文字”，大多成“田”状，由上下两层四个部分堆砌而成，也有三层垒砌的。相同的构造方式，不会是偶然巧合，应是三种语言存在某种程度的同源性的反映。《辽史·国语解》记载的一些有别于蒙古语的契丹特有名称，从读音看，大多与藏语相通，含义可用藏语来解释，对应程度极高，例如：“挞马：皇帝扈从之官，管率众人之官”。这个读音藏语本义是“红虎”(སྟག་སྨར་)，乃是战神的象征和代名词。在苯教观念，普通人只能使唤狗，只有帝王和神灵使唤的是林中猛虎。“皮室军”：据《辽史·太祖上》记载，阿保机从契丹各部及征服的奚人中，遴选勇健者，组成了一支叫皮室军的皇帝禁卫军，人数最多时达三万人。这“皮室”很难从字面上去解释，因为不可能都居住在兽皮房子里，但用藏语就能解释，藏语是“公野猪”的意思，实是“毗豕”的注音异写，在藏文化里，野猪是勇士和尊贵的代名词。“阿主：父祖之称”。能与“阿主”对应的古藏文是འབྲུག་(拼音转写a-zhug)，藏语本义是“龙”，也是对在天祖先的尊称。前缀“འ”古藏语就读作“a-”，就是说这个契丹称谓就是古藏语的原始读法。这可以作为契丹王族原本说古藏语的一个佐证。“国阿辇：灭国，收国”。此“nian”正是苯教描述出来的一种凶魔，这里作动词用，宾谓倒置是藏语和阿尔泰语的共同特征。“楚古：掌刑讯之官”。藏语的“chu”是“大”的意思，“楚古”就是“大神”。西藏阿里地区还有古寺叫“楚古寺”。“耨斡麽：后土”。藏语本义是“天乳房、天奶牛”。藏语把“天”叫作“耨”(གནམ་)，把乳房、奶牛叫作“斡麽”(འོ་མ་)。可见契丹语的“后土”是非常浅近形象、人皆能懂的口语词汇。“阿点：大臣夫人之称”。在羌藏语中，猕猴有一个古老称呼叫作“dian”(猠)。猴是属阴的，故用以称呼大臣的夫人，就像古突厥语把母亲叫作“阿弥”，把贵夫人叫作“阿姬”一样。古代西藏把贵妇的围裙叫作“邦点”，本义就是“大猴、国猕”，并通过邦点上的红色缎带的宽度来表示其丈夫的贵族等级。最值得注意的是，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出生地“都菴山”，其本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都菴”中有藏语特有的构词方式。古羌藏语把“火”叫作“都”(彝语至今把火叫作“du”;蒙古族中有“德都蒙古”;敦煌藏文献中把北方游牧民族统称为“都古”，用的都是原始本义)。藏语习惯后缀འི表示领属关系，此འི读音与“菴”非常接近，因此“都菴”就是“火的”，都菴山就是“火之山”。原始苯教总是把王统世系看作一种天火的生发与熄灭，此山正是契丹圣火生发、点燃之处，因此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