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趣事多，制度虽严，但考官不看姓名也能知道考卷是谁的
在中国古代，人们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把做官当成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因为当官不仅意味着社会地位的跃升，还能拿到优厚的俸禄和其他各色收入，过上锦衣玉食的体面生活，所以对中国古代读书人来说，天下第一等好事，无非当官，对于商人来说“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
在清代，入仕有正途和异途之分，据《清史稿》：“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萌生出身者为正途，余为异途。”就是说通过科举考试，考取功名后进入体制内的是正途，其他途径被称异途，而异途又分两种，一种是靠祖荫世袭，另一种则是花钱捐官。
在明清两代，科举之风鼎盛，读书人通过科考实现鱼跃龙门，最受推崇。在这种氛围下，靠纳捐进入官场是被瞧不起的，一些世家子弟虽然可以承袭祖上职务或爵位直接获得官位，但在官场中却受到同僚歧视。戚继光在继承父亲的职位后又参加了科举考试，就是为了搏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出身，以后可以挺直腰杆做官。
在清朝，纳捐只能买到虚衔，很少被授予实职，而且得到的官衔也不会很高，知府以上的高官以及翰林院里的职位是不能花钱捐的，所以异途官员大多没有光明前程，走科考正途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必由之路。
正因为如此，古人对科举趋之如鹜，凡习文者，从垂髫童子到白发老翁，无不悬梁刺骨，昼夜苦读。当然，他们拼命读书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更不是探索自然奥秘，而是为了书中的颜如玉和黄金屋。
古人的这种行为，不仅关系到当时朝廷官僚队伍的选拔和官员素质的优劣，还影响了当时的经济。以北京为例，清末民初的学者夏仁虎说：“北京市面以为维持发展之道者有二：一曰引见官员，一曰考试举子。”
所谓“引见官员”，就是在朝廷高官推荐下，来到京师，并由引荐大臣带领，入宫谒见天子的中下级官员。在中国古代，普通的中下级官员没有资格直接面见皇帝，需要有高级官员的引荐才能得到皇帝召见。这种中下级官员由王公大臣引领觐见皇帝的形式,称为引见。引见制度是清朝皇帝考察任用官员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
“引见官员”进京后，不一定马上能进宫陛见，在等候皇帝召见期间，会在京师逗留一段时间。这期间，他们需要住宿餐饮，拜会上司，结交朋友，免不了要请客馈赠，因此会产生许多消费，而官员群体的消费能力比普通民众要强得多，所以他们对促进市面的繁荣是有贡献的。
然而，“引见官员”在京逗留时间有限，召见完毕后就要回归本任，或者奔赴新的任职地点，因此，他们还不是拉动京师经济的最大群体，进京赶考的各省举子，才是推动和保持首都经济兴旺发展的重要推手。
举子们为了参加在京师举行的考试，要提前进京熟悉环境，做各种考前准备；考完后，要等候发榜；考中后，获得了功名的考生要拜师交友，与同科进士以及各路官员应酬往来；落第举子一般会留京过夏，利用这段时间寻找一些机会；而来自边远省份的举子，为了省去旅途劳顿，往往会留京多年，直到榜上有名。
所以，古代京师的各省会馆以及寺庙客店无不天天客满，主要的住宿客人就是大量进京举子和“引见官员”。虽然举子中有许多是贫寒人士，却也不乏富贵生员。因为在京师举行的是殿试，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已经有功名在身，大多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在《范进中举》里，范进本是个寒士，但他中举后，马上得到许多周济，摆脱了贫困，他？再进京赶考就不会有经济困难了。还有些进京求官的读书人本身就来自富豪家庭，到京后，在这个花花世界里更是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像李白那样花钱如流水的大有人在。在京期间，他们除了备考外，还要四处打点，上下攀附，结交达官贵人，以求在阅卷时，考官能行个方便。他们强大的购买力，对京城经济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市肆各铺，凡以应朝夕之求馈遗之品者，值考举之年，莫不利市三倍”。
清末科举被废除后，大批举子云集京城的盛况不再，为他们的需求提供服务的行业也随之萧条，当时有学者感叹：“迨科举既废，市面遂呈萧索之象，于朝于市，其消息固相通也。”
读书人考中进士，进入了翰林院，自然前程似锦，但也不是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朝廷还要对他们进行考核，称为“翰詹大考”。
“翰詹”是翰林院和詹士府的合称，由于翰林院是清朝最高官僚阶层的人才储备池，清朝的内阁大臣大多出自翰林院，所以翰林们的素质关系到朝廷的执政能力，因此对他们的考察特别严格慎重。为使他们不至于因安逸懈怠而导致才学荒疏，清朝于顺治十年开始设立这项考试制度，实行大考予以激励，直到光绪二十年才终结。
詹事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因为它的职能是专门辅佐太子，教导太子如何治国理政，事关国家储君的培养，在封建时代自然是极其紧要的，太子辅导员们的能力和素养必须严加考核，所以也要纳入大考。
翰詹大考一般十年举行一次，被纳入考试的，有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詹事府职少詹事、庶子、洗马、中允、赞善等人。成绩被分为四等，获一等者，将被越级提拔；二等前列者授予五品官职；三等成绩也有赏赐；四等则要受降级甚至革职都处罚。所以每逢大考，翰林院和詹士府里的才子们都是喜忧交集的。
由于这种考试压力太大，以至于当时的著名才子往往折戟。在光绪初年的第一次大考中，大家本来都看好张之洞，可是平日文思敏捷的他，考试那天状态却很差，迟迟交不了卷，直到天黑点了蜡烛才做完试题，而且成绩不好。
也有人太过自负，视大考为探囊取物，结果马失前蹄的。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当时很有才名，在光绪朝的第二次大考中，大家都觉得他能考一等，他自己也感觉极佳。进入考场后，他居然与人谈笑，直到日暮，才草草了事，结果自然是考砸了。
翰詹大考不仅要看成绩，更重人品。有个翰林院编修陈御三，本来考了二等第一名，但遭到言官李纯客的弹劾，被交院察看。原来他和张御史的弟弟一起去嫖娼，张御史把这事告诉了李纯客，还说他经常替人当枪手，嫖娼只是操守问题，而科场舞弊可是重罪。虽然此事后来并没有查实，但这个人从此就埋没了，就像唐朝的温庭筠，因代人作赋，被指扰乱科场，结果终生潦倒不得志。
清代科考制度很严，为了杜绝阅卷官徇私，每张考卷的姓名都被遮盖，考官无法看到。然而即使这样，考生仍然有办法与考官通声气，使考官能大体判断出考卷所属，考生在京城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结交师友的功效此时就能显现了。
由于考生早已拜入那些有资格担任阅卷官的高官门下，平日自然多有往来，他们的文章诗词早已遍呈师门，字体和文风已被老师熟悉。当考试结束，考生走出考场后，马上将试卷中诗的前二句，殿试时策论的前一行抄下来，派人骑快马疾驰送到阅卷官手中，阅卷时，阅卷官开卷一看即知是谁的考卷。但是第二天，朝廷阅卷命令下达后，就不能再送了，这是要抢时间的。
然而，这种默契有时也会出错。光绪十八年，翁同和主持会试，阅卷时他一直在查找张謇的卷子。后来看到一张卷子文风古雅朴茂，几位考官一商量，认定这就是张謇的卷子，于是将其点为会元。结果一唱名，是武进的刘可毅。翁同和很懊恼，查了半天不知道这个刘可毅是什么出身。其实他也是世家子弟，原先是河道总督许振袆的幕僚。本来他不叫这个名字，但有一次做梦，梦到某科会元叫刘可某，但那个字很模糊，好像右边为“殳”，他觉得应该是“毅”，于是临试前更名为刘可毅，可这样一来，考官们就不知道他是谁了。后来刘科毅觉得“毅”字与繁体字的“杀”相近，不吉利，同辈们也用“可杀”戏称他，他也深感不安。结果在庚子拳乱中，他真的被杀了。
殿试时，最忌讳试卷上的字迹凌乱不整，甚至出现错字，士子们为了取得好成绩，对此也特别在意。然而考试时，因情绪紧张、时间紧迫，难免会出现这种错误，于是考生在之前就要学会打补子予以弥补。所谓打补子，就是用极薄的刀片将错字刮除，再从考卷空白处刮取纸绒均匀地铺在错处，然后用水润湿，使之黏连，手巧的话，能做到天衣无缝。但技艺生疏的考生则可能将纸刮穿，留下一个洞，称为开天窗，这样的话，考得再好，也不会得到好名次了。有经验的阅卷官在阅卷前，会先把试卷扯开，对着阳光平视，确认没有补缀痕迹后，才开始细读。
原则上，试卷中不能出现错字或漏字，否则难以获得上选，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同治元年的状元徐郙在参加一次馆选考试时，写漏了两字，由于他当时在军机处任职，已经有升迁的势头了，所以也不太在乎这次馆选，因此他连补子都懒得打，直接在旁边做了附注，本以为根本不可能被选上。考试成绩揭晓那天，他正在当值，也跟着大家去看热闹，没想到唱名时叫到了他的名字，可是他毫无准备，连觐见皇帝的礼服冠帽都没有，只得临时借人家的仓促上殿。
科考中，不仅考生会出错，考官也会有疏漏。秦桧的后人秦大士在乾隆十七年考中状元，他参加殿选时的朝考试题是“讲易见天心，得心字”，他忘了押心韵，却没被阅卷官看出来，仍然得到上选。后来被乾隆发现，他讽刺道：“状元有无心之作，主司无有目之人！”
慈禧专权的年代里，大臣们都挖空心思地对她百般献媚，希望讨得她的欢心，甚至连科考也不例外。光绪二十年，朝廷因云南、贵州二省路途遥远，就允许他们提前一年举行乡试。这一年云南的主考官叫李哲明，副考官为刘彭年，贵州的主考官叫张星吉，副考官为吴庆坻，四个人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明年吉庆”。这并非巧合，而是当权者有意为之，因为第二年就是慈禧的七十大寿。对此，夏仁虎评论道：“枢臣特弄此巧狯以为媚兹，然以抡才大典而事近于游戏，亦当轴之失措也。”
光绪一朝，状元都能不得志，大多终身默默无闻，只有张謇发达了，却是依靠办实业而兴起的。状元们的落魄预示着，科举从那时就显露出颓败之兆了。
光绪朝的末期，为了适应形势，科举也有所改革，设立了经济特科，类似过去的博学鸿词科。由三品上京堂及各督抚保荐，不拘资格，结果这次考试却惹出了事端。原来考取第一名的是梁士诒。没想到有人对慈禧说：“此人是广东籍，而且姓梁，很可能是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的兄弟。”慈禧对康梁党人本就恨之入骨，闻言大怒，下喻要查梁士诒，梁士诒闻讯后吓得逃到了香港。
光绪三十一年，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终于被废除了。第二年，湖南人王闿运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的官职，他一生在科考中止步于举人，科举废除后却被启用，然而他此时已是七十老翁，牙都掉了。当时恰好有个叫徐景文的年轻人留洋回国，也被选入了翰林，他学的专业是牙科，王闿运为此题诗一首，其中有“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语虽诙谐，却也辛酸，像是千年科举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