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咪”老酒的绍兴名士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这是鲁迅第二篇白话小说《孔乙己》中的开篇，有声有色地描述了绍兴人慢饮小酌（俗称“咪”老酒）的情景。百年以后重读文学巨匠的作品，不禁又唤起我打小见惯此景此情的回味。
酒乡名气大，老酒醉人多。在普通绍兴家庭的餐桌上，绍兴酒是必不可少的伴侣。绍兴人多喜爱在每天午餐、晚餐“咪”老酒，通常以茴香豆、盐煮笋、豆腐干等绍兴小菜佐酒，稍微“豪奢”一点的还要加上河鲜。
恰如陆游在《游山西村》诗中所言：“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当家宴请客、逢年过节时，酒更是与鱼肉鸡虾同等重要或许更不可少的一道美味。而且倘若菜肴烹饪中离开祛腥、去膻、解腻、增香、添味的绍兴料酒，也就难以做出色味俱全的“绍兴味道”。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唐代王驾在《社日村居》诗中描述的农家乐趣，也正是绍兴河畔人家酒后人归的鲜明剪影。
对于绍兴文人来说，饮酒写文、以酒会友是习以为常的传统习俗。而真正畅怀豪饮的酒仙毕竟还是少数，多数文人还是如一般绍兴人那样，一边“咪”老酒，一边海阔天空地漫谈。这种传统习俗，也影响和感染了蔡元培、秋瑾、徐锡麟、鲁迅、范爱农、周恩来以及“白马湖”先生等近现代名士。他们都是绍兴酒的密友，不过还不够酒仙资格，只是像孔乙己以及多数绍兴人那样，慢饮小酌，河鲜和绍兴小菜佐酒。
常年工作在外的蔡元培，始终保持着“每饭必酒”、从不喝醉的习惯和爱好。平时自斟自饮，一般每餐以旧时4两为度，菜是普通的家常菜，细嚼慢饮，少饮常乐。每年他都托亲友从绍兴买上数坛酒运来，备在家中自饮或请客。除了绍兴酒，蔡元培的下酒菜也大多是绍兴特产，如干菜、霉千张等。逢年过节，他还要托亲友给他邮寄酱鸭、槽鸡、鱼干等绍兴年货。就连他平时用的酒壶也是从绍兴带去的锡制酒壶，里圆外方，天冷时可在中间的夹层充灌热水温酒。在蔡元培去世前一年的1939年，已经72岁高龄的他对前来拜访的刘海粟说：“不要紧，人到老年不免可怜自己，这点（喝酒）积习难以戒除了。我喝得很少，从未醉过。”
蔡元培酒风极好，虽说“每饭必酒”，但自有节制，从不喝醉。而且饭宴中注重饮酒礼节，不论男女老幼向他敬酒，他都举杯回敬。一次，他在一位学生陪同下小住在象山黄公岙史姓朋友家，史家对贵宾亲临其家深感荣幸，招待自然分外周到。主人知道蔡元培“每饭必酒”，除中晚餐外，连早餐也备有丰盛酒菜。但陪同的学生没有喝早酒的习惯，就把酒杯倒扣在饭桌上以示自己不喝。事后蔡元培对他说，这样做不好，不合酒桌礼仪。主人满斟了酒你可以不喝放着，人家不会勉强你，但倒扣杯子就显得对主人不够尊重。学生很受教育，此后他就像他老师蔡元培那样，对别人敬酒也一定谦恭回敬。
东浦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素有“越酒行天下，东浦酒最佳”之说。徐锡麟是土生土长的东浦人，理当是在东浦酒气氤氲中长大的。当秋瑾到了日本后，最早认识的就是徐锡麟、陈天华等赴日寻求救国之道的留学生，他们经常聚会喝酒，纵论国事，并一起加入了同盟会。
以变卖首饰孑身一人来到异国东瀛，秋瑾曾经显得很孤独，然而在徐锡麟等一群可爱的同志把酒言欢的鼓励下，她完全改变了自己，成为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女革命家。当他们一起在小酒馆时，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便凑钱买下来送她。年少时学过舞剑的秋瑾当场立即起舞表演，其实她并不知道，徐锡麟就是提议买宝剑送她的人。秋瑾有一首名作《对酒》曰：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此诗记述的就是当时情景。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竟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与朋友们喝个痛快。有一张她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或许就是彼时所摄。
秋瑾对绍兴酒情有独钟，留下许多酒诗和以酒结伴的佳话。当年她在去热诚学堂上课的路上，常常是虾1斤、酒1斤。她爱喝绍兴枣酒，说：“绍兴枣酒，越浸越红、越甜、越醇香”。
1907年7月10日，秋瑾获知徐锡麟安庆遇难的消息，不啻万箭钻心，已作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坚定决心。7月12日(农历六月初三)是秋氏高祖立亭公德配林太夫人讳忌，秋家举行祭奠。早晨秋瑾去大通学堂，约定午前回家，但直到傍晚仍无人影。等秋瑾匆匆赶回时，已是暮色苍茫，大哥秋誉章还在天井桂花树下摆好一桌酒菜等她。待秋瑾洗澡后月照天庭时，兄妹坐定对酌，这时秋誉章已发现一向谈笑风生的秋瑾，变得一反往常，默默无语。开饮不久，王金发入门，与秋瑾低语一阵后旋即离去，秋瑾继续与大哥喝闷酒。这时，秋誉章询问妹妹发生了什么事，秋瑾恳切地请家人赶快出走躲避，言讫回房。秋誉章哪里知道，这是他与妹妹喝的一次诀别酒。
鲁迅家乡在绍兴，对绍兴酒自幼就有特别的感情。他的父亲好酒，酒量极大，无人对饮时，叫儿子跟自己喝上一杯亦在情理当中。可见迅哥儿的少年时代就与绍兴酒结下不解之缘。鲁迅习惯于自斟自饮，以遣心中感怀；或与朋友同饮，把酒论世。他在绍兴府中学堂任学监时，课余常至临河的泰生酒店小饮，点食捕鱼，烹煮上桌。鲁迅最爱吃的河鲜是清蒸鲫鱼，宴请朋友时总要点这道菜，也以鱼干、酱鸭、槽鸡佐酒，而且特别喜食火腿。一杯花雕、几碟家乡酒菜，慢斟细酌，成了他人生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1912年五月，32岁的鲁迅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由于独身一人来京，在教育部做无聊乏味的公务员，人地两生，常自个儿在绍兴会馆毗邻的广和居喝上几口。后来身边有了三五好友成为酒友，广和居成为他们常去的酒馆。广和居主营鲁菜，菜品未必对他的口味，但好在路近。1912年鲁迅的一生挚友许寿裳特地托人买泰生酒店的鱼干、酱鸭、糟鸡等佐酒物送给他，鲁迅对此颇为感动。
鲁迅有许多饮酒诗、文，特别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就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阐述了酒在文人创作和心理上所起的作用，并论及了酒的功德，且以古论今，针砭时弊。至于鲁迅的小说中，十之八九分都写到酒，而他笔下的孔乙己正是取材于他的邻居——酒鬼文人“孟夫子”。至于《狂人日记》、《阿Q正传》、《在酒楼上》、《故乡》、《祝福》等小说，无不以酒写人写事，或以人以事写酒，都离不开绍兴酒。1915年，云集酒坊第五代传人周清选送的“绍兴周清酒”，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国际金奖，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鲁迅曾帮助周清酒的参赛。
酒桌是鲁迅与人交往、纵谈天下的重要场所，在他的日记里，常见到与郁达夫、许寿裳、萧红、萧军、李小峰等朋友宴饮的记录。他在酒席上与许多文人、朋友相识相知，与知心的朋友一起喝酒，总是谈笑风生，毫无一脸严肃的样子。但也令他与人产生罅隙和矛盾，并因而断绝关系。唐弢在《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中说：在酒桌上，鲁迅批评林语堂，说他“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这隐隐让林语堂不快。终于在又一次酒桌上，因相互间的久存的误解而大吵一架，自此双方隔阂甚多，终成陌路，不再联系。
周作人讲过一件事：鲁迅的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是与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范爱农》是鲁迅于1926年所写的一篇回忆同乡留日学生和同盟会会员范爱农的散文，其中几处提到他与范爱农一起喝酒的细节：“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
在鲁迅日记里，还可以读到与部同事齐寿山一起喝酒的记录：1915年9月10日晚，鲁迅应邀去齐家吃蟹，席间痛饮，深夜才归。1925年8月14日教育部下令免去鲁迅职务，三天后“晚往公园，寿山招饮也”，鲁迅猝然遭难，朋友仗义置酒为之去惊，他记下了此事。
有人兴味十足地询问鲁迅酒量有多大？答案就众说纷纭了。他的文友曹聚仁根据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描述揣测：“鲁迅是'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而好友范爱农要比鲁迅能喝一些，要两斤多。”亲密酒友沈兼士则说：“酒，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的喝，以后又觉得喝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
而据许钦文的回忆：“他的喝酒实在也有点凶，且不说在酒的本身上面;有一回，他把酒拿把老虎尾巴里喝(老虎尾巴是指鲁迅的住处)，下酒的是小小的一碟炸馄饨，他把胡椒粉接连加了三次。”不过总的说，鲁迅喝酒是有节制的，喝得适可而止，而且酒品不错。特别到了厦门以后，熟人少了，生活习惯有了很大改变，几乎不再喝酒。再有许广平的“禁酒令”及健康的原因，使他后来在酒桌上的应酬明显减少，也有了更多的写作时间。
绍兴上虞有一所春晖中学，这所中学在1920年代，聚集了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著名作家，如朱自清、丰子恺、夏丏尊、刘董宇、朱光潜等，这些人在这里教书写作，闲暇时在校园白马湖边赏月吟诗，竟然在这个偏僻的中学里，酿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白马湖的名人在春晖中学时就有“酒聚”的习惯。他们不爱白酒，只喝绍兴老酒。后来这几位名士先后到上海，办起“立达学院”，仍继承了白马湖畔的“酒聚”习惯。开明书店开张后，索性名正言顺地成立起“开明酒会”，并且明订了入会条件：必须具有一次能喝下5斤绍兴加饭的能耐才能吸收入会。当时夏丐尊、丰子恺、叶圣陶、郑振绎和开明书店的章锡琛老板全都达到入会条件而入选。这个酒会每周举行一次，许多组稿、编辑、出版、展览等事宜都在这酒会中达成。
一次，丰子恺的学生钱君也想入会，但苦于只能喝3斤半绍兴老酒，章老板硬是不同意，还是年长的夏丐尊仁慈，劝说：“钱君积极要求入会，值得鼓励，尺度略可放宽，打个7折吧！”在人们敦促努力争取达标的呼声中，钱君终于破格入了会，而且不负众望，居然不久一次也能喝下5斤绍兴加饭酒了。
据台湾的文艺界人士、“白马湖”人陈星先生回忆，丰子恺于1948年去台湾，与开明书店章老板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个人画展之际，作家谢冰莹劝他在台湾定居，丰子恺说：“台湾好极了，真是个美丽的宝岛，四季如春，人情味浓。只是缺少了一个条件，是我不能定居的主要原因。”谢冰莹问：“什么条件？”丰子恺独句回答：“没有绍兴老酒！”引来了四周人的一阵大笑。
他还回忆说：丰子恺到台湾不久，耐不住没绍兴酒喝，便给在上海的学生胡治均写信，说他在台湾备受旧友新知的款待，一切都很好，但“美中不足是此间酒味太差，难以上口。”胡治均心领神会，马上在上海买了两坛绍兴“花雕”酒，托人随船带到台湾。丰子恺特别为此在台北举行了一次酒宴，使台湾的白马湖旧友和新知们大过了一回绍酒瘾，乃被传为一段佳话。
绍兴真应该感谢自称“我是绍兴人”的周恩来。1959年秋，邓颖超参观绍兴酒厂时曾对陪同者说：“恩来很喜欢绍兴酒，也喜欢喝一点。”直到晚年，周总理还保持着绍兴酒加温后饮用以及用花生、豆腐干下酒的家乡传统。他把绍兴酒介绍给中央领导人和各国贵宾，设宴招待外宾时的第一杯酒也往往是绍兴酒，还对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说：“你有空一定要去绍兴酒厂看一看，尝一尝绍兴酒。”总理关心绍兴酒，1952年亲自指示拨款，修建了绍兴酒中央仓库。其后在广州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上，他和陈毅副总理又批准将《绍兴酒总结与提高》项目列入“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
1981年，聪明的绍兴人在鲁迅诞生百年前夕，打着他在小说《孔乙己》中提到的咸亨酒店旗号，在其故居咫尺之遥，开设了一家充满乡土气味的咸亨酒店。真正的咸亨酒店，是一家短命的酒店，早在百年前就偃旗息鼓，关门大吉了。但鲁迅的名篇就像向整个世界做了个大广告，把孔乙己炒红了，把绍兴酒炒热了，连下酒佐料茴香豆也沾了光。
咸亨酒店的名气，借着名城、名酒、名人、名作而水涨船高，居然成了名店，而且各地分号鹊起。挂在咸亨酒店壁上的两幅佳联：“小店名气大，老酒醉人多”、“上大人，孔乙己，高朋满座；化三千，七十二，玉壶生香”，巧手运作，别开生面。而站在酒店门前招揽顾客的孔乙己铜像，更成为无数粉丝最爱与之合影留念的大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