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犹太人”不是温州人是粤商
一段时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成为热词。近日，广东企业的相关新闻也屡屡刷屏。那么，粤商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粤商与其他三大商帮相比有什么异同？破译粤商的底层密码，有助于我们对商业、历史、未来看得更清楚。
2006年，一部《乔家大院》热播让世人记住了清朝晋商代表人物乔致庸的传奇一生，平遥大院和山西票号也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中国儒商文化的代表。
但是实际上，乔致庸所代表的晋商只是明清以来四大商帮的其中一支，晋商文化及其山西票号最终没有向现代商业文明和现代银行业演化，成为了历史的淘汰产物。
反观四大商帮之一的粤商文化，却主导了整个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并在改革开放后，又重新焕发了新时代的商业文明活力。这种情况到底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文化的力量使然？这让我们有必要从历史角度重新分析一下这四大商帮的兴衰和文化特点。
晋商代表乔致庸的《乔家大院》热播
晋商看起来是在做“汇通天下”的票号业务，为整个清朝社会提供白银汇兑业务，事实上也确实提高了金融流通和生产贸易效率，但是实际上晋商的成功之道是一种“权力的游戏”。
山西票号最大的生意来源其实是为朝廷的地方税收提供汇兑业务，这也注定了晋商的基因从一开始就无法和权力脱钩。
曾经有人统计了山西票号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发现在福建一直没有山西票号的分号，最终发现原来是因为福建省一直没有查到有山西籍贯的二品以上官员任职，由此可见晋商的生意一旦受到权力变更或皇朝更迭，则整个晋商的商业都会陷入水火之中。
因此，晋商的票号无法在近代发展为现代银行，晋商文化也无法在全球化的今天延续下去，也是因为受到晋商权力模式所限制。
日升昌票号
无独有偶，佛罗伦萨商人在美第奇家族鼎盛期间（15-17世纪），其银行业务也遍布了整个欧洲，美第奇家族的金币成为了整个欧洲的硬通货，其家徽到现在还是佛罗伦萨的城市标志。
但是反观佛罗伦萨商人的商业模式，其核心还是与权力高度结合，美第奇家族长期与罗马教廷保持着利益甚至血缘关系，这让美第奇的银行垄断了罗马教廷的税收。
但是，由于美第奇对拜占庭的误判，特别是奥斯曼入侵导致君士坦丁堡陷落，最终导致了商业帝国的迅速没落。
晋商的商业模式是和权力高度捆绑下的金融业务，其风险会因为权力的变更而迅速瓦解。
现在佛罗伦萨百合花城市标志来自于美第奇家族家徽
徽商的兴起，可以追述到唐宋，由于隋朝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徽商正好处在大运河流域，因此徽商开始做起了红茶、徽纸、生丝生意，祁门红茶就是徽商通过大运河经商扬名全国的，但真正让徽商名满天下的是一种白色的粉末——盐。
在古代，盐不仅仅是消费品，还是一种政府特许经营的资源，适逢宋朝常年北方战事吃紧，粮草运输问题成为了朝廷沉重的财政负担，宋朝政府为了减轻财政开支，因此想把粮草运输的成本转嫁给商人。
当然商人也不是为朝廷白干，相应的，政府会奖励给运粮商人相应数量的盐引（贩盐许可证），这样商人在拿到盐引后到相应的区域把盐再卖掉，就能赚回运粮的费用和利润。
徽商凭借在运河流域独特的地利和敏锐的商业头脑，在宋明两朝占据了朝廷80%盐运生意。
宋朝盐引
徽商的标志性人物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生于徽州绩溪县，开始的时候做药材和生丝生意，之后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战火蔓延到了整个大运河流域，打断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
胡雪岩通过自己敏锐的商业头脑和胆识，和清朝官府做起了军火生意，并且生意越来越大，甚至支助了左宗棠收复新疆。
但胡雪岩的失败也是注定的，一方面左宗棠失势让胡雪岩的生意风光不在，另一方面，国外资本的进入也让胡的商业帝国毫无招架之力。
“红顶”徽商胡雪岩
徽商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基于大运河附近的地利，与省级的官府深度捆绑，获取政府的特许经营权，进而成就自身的商业帝国。
徽商和晋商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特性，就是非常重视教育，每个宗族的子孙都要通过读书，最后进入官场仕途，进而让血缘渗透到官场，为商帮的商业帝国保驾护航。
浙商的崛起是在清朝中期，算一支新兴的商帮力量。
浙商一般不跟晋商徽商抢生意，一方面，浙商为晋商提供茶叶、生丝、粮食等原材料，另一方面，浙商为徽商在运河流域提供交通便利。
另外，浙商由于靠近东海，还会和琉球、日本、朝鲜等国家进行贸易。
但是，由于江浙一带在明清以来一直是朝廷的经济心脏，而贸易通常又会伴随着各种武力争端，因此明清两朝一直对浙江一带的商业贸易是采用抑制的政策，也让浙商近几百年来无法和朝廷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但浙商也因此发展出了一套民间商业体系。
浙商的兴起有点像当年荷兰“海上马车夫”的商业定位。
在大航海时期，荷兰夹在英国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中间，为避免经济冲突，荷兰选择了为欧洲提供船运服务的主业，一方面赚取货运服务费，另一方面，由于货运涉及到大量的金融服务业务，荷兰也是世界上最早发展起现代银行、股份交易所的国家。
同样的，由于浙商在清代以来为各种商帮提供货运服务，因此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民间金融体系，是整个中国金融产业的发源地。
我们知道上海是近代的金融中心，是中国最早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的发源地，浙商中的宁波帮，几乎垄断了整个上海的近代金融业。
民国时期上海做过一次户籍统计，发现上海大概7成的人来自宁波，上海的宁波财阀，甚至直接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让原来“联俄”的蒋介石在上海直接倒戈“反共”，可以说如果没有浙商财阀的支持，蒋是无法在国民政府中上位和立足的。
宁波银行家宋汉章，创立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
总体上说，浙商是四大商帮中的一只新兴力量，多年来被政府压抑，虽然在革命时期尝试和政权结合，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可以这么说，浙商是实在的民营经济，其商业和金融基因得以一直延续到当代，比如温州的民间金融、阿里的商业帝国等，都是浙商基因在当代绽放的案例。
浙商模式更符合亚当斯密等西方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在全球经济体系下的今天更能焕发经济活力。
一般认为，粤商是由广商、潮商、客商三大商帮所组成的。可以这么说，粤商是四大商帮中存续时间最长久的一个。
从唐朝开始，广州就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虽然在元朝的时候，福建泉州短期的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但是很快的，由于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的商船需要从东南亚通过一年两次的季风进入中国，广州凭借自身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了中国明清时期的第一大港，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大港，粤商也由唐朝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
大航海时代航线
但真正奠定粤商地位的是清朝乾隆开始的“一口通商”制度。
为了减少外国贸易带来的各种滋扰生事，乾隆决定关闭其余三个通商口岸，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其实在“一口通商”之前，广州港的货运量已经占到了80%，远远超过其他三个通商口岸。
究其原因，是因为广州这个港口具备最完善的货船引渡、停靠、税收制度，并有完整的货运产业链，可以将外地的各种茶叶、瓷器运送到广州码头装卸。
而且，由于粤商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因此积累了一批具备各国外语和现代财务、金融知识的人才可以无障碍的和外商做生意。从成本、效益和风险角度看，和粤商做生意都是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的首选。
对于清朝来说，对于外来的贸易商船最困难的就是管理，粤商给了政府一个解决方案，公开招募广州实力商家，由这些商家与外国客商打交道，并代政府收关税和管理外国人，这就是著名的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
看起来广州的“十三行”也是政府的特许经营制度，但是由于十三行商人主要是通过招募的方式开展，服务客户主要还是外国商人。
并且，粤海关提督长期是由中央派遣，每几年就需要换任，粤商族人通过科举到中央的高官也实在少得可怜，因此粤商和清朝政府的捆绑程度相对其他商帮要低。
世人常说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没有参与到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但是粤商在大航海时代早就已经放眼全世界，十三行商人潘振承甚至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东。
粤商潘振承参加东印度公司股东大会
潘振承的账房先生伍秉鉴后来因成立的怡和洋行成为世界首富，其子孙还是美国铁路公司的大股东，由于粤商生意遍布南洋和美洲，广东粤语甚至成为世界第五大语言。
伍秉鉴因成立的怡和洋行成为世界首富
近年来国人似乎喜欢把温州商人比作中国的犹太人。但是实际上，既有犹太人的商业头脑，又能通过一种信仰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出钱出力重新建立自己国家的民族，恐怕在近代只有粤商可以和犹太人相提并论。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凭借着与粤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国洪门，成功获得枪炮和武装资金，北伐成功推翻满清统治。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废待兴，当时日本和法国对中投资开始还处于观望阶段，中国改革开始真正可以获得的资金，大部分其实均来自港澳及国外的粤商，是这些海外粤商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一点一滴的在海外积攒起来的血汗钱。
改革开放外商投资来源地占比
新时代粤商文化精髓在于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下南洋”精神。
通过本文的总结可知，晋商、徽商模式虽然可以通过与权力的结合让生意一时无量，但是成也萧何败萧何，一旦权力发生更迭，过去的优势只会变成现在的劣势；浙商虽然没有政权的庇护，但其民本精神更贴合现代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而对于粤商来说，其“粤商模式”既具备浙商的民营企业精神，又具备克服大航海高度不确定和风险的“下南洋”精神，粤商的宗族体系可以一直维系整个南洋到美洲的华人群体，粤语可以让国内及海外的粤商群体沟通无碍。
当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中东、中亚“一路”实际上文化障碍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最大瓶颈，但是由于有我们的粤商文化，实际上东南亚“一带”的投资进程要比其他区域要顺利好多。
在全球化出现小逆流的今天，文化竞争力将是未来国家竞争的核心之一，粤商文化，将会为我国下一步发展带来更大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