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鼎力作 墨学高峰 ——评《墨子训释》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一般认为是墨子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众所周知，早在战国时期，墨学与儒学并称为“显学”, 然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厄，墨学在政治上失势，于学术界式微，直到明代中后期，学人开始回望墨子，研讨墨学，蓄势待发。清中毕沅始研读《墨子》，著有《墨子注》。清末孙诒让所著的《墨子閒诂》，可谓是集前人诠释之大成者，成为后人研习《墨子》之底本、必读之典籍，使墨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自20世纪40年代吴毓江《墨子校注》之后，墨学著作几乎难见行世，墨学研究止于前，使孙诒让感到惶惑的问题，今人照旧惶惑，孙诒让坐实的疏误，今人反倒乖舛，令人扼腕痛惜。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姜宝昌教授，自1978年始研究墨学四十年矣，以强烈的使命感，矢志不移，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库藏，窥其涯际，取经撷宝，博采众长，传承有清以来墨学治学之考据方法，规循矩蹈，字斟句酌，终成《墨子训释》之大观。本书是中国现代墨学研究的扛鼎力作，是墨学研究继《墨子閒诂》之后的又一高峰，对墨学研究发展起到积极而巨大的推进作用。概而言之，本书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体大思精，笔力千钧
《墨子》《汉书 · 艺文志》著录原有71篇，至明正统十年（1445）所刊道藏本，已佚18篇，现存53篇。为方便研习，学者多依《墨子》内容作若干划分，其中，胡适的“五分说”（即《亲士》至《三辩》7篇为第一部分，《尚贤上》至《非儒下》24篇为第二部分，《经上》至《小取》6篇为第三部分，《耕柱》至《公输》5 篇为第四部分，《备城门》至《杂守》11篇为第五部分），得到了梁启超等方家认可。然姜宝昌教授认为，《墨子》非一人一时所作，是墨家子弟就墨子思想所记，胡适的“五分说”失之过细，缺乏概括性。于是，把着重阐述墨家认识论和逻辑思想的《经上》至《小取》6篇定为墨经,《备城门》至《杂守》11 篇遵习称为墨守,余下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的36篇定为墨论。 依此分法而作《墨经训释》《墨守训释》《墨论训释》（上下册）共4 册，全书洋洋180万字，可谓体大思精。尤为可贵的是在每篇前都加有题解，着力解释本篇几章的思想精髓，微言大意，笔力千钧，充分体现出笔者对墨子的理解与体悟。
二、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尽人皆知《墨子》难于诠释，被誉为“天书”，其根源在于先秦文字、名物、习俗等与后世迥异，今人难以揣测破译训诂。对先秦时期某一名物、某一机具若何模样装配，因古人不习图绘示意，后世更迷离莫明，如“
”“渠荅”“藉车”“狗犀”（狗屍、狗走）“羊黔”（羊坽）等，如何谛解？少数字书未见之字，如“（
台）”“（
）”等，如何解读？ 孙诒让等疏释或误释之字，如“‘
’即‘樵’之俗”“‘闬’即‘闭’字”等，如何订正？诸如此类难题，自《墨子閒诂》问世以下悬而未决，此乃人所共知之事实。又鉴今人不习读古籍、音韵训诂后继乏人乃不争之事实，姜宝昌教授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拯救民族历史文化瑰宝重任，四十年于一役，强学博览，阅古通今，旁证博引，集先贤和今人成果于一体，对《墨子》进行了全面训释，较好地解决了墨学当前所存在的诸多困惑。其中，校注作为全书的重点，真实而全面地再现了墨子的本源。全书校注一般先出辞书之证，后出典籍之证，有时关乎词义之引申、派生，典籍之证或出二三，远较《墨子閒诂》为全为确，对孙氏仅出某书、某篇之注文而省原文者，一律补引原文，以期免除读者翻检之劳苦，更易于人们正确识读。
三、绳愆纠谬，格其非心
不可否认，《墨子训释》依然以《墨子閒诂》作底本。但是，考虑到《墨子閒诂》当时的条件局限，其中遗存谬误较多，后人往往尊其原貌，不予纠正，以至于以讹传讹，严重影响了墨学发展。姜宝昌教授毅然决然地对孙诒让的《墨子閒诂》进行了辩证扬弃，尊崇但不囿于孙，主要是参考运用了其训诂手段，兼以文字、音韵、语法、考古、民俗等，并结合唐以前《通典》《太白阴经》等大量古籍和《六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尉缭子》等兵书，考究其正误，去伪存真。同时，又把20世纪考古、科研公认的成果收入其中。概而言之，全书纠正了孙氏错误百余处，吸收当代墨学最新科研成果二百余处，彻底纠正了《墨子閒诂》书中的存谬，弥补了其中的遗漏和不足，准确地恢复了《墨子》的本来面貌。为便于读者的阅读，各册前言就纠正和补充集中作了列表说明，在训释正文中，分别列出原文和校文，以示区别，充分体现了作者格其非心之功，使《墨子训释》真正成为现当代墨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把墨学发展推到了新的历史高峰。
四、拾遗补阙，巨细靡遗
按常规《墨子训释》分“原文”“校注”“校文”“今译”备矣。然姜宝昌教授感到对墨子还有诸多不同见解及难解之事，须提醒读者，以免误人，于是在各章之后又设“余论”，述章旨与作者对诸家校注之评议。设余论之初衷是告白读者某词或某句另有其解，庶免“遗珠”之弊；对《墨子》不明不解之事，详尽列出，求助于方家解读；对重要的未尽事宜在此论述，与学者展开争鸣。凡此种种，看似与本旨无关，实则开拓训释深度和广度之所为也，使《墨子》研究成为了一个开放的体系，号召后学承前启后，继续前行，为后人学研墨学打开了思路，开辟了墨学发展的新天地。余论部分显示了作者学识之功力，是对墨学研究之新贡献。余论当然也隐含提醒人们，学术科研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译经释典，更重要的是紧密联系社会发展现实，不断满足人民文化之需要，更好地服务于我国优秀文化传承，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繁荣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