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斑与社会较早看到张晨初的画，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2005年创作的那几幅大头像，题目是《新商官学工农》。
较早看到张晨初的画，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2005年创作的那几幅大头像，题目是《新商官学工农》。在后来的一次活动中，又看到了他画的几幅艺术大师的肖像，《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和《张大千》。总的感觉是这些作品立意很别致，表现形式也很富有时代感，作者的技术很好。这次为撰写本文，又仔细查阅了张晨初的其他作品，包括文字资料，对张晨初的专业发展过程甚至身世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我认为张晨初是一位思想缜密、富有献身艺术的精神，并密切关注社会发展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艺术家。
张晨初的巨幅肖像画作品已经成为他的油画艺术的标志性符号。他对肖像画的理解富有时代气息，与他的同行和前辈拉开了较大的距离。可以说，张晨初对油画艺术的贡献莫过于此。肖像，历来是反映一个艺术家实力的表现形式。多少著名的艺术家在艺术史上为我们留下了难以逾越的肖像杰作。从古到今，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人和自己的尊容，而最令人感到困惑，最难以琢磨的，也是这些“尊容”。人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无不与这副“尊容”联系在一起。尽管一些当代艺术家在描绘这些“尊容”时往往追求一种被“毁容”后的效果，但是，最终还是在这副“尊容”上做足了文章。
每位艺术家如同参加统一考试一样，在同一的试题下写出自己的答案。这同一的试题就是肖像。曾经何时，反映人物气质、性格和内心世界的终极目标，换成了表达艺术家本人自己神经兮兮的主观表现，面目麻木、目光呆滞或夸张的神经质几乎成了当代肖像的总体精神标准。美国画家克鲁斯（Chuck Close）的巨幅头像，把客观的人脸无限推进到观者面前，几乎是在显微镜下的效果，让观者感到震撼。那些面无表情的人脸，惊人地显示出美国人的时代特征以及精神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年轻画家也以这样的表达形式画出了农民形象和炼钢工人的形象。与在《工农兵形象选》一类的课徒性质的出版物中所看到的“红、光、亮”形象不同，这些形象表现了一种近乎于愚昧的质朴。这种质朴感动了当时的中国人。而在其时张晨初的导师则所开启的古典主义审美风范的肖像画模式，对打开“文革十年”的审美禁锢起了重要作用。其后，肖像画越来越走向知识分子的隐秘化，它越来越是私密的和内省的。
张晨初创作的巨幅头像是出现在21世纪的开端，与以往各类当代头像创作比较，张晨初的头像作品显得更加阳光，通体涂抹着“金色”的黄金时代气息。这或许是一个新时代的艺术家根据那个统一的命题而提交的更富有朝气与自信的答卷。这些作品的阳光性，使得此前的“大头像”作品一下子就属于了“过去”。难道，“大头像”要从此进入一个“阳光时期”？
张晨初的头像作品之所以是“阳光的”，因为它们一扫以往那些内省式的卿卿我我的自恋式情结，代之以客观性的堂而皇之的悲天悯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自我剖析，沉迷于自我欣赏或孤芳自赏之中。对社会现实或外部的世界采取了一种消极姿态，虽然有揭露的抗争意识，但是，毕竟是消极的。他们是从理想主义滑向颓废主义。冲动的理想主义一旦崩溃，就会躲藏到一个角落里发出病态地呻吟。
生于1973年的张晨初，成长在20世纪80年代，此时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理想主义的一体化已经残缺不全，拜金主义风行。中国愈来愈融入国际社会，在全球一体化的规则里，经济生活是世界关注的主要内容。消费的、即时的、柔弱的、奢靡的、浮浅的、庸俗的、脂粉的、温情的、安乐的、享受的追求，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调，因此，清澈透明的理想主义几乎在顷刻间就融化在巧克力般的“浓情”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张晨初是一个严肃和严谨思考者。翻阅张晨初所写的游记《游走美国》以及其他随笔，发现作者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人。张晨初成长的环境与经历，也决定了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中人。因而，他与那些仅仅是窝踞在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鸟巢中的艺术家不同，他关心的是他人，是外部五光十色的客观世界，是一个由诸多他人组成的，自己也参与其中的世界。在这里，张晨初成为一个从正面、从积极的一面关注社会现实的艺术家。
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批评以乔依斯为代表的心理现实主义离开了文化对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的整体表达的本质，认为“这次从模式中创作出来的不是社会，而是个人。”指出“事实上我们是人而又生活在社会之中，这种整体的规定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中心。”（《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张晨初突出了人物的社会性，它们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张晨初的肖像作品的批判性也在于这样一种正面性。除了对自己身边所熟知的人们的关注，如在21世纪初年接连不断创作出的《边缘人》系列、《哥们姐们》系列，张晨初还关注着那些在社会中从事着不同职业，有着不同身份的人们。他的关注体现出一种客观性，没有夸张的厌恶，鄙视，甚至没有刻意表达出来的同情。但是，我们在作者的画笔下，仍然能感受到作者的一种情怀，就是一种带有普遍性对于人性的关怀，就是前面所说的悲天悯人。
年轻的画家将注意力放到对人脸的放大描绘上。职业，阅历，都会刻写在人的面部上。怎么理解或者表现这些丰富的内容，是考验一个画家重大标准。张晨初首先从技法上使用与以往艺术家不同的手段，在吸收了他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导师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主义的表现手法的同时，还吸收了其他导师对外光的表现技巧。在综合这两个方面的成果过程中，显示出张晨初的智慧。对光的敏感与迷恋，是张晨初的艺术天赋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他大量的习作甚至照片中都能见出这种敏锐的感知能力和表现能力。在端庄的古典主义的表现方法中，融进光感的效果，它成为张晨初作品的典型特征。这种形式的出现，与前述张晨初受益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辈们在油画艺术探索中的成果密切相关，更与张晨初善于发现、善于综合、善于创造的独立思考和刻苦实践分不开。
张晨初的创作方式是系列性的专题考察。他创作的人像作品大多是系列作品，或者说是多联画的形制。他通过连环方式将观者带入一个深入而专一的视野之中。他的《新商官学工农》据说表现的是作者对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们的理解和感受。他们是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的第一和第二代人，标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同时也是思想经受的转折最为激烈的承担者。他们从一个思想体系的坚持到动摇，再到重新整合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乃至实践观。从一个方面说，他们是经历着急剧变革的不幸者，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又是站在历史拐点上的幸运者。他们在另外一个社会价值系统内或有辉煌的成就，或有黯淡的命运，而在另外一个社会价值系统内则完全翻转了过来。张晨初在他的这套组画中，对每个人的身份、长期处在一种生活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甚至性格决定的命运，或者命运塑造了的性格，等等，这些精神与外在表现的细微之处，尽被刻画出来。
张晨初的主观判断通过每件人像的不同色调而凸现出来。官员和企业家笼罩在一片辉煌的红色中，它象征着这一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显赫。工人、农民和学者则相对处在一种灰暗的冷色调中。在作者眼里，这些阶层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属于弱势群体。无怪乎中国美术馆在这次《农民·农民》展览中将这组作品之“农”选取出来印在宣传品的封面上。看看张晨初的这组作品，或许可以帮助理解建构和谐社会的意义和必要性。张晨初的身世和成长，注定了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同情。由此可以看出张晨初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从艺术史上看，优秀的艺术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满了这种责任感和道义感。就是在美国当代波普艺术中，仍然不乏那些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艺术大师。
张晨初将五角星形状的光斑投射在这些人物的脸上，那样突兀与虚幻，既像是写实的，又像是幻觉的。从玄思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个理论化的符号，它是一个烙印。从组画的排列顺序上体现着作者强调的社会阶层的地位。它们的排列与定义，必然已经与我们国旗上的四颗五星既有联系，又有新解。
在1925年，32岁的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什么是地主和买办阶级，什么是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有无产游民，文章都进行了生动而严谨的勾画。在一篇政论文章中，我们仍能读到像小资产阶级“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样传神的描述。在最初文章发表的时间里，可能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篇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做了详细描述和分析的文章，最终成为新中国制定国策的经典理论之一，并最终以形象化的表现方式体现在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上。80年后，32岁的张晨初以视觉形式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的主要阶层的形象“分析”。脸谱似的刻画，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基础。对应这种历史的位置，我们可以体验到时间的变化以及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其中耐人寻味的寓意，更加令人深思。
《美丽上海》组画是对处在消费文化时代的更年轻一代的表现。那些甜美的、无忧无虑的女孩形象被作者当作时代的形象代表描绘出来。毫不做作但是又十分夸张的表情，百无聊赖的怪相，都带有作者所认识到的卡通意味。光斑的形状在这里由五角星换成了麦当劳的“M”标志。它象征着一切被快餐化了的事物。作者可能在发问，也可能在寻找答案：我们的时代难道真是这样松软的、香甜的和浮华的吗？它是粉色的吗？总之，在物欲占据上风时，精神层面的追求相应就会减弱。这是被历史，也是现实所印证了的。在最新的一组作品《领袖系列》中，作者试图对影响中国命运的领袖级人物作出自己的表述。那些仿佛从阴影中走出来，或者是从光线中即将隐去的人物，在晃动的光斑中，带有了宿命论的色彩。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历史的，甚至是唯物的。张晨初使用他的光斑符号的方式多样而丰富。艺术大师系列的光斑和社会各阶层系列不同，消费时代系列又与领袖系列不同，等等，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光斑符号。这些光斑符号既是张晨初的个人阐释的主观印迹，又是文化霸权主义所呈现的客观鉴证。威廉斯认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使人们习以为常地接受资本主义的统治。（《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可以说，张晨初的作品中形象化地演示了这种文化霸权的动态发展与惊人的印迹。
（郭晓川，美术学博士，《今日中国美术》丛书主编，北京万世典藏文化公司投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