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梦成真 ——史无前例的中国一刊
尽管先后创办了《科技导报》、《明日》和《友好21’》三本杂志，而且又都是堪称出版界首创的不同模式的中外合办，然而总没有达到中外合资的最高境界。合“办”与合“资”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质”的飞跃，也有“飞”的难度。在出版领域中脱颖而出，率先进行中外合资的尝试，是我或许也是不少出版家的梦想和追求。
幸运之神又一次飞到我的面前，1991年春，全球出版业老大默多克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来到北京。团长是新闻事业有限公司国际发展总裁辛格文，在其率领访华的十一名团员中，有来自美国洛杉矶总部以及英国、澳大利亚分部的有关负责人，更有一位特别团员，那就是默多克的儿子，足见代表团规格之高，阵容之豪华。这一由默多克派出的高层代表团，负有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中国大陆打开影视和新闻出版渠道，将新闻集团的业务延伸和扩展到中国，邀请他们前来的东道主是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
中央电视台此前就已经与新闻事业公司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当时热播的长达357集的美国经典电视剧《豪门恩怨》版权，就是默多克无偿赠送给中央电视台的。辛格文对王枫说，能帮我在北京找一家进行合作或合资的出版社吗？王枫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吧！”王枫是名人，我最初认识他还是通过“国际文化”画家石愚的引见。后来与他多有来往，他曾应邀来过我们公司，我也受邀与他一起参观过北京广播学院。他是个思想前卫、性格直率、言语犀利幽默的人，每次与他在一起都谈得很投机，也总感到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当王枫通知我说辛格文一行要到“国际文化”访问时，我在惊喜之余，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当这位世界顶级出版公司的总裁走进这个我们这家“骡马大店”时，不会觉得太寒酸和简陋吗？不管是真是幻，是喜是忧，新闻集团真的来了。由于来宾人数较多，而我们也要对等出席，会见和洽谈安排在公司的大会议室里进行，主角只有我与辛格文二人，其余人都是听众。在洽谈中我向辛格文提出影视制作、出版合作和杂志合资等三项提议，特别是利用我们闲置着的《明日》杂志刊号，现成饭菜，端来就可吃。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赏并希望我写出文字方案，以便带回去汇报研究。
当晚我在首都大酒店安排两大桌宴席招待来宾，由公司的三位名誉领导——顾问、我驻美首任大使柴泽民，董事长、人民日报社老社长秦川，执行副董事长、中宣部原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和我自己共同主持。三位来头不小的领导出面，着实让新闻集团客人们感到震惊，据说他们在饭后曾议论道：这家出版社的背景非同一般，潜力不可小觑！
此后我向辛格文发去了我写的合作方案，但再无回复，我也把此事淡忘了。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传真，一看竟是来自辛格文，内容是集团高层仔细阅读和讨论了我提出的方案，认为原则上可以接受，为此特派驻港总经理张正甫去北京继续洽谈，希望合作取得成功。看了传真我不禁喜出望外，首先想到的是去中宣部出版局报告喜讯，更重要的是听听他们的想法，试探一下申请中美合资办刊有无获准的可能。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出版局上下人员对这一消息莫不感到鼓舞，局长更是鼓励我努力促成此事。他说现在出版业改革正在深入，也正在寻找突破口，期待“国际文化”来承担这一历史性使命，而外方就应该是世界一流的大出版社。
张正甫很快来到北京，我们一起对可能合作合资的项目做了具体梳理分析，他也立即将商谈结果报告新闻集团。其后我们又在北京、香港两地进行过几次接触和商谈，事情进展似乎一切顺利。
然而就在这时候冒出一件突发事件：新闻集团出了两本有损中美友好关系的书，引起中央领导的震怒，使得默多克多年苦心经营的打进中国计划一旦化为乌有，我们之间的合作谈判也戛然终止。两年之后的一天，董事长秦川来电通知我说，默多克派了一位女联络员来到北京，希望再度与我见面谈谈。董事长的吩咐我当然听从，何况我也想有机会与新闻集团重续旧缘，但在我答应与她见面后不久，就接到有关部门要我取消约会的通知。经与秦川商量后，我以母病临时回老家探视为由临阵逃脱了，不言而喻，这种难圆其说的谎言引起了对方极大猜疑，不过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就在与新闻集团说“拜拜”不久，我的朋友、新加坡画家林祥雄给我带来一个新消息：新加坡一位知名报人黄XX因与新任董事长不和而辞职，被香港星岛报业集团董事长胡仙聘去担任总经理。林祥雄对我分析说，此人对中国大陆态度比较中性，而一直持有亲台反共倾向的胡仙计划掉转船头，特聘其来开拓中国大陆的业务。他建议我在此人赴港任职时立即与之会面，向他抛出中港合资出版《明日》杂志的彩球，对他来说是一个无需费力即可获得首战告捷的机会，对我来说也从而实现了中外合资办刊的愿望。
其实为林祥雄和我所不知道的是，当时胡仙的报业王国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她除进军香港地产外，还在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大举出击，参与了近二十项物业投资，当时就曾有人说她“加入了豪赌行列”。但从1989年起，海外地产业一落千丈，胡仙从此背负沉重的债务，堤内损失堤外补，急于打开中国大陆的市场，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捞上一把。
按约定我于1991年底到了香港，黄XX在几天前已经到任，在林祥雄的介绍下我们认识并开始实质性的交谈，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我回到北京不久，黄XX接踵而来，我与他继续洽谈并一起拜访有关部门领导，随后又陪他走访太原、上海等地。在此后十个月中，我奔波游说于有关部门，老天不负有心人，最终得到了各方的一致支持，而其中新华社香港分社（大新华社）的意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说来也巧，大新华社分工主管宣传的副社长张浚生是我的浙大学长，他深刻认识到中港合资办刊之举的政治意义，因此特别关心和尽力促进这一项目。1992年6月我在访问新加坡后途经香港，在人民日报社驻港办事处主任魏亚南安排下去见张浚生，向他汇报办刊合资项目的进程和困难。航班原定中午抵港，然而因天气原因延误三个小时，当我从机场到达下榻宾馆时已是下午3点，早已等在那里的魏亚南显得焦急万分，一见我进宾馆大门就不由分说地拽着我上了的士车，命令司机“去（大）新华社，快点！”，随后向我解释道：“张副社长那么忙，可是今天下午什么事也没安排，什么人也不见，一直等着你，说明他多重视你们办刊的事啊！”
以后我又两次访问香港星岛总部，与胡仙见面并商谈双方合作合资事宜。第一次是与出版署期刊司司长张伯海一起去的；另一次是1992年8月21日我独自成行，张浚生也应邀与我一起来到星岛总部。在胡仙的午宴中，他指着我特地向胡仙介绍说：“老谢是我的小学弟，我在浙大毕业那年他正好进校。”在两次正式访问中，“国际文化”与星岛集团合资办刊的意向已经毫无疑义，胡仙也决定亲自率团首次访华。
为保持与星岛其他系列报刊名称的一致性，港方希望将原刊《明日》易名为“星”字头，经商讨后决定将新刊物定名为《星光月刊》。作为杂志的依托，有关方面又批准我们成立一家中港合资的星光国际出版公司，遗憾的是出版署没有给这家公司以书号，因此成了一家有名无实的空壳出版社。从人民日报社、新闻出版署、中宣部、中央外宣小组……审批流程一关接一关地依次进行，都得到顺利通过，但当批件最后递交到大新华社后，却以“不同意”的批示而被退到北京。期刊司长张伯海接到批件一看就急了，立即给我来电：“老谢，你说香港新华社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不成问题，怎么他们在批件上签署的意见竟是不同意呢？”
“不可能吧！”我也被张伯海的话搞糊涂了，“张浚生副社长多次表达了积极支持的态度，怎么会变卦？”
“口说无凭，批件上的白纸黑字怎么解释呢？”张伯海严肃地说，“现在离预定胡仙访华的日期已经很近了，你赶快向香港方面了解一下。”
“好吧，我马上找张副社长。”
与张浚生的电话接通了，我一说情况，他也感到很奇怪，而且他根本没有接到从北京转发来的批件。思忖一会，他突然说：“我明白了，请你转告出版署速将批件重新发给我签字，信封上写明由我亲收。”原来当上次批件发到大新华社时，恰好他在外地，一位在家的宣传部长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代签了“不同意”的意见，并将批文退回给北京。一场误会终于得以澄清，其实我已从中感觉到并非每个官员都像张浚生那样思想开放，阻碍新生事物的大有人在。
1992年11月，在一切手续办妥以后，胡仙率领一个庞大的星岛报业访华团来到北京。在四天历史之行中，星岛集团与“国际文化”签订了合资创办《星光月刊》以及成立星光国际出版公司的协议书。胡仙访华期间，受到高规格接待，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李鹏会见。原中方接待安排中并无李鹏会见，由于临时插入，挤走了中宣部长丁关根的宴请时间，于是丁的秘书来电给我量，把我们把宴请时间让了出来。这一中国新闻出版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大事，被海内外华文报纸大量报道，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共同瞩目。访华和合资的成功在给胡仙带来空前政治影响同时，更给星岛集团注入了巨大经济利益。香港朋友曾守雄给我来电揶揄地说：“谢总，你真是星岛的财神，胡仙访华让星岛在香港的股票上涨十倍，她赚了多大一笔钱啊！为此她对总经理慷慨嘉奖，把他的月薪加了10万港币，而真正出力的你却分文未得，仍旧拿着'国际文化’给你的1500元工资！”
作为国内第一本中外合资而且主要在海外发行的杂志，中宣部、出版署对稿件选题和内容作了严格的限定，要求正面宣传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形势，不能刊载敏感的政治社会话题，也不能沦为低俗不堪的涉黄刊物，意味着星光公司今后的经营将是一个“难”字。我当时身兼“国际文化”总经理、星光公司总编辑和《星光月刊》杂志主编、再加上《友好21’》主编，因此急于物色一位主管刊物编辑工作的常务副主编，然而却难以找到敢于和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人选。
首先来应征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总编，任职不到一月没办成什么事就打退堂鼓走了。第二名来者是有过两本涉外杂志主编经验的陈放，他当时刚出版一本畅销小说《天怒》而名声大噪，我对他也寄予莫大期望。殊不知这是个刚愎自用的副手，拒不接受作为主编的我对稿件的审查，等他瞒着我将已偷印完的《星光月刊》创刊号放到我的桌案时，映入我眼帘的是印着电影明星巩俐头像的封面，不仅显得俗不可耐，而且印制质量也很粗糙。再打开内页一看，彩色插页中竟有两版整幅的台湾选美参赛的佳丽艳照，令我充满喜悦和期待的心一下子变的冰冷。创刊号首发式的日期已到眼前，改版重印均不可能，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只好战战兢兢地地把这本砸锅的杂志端出去。
首发式相继在北京、郑州开了两场，都开得十分热火。北京的首发式在首都大酒店举行，来自北京、上海、郑州、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贵宾、记者云集一堂，热烈祝贺中国大陆第一本中外合资杂志的诞生。杂志的品位如同所料那样受到各方批评，陈方在舆论的压力下主动向我提出辞呈，我也不再予以挽留。随之来了一位原杭大出版社总编张春林，此君是我中学校友，因与校领导不和被撤职而跑来向我求助，因为是老同学，而我也正急需一位常务副主编，于是就收留了他。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他不仅缺乏“实战”经验，而且要求按时上下班和不能加班，典型的“大锅饭”产物。期刊出版是不等人的，拿不出像样产品的他，自己也感到混不下去了，只好打道回府。
月刊的组稿、编辑、出版工作不仅环环相扣，而且月月紧逼，在情急之中我决定起用年轻新手冒险一次，遂把一位青年编辑丁惠黎拉上了常务副主编的位置，她又找来了三位年轻人参与和充实编辑部、发行部工作。在几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齐心协力努力下，充满文学艺术色彩的《星光月刊》愈办愈好，获得许多作者、画家和记者的青睐，其中王蒙、萧乾、刘绍棠、苏叔阳、吴祖光、龙应台、刘心武、舒乙、周汝昌、李国文、史铁生、莫非、刘湛秋等名家和黄胄、吴冠中、靳尚谊、李玉昌、大康等艺术家，都曾为杂志提供过稿件或画页。
按照“一国两制”模式，中外合资的星光公司与国营体制的“国际文化”分开在两地办公，星光公司在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南段（东单三条）租用了一层写字楼。为便于管理和合理利用资源，我将《友好21’》合并到了星光公司，公司员工实行聘任制，正式聘任的员工中包括五位编辑、两位发行、两位行政（其中一人兼司机），再加上两位临时工和两位不坐班的兼职人员（会计、律师），十三个人携手走上了同时办两本中外合资、合作刊物的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