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求真连载一
考究一本书的思想,我们仍然需要考察该书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了解该书作者的生活经历及其心路历程,目的是更为深刻地理解该书作者的创作目的或试图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年代久远的缘故,老子其人为谁,老子一书究竟成书于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定论的。
一说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稍长,而且两人彼此之间还有过交集。有人说孔子曾师于老子,有人说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后世道家和儒家都承认这个说法。依据了这些说法老子是春秋时人应该无疑。但梁启超曾说,春秋时墨子、孟子极好批评,但对老子思想却“始终不提一字”,而且又认为老子的言辞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时人所言。据此,梁认为“老子之部书或者身份很晚”,也就是否定了老子为春秋时代人这一说法。
当然,梁说亦有赞同者,亦有反驳者。但也没有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论断老子究竟为春秋时或战国时人。张季同认为《老子》一书成书中战国初期的作品,老子思想在孔墨之后,杨朱、慎到、孟子、庄子之前,顾颉刚则认为老子是杨朱、宋钘后人,成书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间。

但战国时《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都曾言及老子。1993年,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而郭店一号楚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这样一来,老子一书就一定是战国中期以前的著作了。试想一本书籍从写就到出版,并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那不可能是一个短时期所能实现的事。也就是说《老子》一书在战国时代已经是一部广为流传的书籍了,如果在学界不具备一定的权威地位,是不可能被人抄写并做为随葬之物的。
可想而知,老子的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与孔墨之学不同,孔子墨子都曾收徒讲学,而从者甚众,自然流传也广。但老子不曾开讲布道,所以老子一书的流传要相对的缓慢。但老子之学言深意远,深服学者之心,一旦为人所识,就会为人尊从。庄子畅言老子,后世统谓谓老庄之学。老子之学莫不为历代学者重视的。
据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说老子曾任东周王朝的征藏史,掌管王朝图书。司马迁谓: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在这里述说了老子学旨及著作目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事,这些言论并不一定就是历史事实,因为在司马迁时代,老子究竟为谁已经是搞不清楚了,司马迁所记也只是在众多传说中择取的自认为较可靠的信息。参看下文便知此说不虚。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谓老子百六十岁或二百余岁显然是神话之说了。司马迁又言一老莱子,一周太史儋,是存另一说法了,最后归结为世莫知其然否。概叹老子,隐君子也。所以,我们今天来研究历史对此类记载就要保有存疑的态度,不可以轻从盲信,不能将它们当作信史来用作说理的论据。我们关于老子身世的知识,传说多于史实。
我们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至迟到战国中期老子及思想已经广泛传播,而且已经在学界形成较为稳固的地位,受到了知名学者们的尊敬。但老子是一位淡泊名利的学者,只负责著述,不负责其作品的传播。他没有招徒讲学,也无志游说诸侯王,只是以自隐无名为务,所以人们对他知之甚少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他言论的高深幽远,不能不令学者折服,所以自其作品问世以来,就都将其以圣贤目之了。

至于传说中孔子曾师事的老聃或问礼的老聃究竟是不是《老子》一书作者,也的确没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论定的。如果说因为老子修道德而长寿至于百六十岁甚二百岁,那绝对不是真实的情形。自古修道者无数,何以仅有老子一人有这般长寿?近代学者叶适就有观点说著书之老子非孔子问礼之老子。崔述也认为春秋时有老聃,但孔子不曾问礼于他,《老子》书是杨朱之徒伪托。我们实际上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是知之甚少的,比如我们问《黄帝内经》的作者为谁?恐怕难有人有清晰的说法。《老子》学说的高深使我们有设想老子其人非神即圣的动机,所以才有了关于老子近乎神话的身世,关令尹强其著书,然后去而莫知其终都是不可信的说法。类比于古今中外的无数学者,有思想即有著述以广传播的动机存在,老子著述不可能是一个背动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们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变动的时代,在政治上由于没有了周王朝的权力核心,诸侯国各自为政,导致了彼此权力的竞争,由此使社会陷入了长年争战混乱的状态中。在文化上由于传统信仰丧失,新的政治和伦理的法则尚未能建立,形成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局面。恰恰此时,周代的官学降为民学,平民阶层得以接触知识文化这些新鲜事物,从而激发了无穷的创作热情。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繁荣实质上也是知识在平民阶层间的第一次扎根,周代以前知识只是贵族阶层的专利。春秋战国时代为秦汉以后的社会建立了新的文化传统。

思想家的责任都是为公而不为已的,学术并不是学者谋生的工具,而是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当春秋战国时代的混乱到来时,思想家们就要为如何使这个社会由乱向治而思考,他们首先要理解社会为什么会乱,并且要为如何使社会由乱变治而贡献制度和方案。特定时代思想家的思想的自由也是相对,因为他们所面对的课题都是相同的。他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思考,但思想的目标却都是统一的,都是要解答相同的问题。老子的思想及其著作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