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尼采在中国》四十年（1971-2011）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科学院
高利克 (Marián Gálik)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崔峰 译
译者 崔峰博士
2000年8月24号至27日，我有幸在德国瑙姆堡参加了纪念尼采逝世100周年的“时间转换与价值转换”（Zeitenwende-Wertewende）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间转换”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价值转换”则指尼采对于世界各地文化、宗教、艺术、哲学、伦理观、心理学、政治和学术研究的影响。小城瑙姆堡地处魏玛和莱比锡之间，尼采去世前几年与他的母亲居于此地。因而，“尼采学会”组委会认为应该在瑙姆堡举行此次大会。但这一决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当时只有一间仅能容纳200人的会议厅可供使用。主办单位在发送邀请信时也非常“吝啬”，没有邀请任何远东或中亚的学者，整个亚洲只有一位来自伊朗的代表。组委会虽然发布了“论文征集通知”，但许多对尼采的生平和作品感兴趣的学者恐怕都没有收到邀请。我很高兴能参与此会，并在“新生：尼采百年接受”分场宣读了〈二十世纪中国对尼采的接受〉一文，介绍了1902年以来尼采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该文后在布拉格发表。[1]张钊贻这次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就是组织一个“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一直致力研究尼采对“五四运动”后新中国文学的影响。我知道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得克服重重困难。在瑙姆堡会议之前两年，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在瑞士西尔斯·玛丽亚组织了“尼采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9月26日-29日），在会议期间，我试图说服张钊贻在他当时工作的澳大利亚组织一个“尼采在中国”的会议。2000年3月1日，他来信说：“我很荣幸得到您的信任，感谢您鼓励我在澳大利亚组织'尼采在中国’的会议。您上次的来信一直'躺’在我的办公桌上，虽然我自知不善于组织活动，但您的来信时时提醒我该做些事情。到目前为止，我恐怕还没有好消息给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澳大利亚没有可用于举办国际会议的经费。”这并不是个好消息。2000年3月23日，我在给他的信中建议他说服研究尼采及中国文学和哲学的澳大利亚学者，告诉他们对于中国而言，尼采在过去和现在都一样重要。我所想到的学者有陈顺妍（Mabel Lee）、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戴凯利（D. A. Kelly），等等。虽然张钊贻并不乐观，但他在2000年3月1日的回信中仍然写下了这样的语句：“希望我们能够于2002年在悉尼见面。”他是想起我们在“纪念尼采逝世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的会面了吗？十年之后，他的愿望才成真，但不是在澳大利亚，而是在新加坡。
一
我的《尼采在中国（1918年-1925年）》发表于汉堡一份历史悠久但鲜为人知的期刊《东亚自然和人类文化学协会简报》。[2]我把文章复印给了几位朋友，因此一开始只有几个人读过这篇文章。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在他的论文〈表现主义在东方和西方？一些方法论问题〉提到了我的文章。他在文中强调：“由于达尔文主义压倒性的影响，尼采对实证主义的反应在中国遭到误解，他的'超人’哲学被人误解，甚至鲁迅也误解了他。”[3]十年后，即1985年，陈顺妍（Mabel Lee）在她的《从庄子到尼采：论鲁迅的个人主义》中提到了我的文章。[4]后来，佐伊·勃纳尔（Joey Bonner）的《王国维：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5]和张钊贻的《尼采与鲁迅思想发展》也都提及此文。[6]其实，在陈顺妍之前，就有两位年轻学生在文章中大量引用我的观点：即戴凯利及其博士论文《真诚与意志：李石岑（1892-1935）的存在主义唯意志论》，[7]以及海因里希·盖格（Heinrich Geiger）和他的硕士论文《李石岑：传统和现代中国之间的哲学家》。[8]格汉姆·帕克斯（Graham Parkes）在其编辑的著名文集《尼采和亚洲的思想》中也提到我的文章。[9]海因里希·盖格在《20世纪中国的哲学美学：它们的中国传统和现代性》一书中强调了我这篇文章的重要性。[10]戴凯利在〈尼采在中国：影响和契合〉一文中评论道：“高利克的研究具有无可取代的开拓性，他在文中前两部分探讨了尼采对王国维和鲁迅的影响……就其文章写作目的而言，高利克对茅盾和郭沫若的评价可谓非常权威。”[11]帕克斯亦称我的文章为“开创性的作品”，但指出“虽内容翔实，可是关于尼采的内容却多依赖于二手资料”。[12]我想，那些认真读我文章的人会很难同意这一说法。冯铁在其〈文化的负担：中国接受尼采的四个个案研究〉一文中的第一部分写道：“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对尼采在中国这一课题的实质性研究，但1972年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高利克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研究那些受尼采影响的人物，他披荆斩棘、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子，他对那些人物的分析见于他的研究和论文中。”[13]冯铁的这篇文章写于戴凯利的论文之后，帕克斯的导言之前。我的论文发表于1971年，不是1972年。张钊贻也犯过这个小错。[14]我的《尼采在中国（1918-1925）》比这两位先生所知道的发表时间要早一年。它是我在1968年8月21日之后于慕尼黑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写就的。当时，我获得了大众汽车基金会的研究基金，进行为期一年的“德国对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影响”项目研究。慕尼黑大学的东亚文化和语言学课程对此毫无准备，没有我研究所需要的书籍和期刊。所有的资料都需要向外“求援”，部分资料要在国外寻找。虽然1949年前，中国已有尼采翻译及评介文章，但我是第一个写这个课题的西方人。其中一些资料是我于1958-1960年在中国搜集的。1953年至1958年，我在布拉格读书期间定期去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鲁迅图书馆，有些资料就是那时找的。我在慕尼黑期间，汉堡的傅吾康教授（Wolfgang Franke, 1912-2007）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极大鼓励。他送了我一本他与张绍典合编的《德籍汉译书目》，[15]此书非常实用。傅吾康也是徐梵澄（1909-2000）的好朋友。徐梵澄是将尼采译入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另一份对我帮助极大的书目是郑寿麟的《中国德意志学书目》。[16]我在进行“德国对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影响”项目研究时，完成了《尼采在中国（1918年-1925年）》一文。我在文中主要关注的是鲁迅和茅盾（沈雁冰，1986-1981），后来还有李石岑（1892-1935）即《民铎杂志》1920年8月15日第2卷第1期“尼采专刊”的编撰稿者，以及郭沫若（1892-1979）。我当时对陈鼓应（1935- ）在台湾进行的另一项开创性工作未有所闻，我只知道他写过两篇短文。[17]我把这两篇短文当作一般性的大众读物，并没有找来一读。1992年，当我读了张钊贻《尼采在中国书目简注》的导言后，我得以更多地了解陈鼓应，导言中有一长段是专门介绍他的。[18]陈鼓应和我很像，都是反对权威的“大逆不道”之人。他冒犯了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9]和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20]的权威，是第一个将华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的尼采介绍到台湾、后来又介绍到中国大陆的学者；就像我为西方所做的一样，介绍了尼采在中国接受的情况，冒犯了伯纳迪纳（B. M. Bernadiner）、卡吉特（L. Kajt）、和奥杜也夫（F. S. Oduev）等苏联学者的权威。[21]文章发表后，我平安无事，因为那份期刊在捷克斯洛伐克名不见经传，所以躲过了共产党的审查。在《民铎》杂志的撰稿人中，我分析了白山的观点。当时我并不知道白山是白采（1894-1926）的化名。直到本世纪初，我才从冯铁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补遗续编》中知道了这一信息。[22]白采的文章是在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o, 1889-1960）为《尼采研究》（ニーチェ研究）（东京，1913）所撰写的序论的基础上写就的。[23]当时我甚至都不知道白采这个名字，但我写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他对尼采的分析。也许根本没人读过甚至留意过这段话。也许白采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想法、我对他思想的介绍和白采的短篇小说、诗歌之间有某种联系。成芳（杜建成）的《尼采在中国》是一本非常全面的书，虽然他分析了所有为《民铎》杂志“尼采专刊”撰稿的作者，但他却跳过了白山对尼采的分析。[24]白山对尼采的分析继承了和辻哲郎的部分观点，[25]这应该对分析白采的作品很有帮助。可惜这项工作至今都没完成。
二
1970年6月，我有机会访问了德国波鸿大学。当时我正作为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研究员在慕尼黑工作。我的职责是在“德国对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影响”这一项目框架内，主要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中涉及中国的这一部分。当时的波鸿可能是德国汉学家中年轻的毛派最重要的聚集地。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Marcuse）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Mao sei con noi）甚至可能是他们每天早晚的祷词。[26]我不记得我在那儿是否读到这种训诲，但我很同情提勒曼·格林教授（Tilemann Grimm），因为他得和这样的学生一起学习和工作。我宁愿利用这个机会和霍福民教授（Alfred Hoffmann，1911-1997）聊聊宋词，或与他漫步森林，聆听鸟儿的欢歌。[27]这次访问后不久，我在德国汉堡见到了傅吾康教授。前文提到他在参考书目方面给予我诸多帮助。我被迫提前一个月返回布拉迪斯拉发。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恢复正常”后，在勃列日涅夫的独裁统治下，研究尼采是相当危险的工作，因为当局把他当作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先驱”。我的书《茅盾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受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专家的好评，[28]我决定写一部更全面的论著，但恐怕要花至少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后来我又写了《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917—1978）》。两本书都多次提到尼采。[29]1993年6月22日至25日，我在斯洛伐克的斯莫列尼茨古堡组织了“第二届国际汉学研讨会”。此次会议上，冯铁和张钊贻的发言提醒我：尼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冯铁宣读了《1940年代的中德交汇：法西斯主义对尼采哲学的接受和战国策派》。[30]张钊贻则宣读了《文学与政治之对抗：鲁迅和尼采的政治契合》。[31]这两篇文章让我耳目一新，同时也补充了我在这一领域的知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生活经历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使我没有兴趣研究文学（艺术）与政治之间的联系。1998年9月26日至29日，冯铁在瑞士的西尔斯·玛利亚组织了一场关于尼采和东亚的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有13位学者，还有8位答应出席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参加的学者，其中有北京大学的乐黛云（1931-）、戴凯利和江苏淮阴师范学院的闵抗生。乐黛云和闵抗生都是中国著名学者。可以说，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第一篇在尼采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32]沃尔夫冈·顾彬教授（Wolfgang Kubin）是研讨会的首位发言人，他宣读了〈你去中国人那里吗？别忘了带鞭子！尼采在中国可能是这样，但从来没这样〉，[33]所有读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的人都会注意这个题目前半段是一个双关语，一个老妇人问查拉图斯特拉：“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带鞭子！”[34]顾彬的文章是用德文写的，也许一些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与会者不明白题目的意思。否则，他们可能会很震惊。我后来再读这篇论文，觉得与其说这是顾彬的观点，不如说尼采对中国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肤浅的，他对于“中国性”是充满蔑视的。根据乔治奥·科利（Giorgio Colli）和马兹诺·蒙蒂纳利（Mazzino Montinari）编订的审定本尼采全集及审定研究本尼采文集，[36]对于尼采而言，中国人就像“勤劳的蚂蚁”。[37]顾彬甚至没提张钊贻的“温和尼采”，认为尼采和鲁迅不总是“温和”的，并很快地把鲁迅的〈头发的故事〉描述成对中国人以棍子打，而不是鞭子抽。他还提到了鲁迅1925年那篇论“费厄泼赖”的文章，指出痛打落水狗的必要性。[38]与其他与会者相比较，张钊贻在其〈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研究者笔下的尼采〉中表现了对鲁迅的极大兴趣。[39]张钊贻的博士论文导师陈顺妍和张钊贻差不多是同一个思路，只是她的文章〈被利用的尼采：建立一个新的“五四”文学传统〉主要从鲁迅在文学创作中与尼采思想的关联这一角度来评价鲁迅。[40]成芳简要介绍了他的《尼采在中国》，以及一些1993年后新的史料。周国平（1945- ）当时是中国最著名的尼采主义者之一，介绍了他翻译尼采著作的情况，包括已经发表的翻译，已译完但未发表的翻译，以及将会到2003年译出的11卷尼采著作。介绍只比论文概要稍长一点。牟岱宣读了〈尼采与当代中国美学〉，该文主要关注的是尼采对朱光潜（1897-1986）的影响。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此次专题研讨会的论文集未能出版。
三
在瑞士的西尔斯·玛利亚会议召开前几个月，苏黎世大学的冯铁教授和加斯曼（Robert G. Gassmann）教授将他们编辑的一本厚厚的《秋水集——庆祝高利克先生六十五寿辰论文集》送给我。[41]从书名可知，时值我65岁生日。论文集中收录了56位学者的论文，其中一些论文是探讨尼采、鲁迅和朱光潜的。有张钊贻的《寻找早期鲁迅“温和”的尼采》[42]、有马里奥‧萨巴蒂尼（Mario Sabattini）的长文〈批评与自我批评：朱光潜与五十年代的美学辩论〉，[43]有汉斯-格奥尔格·默勒（Hans-Georg Möller）的〈酒神、日神和否定之否定：论朱光潜对尼采哲学的阐释〉。[44]还有陈顺妍的〈高行健与两位已故绍兴诗人的对话：徐渭与鲁迅〉，文中把旅日期间的鲁迅描述成一个尼采和其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热心读者。[45]傅熊（Bernhard Fuehrer）的文中也提到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钱钟书（1910-1998）〈诗可以怨〉的关联，[46]芭芭拉·布里（Barbara Buri）也在其文中将尼采与茅盾联系起来探讨。[47]冯铁从尼采1876年的《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一书中抽取“以缺陷为大匠之巧工”（Der Unvollständige als künstlerisches Reizmittel / incompleteness as an artistic irritant）一段作为《秋水集》一书的箴言，这段话由徐梵澄翻译，并经鲁迅校阅。[48]当赞美一个人或者事物的时候，我们切勿过分夸大了他/它的长处，否则容易忽视他/它的缺点。我非常感谢我的友人冯铁为我所做的一切。对我来说，这是件重要而且让人欣喜的事情。当然，这也花费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我也十分感谢加斯曼教授为这本书的出版解决了财政问题。可以说，在我的国家，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个学者在其有生之年能有幸获得这么珍贵的（也非常昂贵的）出版物。2003年，冯铁把《秋水集》送给我已有五年。那年2月21-25日，时值我七十岁生日之际，德国圣奥古斯丁华裔学志研究所主任马利克教授（RomanMalek）和他的合作者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茲茨宮和斯洛伐克西部的斯莫列尼茨古堡，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魅力与理解：西方精神与中国精神的相互联系”（Fascinationan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the Occident and the Spirit in Reciprocity）的国际会议。这是继“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跨文学与文学内部方面”（1989年3月13-17日）和“中国文学与欧洲语境”两个会议后，我所组织的第三个国际会议。[49]在《华裔学志》2005年第53卷第249-459页和2006年第54卷第151-415页上发表的27篇文章中没有任何涉及尼采的文字。我甚至记不清他的名字在讨论中是否被提及。为什么我要回顾这件对我来说如此重要的事情呢？这和尼采有一定的关系。张钊贻也受到了邀请，但不保证能来。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茲茨宮，而且不是一个人，他的夫人李桃也来了。他们二位都是座上宾。问题是难以把他的文章安排进会议日程。他无法宣读他的文章，既然夫人也来了，他恐怕也无暇聆听其他与会者的发言，否则就错过了欣赏那浪漫美丽的城堡和周围的景致。他倒是有足够的时间和冯铁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不过，冯铁带来的文章不是关于尼采，而是关于著名翻译家傅雷（1908-1966）的。现在，我要谈及的作品是之前没有提及或没有充分分析的，也是属于“尼采在中国”这个范畴。我要提到王润华（1941- ）教授和他的论文〈西方文学对中国第一个现代故事的影响〉。我发表了关于尼采在中国的第一篇文章后不久，王教授的这篇文章就发表了。[50]周国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短短几年时间里翻译了大量尼采的作品，并发表了阐释尼采的诸多哲学作品。这让我十分震惊。1978年，他作为一名研究生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思想。1980年代他脱离了马克思思想转而研究尼采。[51]《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是他最成功的书，[52]面世九个月后就卖了9万本，并在1997年达到11.5万本的销量。但事情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发展，周国平的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并没有受到中国人的追捧。[53]在锡尔斯·玛利亚会议的众多与会者面前，而不是在自己“私下的自白”中，周国平坦诚该书卖得并不好。据说中国人本就对形而上学的问题没有太大兴趣。他可能不想得罪他的中国读者。我没有读他翻译的尼采著作。他是在研究尼采这位以词汇丰富和哲学复杂而著称的文体家时开始学德语的。周国平是多产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他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散文和短小精悍的随感录。1996年7月7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有一次会面，他送给我《人与永恒》的第二版。在此引用他的一句格言：“有钱的穷人不是富人。有权的庸人不是伟人。有学识的笨人不是聪明人。有声誉的坏人不是好人。”[54]他自己写的书、与他人合写的书、翻译或编辑的书加起来约有88册呢！在那些曾经对尼采感兴趣和现在仍对尼采感兴趣的人当中，我应该说说我的朋友杨恒达教授（1948- ），他是《尼采美学思想》的作者。[55]他的德语比周国平好，那是因为他在波恩有过两年的学习经历。不过他并不喜欢尼采的短段和警句，因为他觉得它们反而使尼采的思想费解，甚至会误导人。他也翻译了不少尼采的作品。殷克琪（1951-1991）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了解尼采在中国这个课题的很好的入门书。[56]我最后要提的关于尼采在中国的重要作品，是张钊贻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57]虽然21世纪伊始，出现了大量关于尼采在中国的著作，但这仍不足以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相比。[58]1998年后我只是零星地研究尼采在中国的情况。十年前，也就是1988年，王蒙的小说《十字架上》发表，[59]它极大地改变了我的学术发展。我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斯洛伐克全国起义广场的讲坛下，一面呼喊必须推翻统治我国的政治制度，一面想着这篇作品。特别是书中最后拟〈新约·启示录〉和戏仿吴承恩（1500-1582）《西游记》所写的四头牛，还有王蒙对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解读，对那时的我来说都很重要。1990年5月11日至13日，“中国当代小说和文学前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在会议的前几天，我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遇到了罗宾逊（Lewis S. Robinson）教授，他向我介绍他的专著《双刃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Double-Edged Sword. Christianity & 20th Century Fiction）中涉及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尚未研究的新领域。我决定追随他的脚步，通过研究《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扩大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视野。尼采放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放弃了神学研究，开始宣扬查拉图斯特拉、“上帝之死”（death of God）和“重估一切价值”。我从来不相信上帝死了，也质疑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价值是否都可以重估。当然，其中一部分，还有基督教的一部分，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需要重估。相对于查拉图斯特拉而言，耶稣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1967年布拉格之春时，我很喜欢阅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个喜好一直延续下来。我喜欢的主要是它的风格，也经常质疑他的诸多警句。1968年8月21日，“战无不胜”的苏联军队和它的卫星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我第一次有可能生活在民主的西德，我渴望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在1920年代上半期，常常在并不明白尼采学说的情况下热情“拥抱”他的学说（虽然也并不总是这样）。因此，我写了〈尼采在中国〉。我其他几篇文章只是这个命题的不同方面而已。[60]2001年，我和顾彬在意大利科尔托纳一座古老寺院的内庭中进行交谈，我问他：“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尼采？”他马上回答说：“我们应该持批评态度。”我不想也找不到深刻而又理由充足的论据去批评尼采，但我又不一直相信他。在《瞧！这个人》（Ecce Homo）（完成于1888年，1908年出版）中，尼采写道：“我不是一个人，我是炸药。”在这本书中，他也呼吁要“重估一切价值”。他第一个“自我定义”很少人引用，但第二个则常常引用，尤其是在中国的“五四”时期和文革之后。炸药是爆破物，把周围一切破坏摧毁。重估一切价值是不可能的。虽然重估部分价值是可行的。他的意思通常是通过比喻手法来表达，所以很难很好地了解他的断言。他也几乎从不证明自己的论断。他的作品充满了矛盾。我不相信“上帝之死”，也不同意他否定耶稣。当然，我对他对现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结构主义）、深层心理、艺术和世界文学所做出的贡献极为欣赏。2000年8月27日是瑙姆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与会者受邀参观尼采的出生地洛肯小镇。在一座13世纪的哥特式小教堂里，我们聆听了尼采信徒对于神话中忒修斯、阿里阿德涅以及牛首人身怪物弥诺陶罗斯的迷宫的解读，并聆听了尼采年轻时所作的几首曲子，其中第一首是〈耶稣是我的希望〉。组织者告诉我们，在尼采的葬礼上选读了查拉图斯特拉的诗句，及《权力意志》中与据称是“所有假设中最科学”的“永恒重复”的有关诗句，加上中世纪的钟声震耳发聩，象征了复活。他与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一起葬在教堂墙壁的右边，那儿离他小时候祈祷之处大约只有三、四米。现在，他们都安息在主耶稣的神龛旁边。
《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封面
注释
[1]Marián Gálik, “Nietzsche’s Reception in China (1902-2000) ,” Archiv oientální, 1 (2002): 51-64.
[2]“Nietzsche in China (1918-1925),” in 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110 (1971),pp. 5-47.
[3]“Expressionismin East and West?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Tamkang Review, Vol. VI,No. 2 and Vol. VII, No. 1 (Oct. 1975-April 1976), p. 152.
[4]“From Chuang-tzu to Nietzsche: On the Individualism of Lu Hsün,”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XVII (1985), pp. 21-38.
[5]Joey Bonner, Wang Guo-wei. An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9, 91.
[6]张钊贻《尼采与鲁迅思想发展》（香港：青文书屋 ，1987），页112-113。
[7]D. A. Kelly, “Sincerity and Will. TheExistential Voluntarism of Li Shicen (1892-1935)” (University of Sydney, 1981),pp. 68-70, 119 (提及3次), 122, 123.该文尚未发表。
[8]Heinrich Geiger, “Li Shi-cen: EinPhilosoph zwischen dem traditinallen und modernen China,” M.A. thesis ofUniversity of Munich (1982), pp. 4-6, 8, 10, 61-74 (提及12次), 76-78, 112.
[9]Graham Parkes, Nietzsche and Asian Though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154, 155.
[10]Heinrich Geiger, Philosophische Aesthetik in Chinas des 20. Jahrhunderts. Ihre chinesische Tradition und Moderne (Bern: Peter Lang 1987), p.237.
[11]“Nietzsche in China: Influence and Affinity,” Paperson Far Eastern History, 27 (March 1983), p.150.
[12]Graham Parkes,“The Orientation of the Nietzschean Text,” in Nietzsche and Asian Thought, p.17.
[13]Raoul David Findeisen, “Die Last der Kultur. Vier Fallstudien zur chinesischen Nietzsche-Reception,” Minima sinica, 2 (1989), pp.18-19.
[14]见Chiu-Yee Cheung, Lu Xun. The Chinese “Gentle” Nietzsche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1), p. 5。还有他的中文大幅增订改写版《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32。
[15]Titelverzeichnis chinesischer Űbersetzungen deutscher Werke (Peking 1942).
[16]“A Bibliography on Sino-German Studies.” Chinese Culture, Vol. 5, No. 2 (Oct 1963), pp. 92-167.
[17]陈鼓应〈受尽世人误解的尼采〉，《文星》，第57期（1962·7），页44。陈鼓应〈尼采思想的评价〉，见《中国的一周》，第728期（1964·4），页1-2。见Marián Gálik, Preliminary Research-Guide. 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Munich: Seminar für Ostasiatische Kultur- und Sprachwissenschaft, 1971), p. 23.
[18] Nietzsche in Chin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04-1992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2), pp. xiii-xiv.
[19]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46), pp.788-800.
[20]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Inc.1943), pp. 301-335.
[21]B. M. Bernadiner, Filosofia Nicse i fashizm (Moscow, 1934);L. Kajt, “Nicšeanstvo i fašizm,” Pod znanenem marksizma, Vol. 17, No. 8 (1938);S. F. Oduev, Kritika sociologii nicšeanstvo (Moscow 1957). 编者按：这些著作均有中译，顺序为勃伦蒂涅尔：《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批判》，段洛夫译（上海：潮锋出版社，1938）；凯迪：《尼采与法西斯主义》，申谷译，《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重庆，1939·4），页90-96；斯·费·奥杜也夫《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允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2] Amendments and Additions to the List of Pen-Names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Bochum: Ruhr Universität Bochum, 1999).
[23]Raoul D. Findeisen,“Nietzsche-Bibliographie für China (1902-1986),”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0 (1987): 342. 编者按：与冯铁讨论了一下，白山是否白采，目前似乎尚难确定。
[24]成芳《尼采在中国》（南京出版社，1993），页48-62。他以为我的〈尼采在中国（1918-1925）〉发表于1975年，见该书页3。
[25]Graham Parkes, “The Early Reception of Nietzsche’s Philosophy in Japan,” in Nietzsche and Asian Thought, pp.191-193, 197, 199.
[26]“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毛派把两个耶稣门徒的愿望稍稍改变而成。见〈新约·路加福音〉（24：29）：“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在文革期间，上述三位“先知”的热情追随者确信资本主义制度即将毁灭，并梦想毛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
[27]他著名的翻译有Die Lieder des Li Yü, 937-978, Herschersdes südlichen T’ang Dynasty(Cologne, 1951)，以及Frühlingsblüten und Herbstmond. Ein Holzschnittsband mit Liedern aus der Sung-Zeit, 960-1279(Cologne,1951)。作为一个鸟类学家，他写了长文“Vogel undMensch in China,” Nachrichten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88 (1960),pp. 45-77。后来他又出版了Glossarder heute gültigen chinesischen Vogelnamen (Wiesbaden, 1975).
[28]Marián Galik, Mao Tu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69)。该书多处分析或提到尼采，见页14-16, 26, 70。
[29]The Genesis of Mode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1917-1930) (Bratislava-London: Veda-Curzon Press, 1980), pp. 45, 47, 112, 114, 125,161, 192-193 和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 1897-1979(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1986), pp. 20, 31-32, 39, 40, 70, 77, 180, 186. 编者按：两书均有中译，书名采用现行译本。
[30]“ASino-German Venture of the 1940s: Fascist Reception of Nietzschean Philosophy and the Zhanguo Group,” in Marián Gálik (e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uropean Context (Bratislava: 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994), pp. 73-81.
[31]“Literatureagainst Politics: The Political Affinity of Lu Xun and Nietzsche,” in Marián Gálik (e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uropean Context, pp. 83-72.
[32]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页20-33。它在中国多次再版，英文节译见The Journal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Vols 20-21(1988-1989)，pp. 199-219。
[33]“Du gehst zu Chinesen? Vergiss diePeitsche nicht. Was Nietzsche in China hätte sein kőnnen, aber niemals war,” Minima sinica, 2003:2，pp.1-18。未以英文发表。
[34]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 R. J. Hollingda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1), p. 93.
[35]Nietzsche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erlin: de Gruyter, 1967ff.);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Munich: dtv, 1980).
[36]见Minima sinica, 2003:2，p. 11.
[37]见尼采1881年《朝霞》结尾部分。
[38]试对照《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卷2，页249-258。
[39]“The Nietzsche of Chinese Scholars since the Late 1980s”。张钊贻这篇论文后来更名为“The Nietzsche of Lu Xun Scholars. A Zigzag Road of the Reception of the'Gentle’ Nietzsche”发表于Ricardo K.S. Mak and Danny S.L. Pauu (eds.), Sino-German Relations Since 1800: 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 (Bern: Peter Lang, 2000), pp. 167-185.
[40]原题“Nietzsche Appropriated: Towards Establishing a New Literary Tradi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未发表。
[41]Autumn Floods. Essays in Honour of Marián Gálik (Bern:Peter Lang, 1998), pp.753.
[42]“Tracing the 'Gentle’ Nietzsche inEarly Lu Xun,” Autumn Floods, pp.571-588.
[43]“ Tracritica e autocritica: Zhu Guangqian e il dibattito sull’estetica begli anniCinquanta,” Autumn Floods, pp. 363-386.
[44]“Dionysian, Apollinian, Negation of Negation: Zhu Guangqian’s Interpretation of Nietzsche,” Autumn Floods, pp. 635-641.
[45]“Gao Xingjian’s Dialogue with Two Dead Poets from Shaoxing: Xu Wei and Lu Xun,” Autumn Floods, pp. 408.
[46]“Die 'schmerzvolle Klage’ als Stimulus des chinesischenDichters,” Autumn Floods, pp.35.
[47]“Mao Dun: Welches sind die Pflichten der heutigen Schriftsteller?—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 Autumn Floods, pp. 149，155-156.
[48]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 199。中译见《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上海：生活出版社，1936），页294。
[49]我也在1980年3月24日-28日组织了第四个国际会议，即“亚洲和非洲文学的理论问题国际研讨会”（Theoretical Problems of Asian and African Literatures），与会者包括东欧和中南欧的汉学家。此次会议在西方还不为人所知。见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the Theoretica Problems of Asian and African Literatures (Bratislava: Literary Institute of the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1983)。
[50]见Nanyang University Journal, Vols. 8 and 9 (1974-1975), pp. 150-153 。后来重印于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52-66.
[51]周国平〈关注人生的哲学之路〉，见文林、海焘编《中国新一代思想家自白》（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8），页372-388。
[52]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3]周国平《尼采与形而上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54]周国平《人与永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页249。1987年初版。
[55]杨恒达《尼采美学思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6]殷克琪《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7]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8]有的是关于尼采和现代（不是当代）中国文学的，见黄怀军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与鲁迅》（四川大学，2007）。相关命题的材料见以下网页：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610-2008017239.htm。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中也提到了一些以尼采和鲁迅为命题的博士论文，见页51。
[59]王蒙〈十字架上〉，见《钟山》，1988年第3期，页45-58。由Janice Wickery 翻译成英文发表于Renditions，第37期（1992），页46-68。
[60]除以上提到的，还有“Mao Dun and Nietzsche. FromBeginning to the End (1917-1979),”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s. (Bratislava), 8, 2 (1999), pp. 117-147. “O Nietzschem” (On Nietzsche), Pravda, October 21(2000), p. 16.〈由入迷至失望：茅盾与尼采（1920-1921年）〉，见《茅盾研究——第七届年会论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页307-315。该文最初在瑞士锡尔斯·玛利亚“尼采与东亚国际研讨会”（1998年9月26-29日）上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