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绍昆：把我一生的感悟告诉你（上）

这次的讲座，我是想在《中医人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自己对经方医学的感悟告诉你。

晚清以来，随着西方医学的发展，人们对中医学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都存在“存药废医”的想法，除了思想趋于激进的人，如陈独秀、鲁迅、胡适之外，连持保守主义的梁启超、陈寅恪也不例外。最近读了谢泳的一篇文章——《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文章说：“屠呦呦获诺奖后，无论学界有多少争议，都共同承认她的研究灵感由中医获得。由此我想到了陈寅恪对中医的一个看法。陈寅恪祖上通中医，但他一生不信中医。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陈寅恪明确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所以他反对把中医视为'国粹’，驾于西医之上。中医是几千年经验累积的结果，所以'有见效之药’是不争的事实，陈寅恪没有否定它的价值，但同时指出事物一定要有'可通之理’，而中医没能做到此点。'见效之药’是经验，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具'可通之理’是必然性，才是科学。陈寅恪判断的意义告诉后人，要承认'有见效’之'药’这个基本事实，但更难在追求那个'可通之理’。

葛洪提示了'见效之药’，而屠呦呦找到了'可通之理’。”这篇文章最妙的是最后两句对中医学极具杀伤力的话：“葛洪是道士，屠呦呦是科学家。”

我引用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讲一下中医学的“可通之理”。中医学博大精深，因此这里就谈谈经方医学的基础与核心——方证相对应的“可通之理”吧。

首先，药证相对应、方证相对应所产生的疗效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其中必有“可通之理”。上古时代的先人从药到方的形成路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方证相对应的内涵。狄德罗（1713—1784）曾说：“我们研究科学有三种主要的方法：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实验。观察收集事实，思考把它们组合起来，实验则证实组合的结果。”

用狄德罗科学研究的三种方法，来对照先人发现方证辨证的过程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方证辨证“实逼近科学之堂奥”的结论。古人对“自然的观察”就是发现病痛以及寻找药物消除病痛的过程，由于对病痛的关切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发现病痛以及寻找药物、消除病痛是蛮荒时代先人的普遍行为。古人的“思考”，表现在运用野性思维对偶然发现单味药的主治目标以及进一步有意识地探索两味、两味以上药物联合使用诊治病症的经验，这就是把药证组合成方证的“思考”。古人对药证组合形成方证的“实验”，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表现在把药证相对、方证相对的经验反复使用于类似的病证之中，由此经方医学自然科学化更倾向于解决实用的问题——消除病痛，即是以疗效来证实药证、方证组合的结果。这种倾向于实用化的科学研究，其趋向应该是科学化技术。

药证相对应、方证相对应的合理性也可以借用西方现象学中原理来说明。临床之际，医者不要通过抽象的概念，直接从患者的症状、体征，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中就可以抓住了方证。直观是本质性的，不仅是朝向本质，而且其本身就是本质。用现象学的角度来说，主体和客体之间不需要一个中间的理论平台，直接可以从现象抓住了本质。如果能够从哲学层面来表达方证对应模式是可行的，就可以使我们学中医的人，对经方医学的学习更加有了信心。正如王宁元说的那样：“在概念思维的前提下，无论是经验主义的'解释’，还是科学主义的'分析’，从胡塞尔到梅洛·庞蒂都认为脱离了'事情本身’。

现象学力图换一种视角，换一种方法，以便能更有效地'面向事情本身’。这种视角和方法，实质上都是在努力打破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把握整体上的无能或局限性，也就是向整体直观的'象思维’趋近。”（引自《临床应用伤寒论解说》译后小记“始于《伤寒论》终于《伤寒论》”）方证对应符合现象学的道理，所以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可以打破我们传统的辨证施治模式：定义一个证候，要综合大量的临床脉症，再通过排列、组合、推理，由此及彼，去伪存真，概括成一个基本证候的概念，然后从概念入手再抓到治法和方药。经方医学方证辨证，直接一步到位，直观地抓住本质。其实，西方现象学的“朝向事情的本身”就是六祖慧能所谓的“径疾直指见性，思量即不中用”，就是直观直觉地抓住事物的本质，不要通过另外的环节。对于经方医学来说，用现象学的理论把方证相对应这个问题讲清楚，就在哲学上得到了一种依靠。

任何学科没有哲学作为背景，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经方医学能够存在几千年，为人类健康做出那么大的贡献，肯定背后有一种符合人类智慧的哲学背景，这就是我这次所要讲的一个思想支点吧！

本文摘自《娄绍昆一方一针解《伤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