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的赤峰烟政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对中国实施了武力侵略，还大肆种植罂粟、制造鸦片、贩卖毒品，企图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用毒品麻醉和毒害中国人民，给中华民族造成极大的伤害…
以战养战
“1944年，旗里有个所长去西山，赶上村兴农合作社缺人，他对村长徐铁民说：‘王逸伦这个人很好，为什么不用他呢？’我那时正教学，觉得能上兴农合作社干点儿事，有一个合法身份，可以为老百姓多少谋点儿利益，更重要的是身子活泛，接触面广，对搞地下工作有利，就满口答应下来……”上面的这段文字来源于翁牛特旗革命回忆录《紫城风云》之王逸伦《身似征鸿思邈邈》。当时，这个老革命家正在他的家乡，也就是现在的翁旗解放营子做革命地下工作。
王逸伦在文中提到的“烟”就是指大烟，即鸦片。
赤峰的鸦片种植史久矣！
据日本驻热河领事馆所编《赤峰事情》和《铁道背后事情》介绍，民国七年，带头拥护袁世凯称帝的毅军老将姜桂题任热河都统，指令热河全境普种鸦片。从此，热河地区就成了全国的鸦片基地，而赤峰更是其中的种烟大县。
民国十五年，东北军十二军军长汤玉麟成为热河的最后一任都统。不久，热河就流传起了一句歇后语：“汤都统贪财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据说，汤大帅最喜爱黑、白二物：白的是大洋，黑的就是鸦片。
在这位汤某人主政时期，整个热河地区一律“允种”鸦片，赤峰县、喀旗、敖汉、宁城、林西、经棚等地种烟亩数逐年增加。当时，军警官吏直接收、制、贩运，并在喀喇沁、敖汉、赤峰等地设加工厂，武装押运到内陆及东北，牟取暴利，大发横财。
1931年日军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开始推行极其严酷的鸦片政策，称之为“烟政”。
伪满大同元年（1932年）9月16日日伪政权颁布了《暂行鸦片收卖法》，同年11月30日又颁布了《鸦片法》和《鸦片法施行令》。《鸦片法》规定；“出售鸦片及制造鸦片烟膏……均由政府专行之……非经政府之批准，不得以制造鸦片或其代用品为目的而栽种罂粟……”《鸦片法施行令》对鸦片的生产、收购、制造、贩卖、吸食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伪满大同2年（1933年），日本关东军命令伪满洲国国务院地方处和弘报处制定了鸦片统制计划，成立了伪满洲国国务院直辖的专卖总署、主管罂粟种植、鸦片收购和专卖以及鸦片缉私等事务，各省、县也相应地成立了分支机构，日伪对鸦片的管理日渐强化了。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经济更加困难。
1934年春，日本在东京专门召开鸦片会议，决定以伪满洲国包括东蒙地区为生产鸦片的主要地区，负责亚洲的鸦片供应，把鸦片生产与贩卖作为“以战养战”的手段之一，以达到搜刮殖民掠夺的目的，还运往东南亚，在国际上走私贩毒。
一块肥肉
据了解，日本侵略者在制定《满蒙统治方案》时就已经将“鸦片税和关税、铁路、官办企业、盐税作为‘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四大主要来源。”在鸦片方面，日伪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掠夺民财：第一种办法是对种植罂粟户征税。每亩征收特税5元，附加税10%—20%（交伪税务监督署）。仅此两项，每亩烟地就须付出4两烟干。此外，还有烟厂税、烟民登记手续费、烟地勘查费和招待费等；第二种办法是罚款。对于多种或者偷种烟地处以罚款，比如，伪康德2年1935年）是种烟最少的一年，查出多种、偷种烟地73200亩，收罚金58万多元。12年间共计收罚金不下七八百万元；第三种办法就是通过贩卖鸦片等毒品获取超高额利润。仅以1933年和1944年这两年的平均每两鸦片收购价和销售价的数字对此就可以看出日伪通过贩卖鸦片获取了怎样的高额利润：1933年平均每两鸦片收购价为1元，1944年为2.4元，12年增长了1.4倍；而1933年平均每两鸦片销售价为40元，1944年则为150元，12年增长2.75倍；1933年销售价是收购价的40倍。而1944年这个数字则是62倍。日本关东军大量走私鸦片，“以战养战”，1938年仅从热河地区就运送了150万两鸦片至北平（今北京）。1940年伪满的鸦片收入已经达到了12600万元。
这无疑是一块大大的“肥肉”啊！
正因为如此，赤峰县伪政府在国民经济的部署上始终把种植鸦片列为农业生产的首位，驾于粮谷之上，对烟政管理从不放松。
为刺激烟农种植鸦片的积极性，各级伪政府甚至还从鸦片收入中提出一部分将给烟农作酬劳。种大烟比种菜、种庄稼获利丰厚，农民都愿意种植。由此种烟户数量逐年增加，到伪康德四年，伪满政府《关于停止在北满地区种植鸦片而集中到热河种植的指令”下发后，赤峰县烟地从原来的八百顷骤然增加到950顷以上，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赤峰鸦片的产量和质量均居全省首位，据伪康德四年统计，赤峰全县鸦片产量为10409132两，其中赤峰街最大，为805253多两。
1940年，伪满政府决定，撤销赤峰县，恢复翁牛特右旗建制。
赤峰地区征税的机关是翁牛特右旗公署总务科财务股，在建昌营、官地、大庙和老府等四个地方设立财务分局，对附近的各村进行税收，收回来以后送交“满洲中央银行赤峰支行”办理缴库手续，然后把银行给的收据邮给税务监督署收账，禁烟税分正税]附加税，正税是国家用，附加税是税务监督署或者省政府一部分使用，在旗县来说是如数上交，正税是按种植鸦片的亩数来收，附加税是正税的百分之十几或二十几，是根据烟政科的鸦片种植许可证存根来计算税金的，填写由税务监督署发来的台账和税票，再具体征收。
据李亚夫先生之《日伪时期赤峰地区种植鸦片和收缴烟干的概况》介绍，伪满划赤峰为翁牛特右旗后，旗一级设“鸦片组合”，为专管机构，相当于现在乡一级的各村设分支机构。春播时并不给农户布置任务，待烟苗长到半尺高左右时，普遍实测种烟面积。丈量烟地一般由旗公署的实业股及“鸦片组合”抽人到村，组织村公所、协和会人员参加，由村长带队先后到各甲，逐门逐户地进行。此次实测的面积作为核定烟干儿任务的依据。所以每到一个甲都是酒宴招待，用意无非是请这些人高抬贵手，尽量把烟地丈量得少些。
每年鸦片割浆一开始，各村“鸦片组合”即着手收缴准备工作。收缴人员中关键的是搞质量过关检验的，称做“鉴定”。一个村二到三人，由旗里派出。“鉴定”都是瘾君子，其验质方法是把烟户交售的烟土搅匀，然后用烟钎子（铁质，长十五厘米左右，粗处直径三毫米左右，一头是尖的，一头是铲状，中间为麻花状，以便捻转）挑出烟土少许，放在烟灯上方烧烤：一看色泽和发泡状态，二闻气味，鉴别是否掺杂使假，据以定出等级，同时根据稠度定出含水量。整个验质过程没有其他科学手段，故易于弄虚作假，或压低等级提高水分，或提高等级压低水分。通过这些手段，哪个村都有内外勾结、中饱私囊、坑害种烟户的事情。最使人害怕的莫过于催缴队这一关了，每到收烟末期，旗里组织催缴队到各村催逼烟户，其中有日本人参加。催缴队对交不足烟干儿数量的农户，张口就骂，举手就打，更残忍的是灌凉水，把人仰面朝天捆在长木凳上，头颈悬空，迫使被捆绑者鼻孔朝天，然后手提水壶往鼻孔内连续浇水。凡是被灌过凉水的人，轻者大病一场，重则呛肺咯血终身残疾。
实为促烟
鸦片种植越多，吸食者则越众。
早在民国十几年的时候，赤峰这个不足四万人口的市镇，私人烟馆林立，每个烟馆门口挂一招牌，上写“走泡加大”，既有零售可以拿走的大烟泡，也备有烟灯、烟枪等全套吸烟工具，可招待“瘾君子”进屋躺在炕上抽。抽大烟的每个阶层都有，都是越抽越穷，平民穷得更快。
民国三十年，全热河有烟民30万，赤峰县吸食鸦片者就有上万人，赤峰街内设有烟馆29家，社会混乱。
大批鸦片吸食者不仅失去了劳动能力，而且也丧失了廉耻和民族气节，逐渐沦落为流氓无产者中的一员。这些人不务正业，靠乞讨、偷摸、坑蒙拐骗、敲诈勒索混日子，只要有人给大烟抽，他就什么事情都敢干，直至铤而走险，危害他人和社会，从而败坏了社会风气，甚至一些“烟鬼”混不下去了就结伙“拉杆子”为匪，为患乡里，破坏社会稳定。根据原热河省人民法院统计，在解放初期的1950年1－4月，整个热河省555起盗窃案几乎全部都是烟民所为；毒品案431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第二位。
清朝到伪满时期，统治者们为了增加税收，从来都是耍明禁暗放的两面手法。比如那个大发烟财的汤大帅就曾假惺惺地于民国十七年冠冕堂皇地发布了一道“禁烟令”，口喊禁烟，手抓银元。
日本侵略者更是十分阴险狡诈，它一方面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却又将自己装扮成慈悲者。为了掩盖自己生产并贩卖鸦片等毒品的事实，为了蒙蔽国际舆论，康德八年（1941年）侵华日军先后在各地推行其所谓的“禁烟”措施。
记者从一份材料上看到，日本鬼子为了推行其所谓的“禁烟”措施，还设立了所谓的戒毒所，美其名曰“康生院”。
“康生院”有行政人员、医务人员，还有武装看守。被抓进“康生院”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无钱无势的吸毒者。家境富裕的吸毒者可以花钱打点而免进“康生院”。即使进去了，也可以花钱买通内部人，搞一个“康生证”出院。“康生院”的管理跟拘留所一样，被滞留在这里的吸毒者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家属送东西受到百般刁难，稍微好一点儿的东西都不翼而飞。对违犯院规者非打即骂，不让睡觉，不给饭吃，甚至关禁闭。吸毒者进院后都必须服用“东光剂”。“东光剂”是一种以中药洋金花为主要药料的制剂，毒性很大，服用后人会上吐下泻，精神恍惚，胡言乱语，甚至发狂，服药致死者大有人在。有的吸毒者托人把鸦片、吗啡带进去偷偷吸用，还有的管理人员带进鸦片和吗啡，以高出外边价格几十倍的高价卖给戒烟者。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鸦片一下子紧张起来，日本侵略者将鸦片送到所谓的“新主洋南岭大陆科学院”提炼出精华制成军用麻药，然后将剩下的渣子（鸦片烟灰）送到鸦片制造厂掺进一部分鸦片和刺激性很强的兴奋剂，制成“白片”（麻药），卖给吸毒者们吸食。“白片”比鸦片过瘾，但是越吸毒害就越深，甚至整个人彻底崩溃，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残忍的杀人手段。
伪满首都新京（长春）也设立有“禁烟总局”。一次，禁烟总局还登报征集过戒烟标语，其中有一条“大烟说忌就忌，何必三心二意”的标语被选中，得了三十块钱的一等奖金。
赤峰县于伪康德二年成立了“禁烟临时指导分局”，由伪县长许福奎兼任分局长，参事官泷本实春兼任副局长。当时，副局长还有张韬、杨修纯，也就是思钦绰克图。在这个局的指导下，还成立了烟政协会支部，研究有关种植与管理鸦片的事宜。名为禁烟，实为促烟。
当时，烟毒更加泛滥。在宁城、乌丹、经棚、林西等一些集镇，烟馆已达上百家。赤峰街内的烟馆更是到处都是，年销鸦片51728两，吸扎成瘾者3000多人，占总人口的6%以上。
1945年，日寇投降，大批日本队官吏纷纷逃离，克旗、林西、左旗、右旗’阿旗北五旗库存鸦片四万多两，除一些地方官吏盗窃一部分外，其余均被城乡群众抢劫一空，散失于社会。
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日伪所谓的“禁烟”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