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几代顶尖数学家得益于这样的教学！

1950 年3 月，华罗庚辞去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的职位，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之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毛泽东宴请回国工作的一些科学家，华罗庚应邀参加，并坐在毛泽东的旁边。毛泽东对华罗庚说：“听说你是金坛人，数学搞得很好，听说你还是一个穷苦出身的人，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一些好的学生来。”华罗庚连连应诺：“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华罗庚的教学方式不是灌输式，而是启发式。在清华园，华罗庚会指定一些学生担任他的助教。在数学所，初期研究人员则和学生一起听课，在此基础上举办研讨班，就一些难题进行研讨，研讨的结果写成论文。他所主持的数论讨论班和哥德巴赫问题讨论班，成果都很显著。他所培养的王元、陆启铿、越民义、万哲先、龚升、许孔时、吴方、魏道政、严士健、潘承洞等人，都成为蜚声中外的数学家，“中国好几代数学家都曾得益于他的教诲”（王元：《传奇数学家华罗庚——纪念华罗庚诞辰100 周年· 前言》）。曾在清华大学就读的数学家万哲先回忆华罗庚：

‍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对研究工作要求很高。强调要选有意义的问题做，要有新的想法，要创造不要依样画葫芦。一旦学生有了新的想法，取得点滴成果时，他就鼓励。另一方面，他经常告诫学生，不要眼高手低，只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踏踏实实地工作，收获就会到来。

严士健教授则回忆了数学研究所工作的华罗庚，说：

在第一次讨论班上，华先生对数论中的经典问题、相关领域、方法及其进展作了通俗、全面的介绍，大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引起了我对数论的兴趣。当时所里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参加听讲，盛况空前。

等到先生正式开讲具体内容的时候，我的感觉与外界传说的先生讲课情况不同。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是让听讲者能够随着他一起想、一起探讨和解决问题。当讲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时，总是先将外围的一些容易的、表面的内容较快地弄清楚，必要的概念随着问题的展开而引入，尽量快地让读者看到问题的本质和核心，用华先生的说法就是“单刀直入，直逼问题”；然后，分析问题的关键所在，提出方法，于是整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让我印象深刻并且终生受益的是先生所讲的课是数论的基础性内容，但是先生不满足于现有的成熟资料，经常从一些原始文献中提取一些新内容来丰富课程，而且从来不是将已有资料平移过来，一定要反复加工，突出方法和思想。

为了最大程度地调动起学生或年轻研究人员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华罗庚让他们参与到自己的核心研究当中，协助写书。如此一来，学生们非常投入，不仅跟着华罗庚学习，而且不断地找出最新的相关资料，提出不同的意见。华罗庚善于引导，使学生们一直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如此，学习效果非常好，学生们的起步也变得很高了，而华罗庚的学术著作也明显地丰富了很多，可谓一举双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华罗庚与现在某些无偿占有学生劳动成果的老师完全不同。老师和学生之间，一开始是讲与学的关系，华罗庚自然不能因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自己的作品提一些意见就变成合作。而当学生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华罗庚即与学生采取合作的态度。他和学生万哲先写出的《典型群》一书，便深得国内外赞誉。而大多数情况下，华罗庚甘当人梯，把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

华罗庚的学生都非常尊敬他、感激他， 曾在中国科技大学就读的冯克勤教授这样总结：

‍他（华罗庚）的治学思想和精神体现在他经常讲的名言警句之中。他反复教育我们做学问要勇于和强者较量，把成语“班门弄斧”，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弄斧必到班门”，只有和强者较量才能增长见识和做出高水平成果。另一方面，他又强烈主张不迷信别人，“只是跟着别人的脚印走路，那就总要落后别人一步”，“在科学研究中最主要的精神之一是创新精神”。他多次对我们讲，要做出好文章，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招数”和“拿手好戏”，别人都不如你，这样你才能做出新的东西，人家才注意你。华罗庚的这个治学思想对学生的影响极大。

华罗庚的学问和精神不仅影响着他的学生，而且影响了中国数学界，影响了学生的学生。诚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所言：“他是我国现代数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无论是早期在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期间，还是后来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应用数学所与中国科技大学期间，华老开设课程，主持讨论班，使许多学生、研究生、同事获益匪浅，一大批青年人才在他的培育、指导与熏陶下成长起来。几十年来，他领导中国数学会，创建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与应用数学所，创建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倡导国内外学术交流，为提升我国的数学水平不遗余力。正如塞尔伯格（A. Selberg ）教授指出的那样：'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数学会怎么样。’”

（以上文字主要出自《低学历的五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