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散文：《叶广苓：往事》

往　　事

　　白云一片去悠悠

　　——纪念陈忠实去世一周年

　　轻风阵阵吹拂，窗外几枝春花羞怯开放，今年的春天又如约而至。

　　而人却是不会再来了。

　　长离别，永不归。忠实走了一年了。

　　总是觉得他还在，没走。或是在石油学院的工作室，或是在东郊的家里，或是在白鹿原上他的书院，或是在白鹿原下的自家小院，也不定大家在什么时候又相聚在某场会议中。是的，以往生活的常态就是这样啊。

　　去年春天听说忠实身体状况不太好，我跟太白社韩霁虹约定一起去看望他。记得当时我俩都非常忙，韩霁虹的老父亲、我的丈夫都在病中，难得一块儿抽点工夫。时间定在三天以后，不知怎的，我心里有种不好的感觉，我知道自己的消息闭塞，什么事情一旦传到了我这儿，大都到了比较糟糕的地步。对于忠实的病，我一直祈祷他能尽快好起来，几次托韩霁虹带话，让他加强信心、戒烟戒酒，我所居住的老县城村还一直等待着他的到来。我看重忠实的温和厚道，善解人意，这些年他一直老大

　　哥一样罩护着我们。前面有他的遮挡，省了我许多闲心，许多麻烦，他是山峰上的一棵茂盛大树。因此，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立时让我五雷轰顶，半晌说不出话来。之前一年樱花盛开时节，我和韩霁虹去白鹿原上参加白鹿书院的雅集。在思源学院的樱花树下，我们与忠实、邢小利及一群年轻人谈诗论文，笑语喧喧，愉快尽兴，好不热闹。那次会上，我用陕西话叫忠实“老哥”，他喊我“大妹子”。他说，“没想到你这个京城的格格能叫俄乡下人老哥，这还是第一回听到哩……”大家都笑。是的，文化的差异，经历的不同，生活背景的相迥，让我们的距离拉得很大。但是在文化的认知、对生活的理解、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我们却又是相通的。在陕西作家中，我接触最多的大概就是忠实了，我们的性情都比较直接，坦诚相见，有话直说，不拐弯抹角。他是省政协委员，我是省人大代表，在每年的两会上听大报告的时候我们都要碰头，匆匆地在厅里交换几句话，他说提了文化上什么什么建议，我说写了文学方面的什么什么问题，我们明白，这是文学的陕军在省里参政议政上最基本的声音了，这是我们的使命，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音。

　　对陈忠实，我有着兄长般的敬重，他是我们这个行当里的老大。我原来在某报社工作，一边编辑稿件一边发表文学作品，这点很不招领导待见，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评职称当然不能算数，别人发作品是高兴事儿，我却是偷偷摸摸，怕人知晓。这期间，我的工作发生过一个重要转折，因为调动没有衔接好，原单位索性将我踢出。1994年，我成了待业中年，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整整大半年在家里晃荡，哪里还有心情写作。我们这一代人，向来将“单位”看得重，在党的单位里干了大半辈子，到了快退休的时候，突然你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没了！“单位”想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根结竟是因为“写作”，因为“不听话”。无奈中我想到了作协，想到了平时的作家朋友，我先找到了贾平凹。我说，平凹你得救我，现在我什么都没了，我得吃饭，得有单位管。贾平凹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了大概情况，说你们得收留我。贾平凹说他会在文联党组会上竭力促成，可是总得有人推荐才行啊。于是我又找到了陈忠实，到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实话实说，请他帮忙推荐，还理直气壮地说，这样的事作协不替我作主谁替我作主！陈忠实一听笑了，拿起电话当时就拨通了西安市文联党组领导……而在当时我真的没有什么名气，写作水平很是一般般，我甚至拿不出一本像样的厚重作品来。

　　什么是朋友呢？这就是朋友。平时极少来往，淡泊相处，在关键的时候帮你一把，让你度过这道坎儿。现在调动需要请客送礼，甚至塞银子，而当时我没给人家送任何东西，包括一本书。我想，为求人而送礼，难道彼此间的友情和信赖就值这点东西么？我们应该学会助人，更应该学会感恩，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陈忠实、贾平凹，还有孙豹隐、周大鹏、苏育生这些文学朋友的知遇之恩我永远铭记在心。这场磨砺使我学会了感激、珍惜和报答。有时候坏事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激励、警策和思考，是一味大滋大润、大澄大明的苦药，感念忠实的提携。

　　忠实60岁生日的时候朋友们在长安的常宁宫为他办了一场寿宴，到场的人不下二三百，60是个甲子，大数，整数，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生日。我去了，那时的忠实还年轻，很有精神，谈笑风生，大家把生日看成了一个文学朋友的聚会。我对忠实说，真好哇，将来我过60生日也得像你这么办，热热闹闹，叫许多朋友。忠实说，你放心，等你过60生日时，一切由我来操办！

　　只当是个笑话，忠实却一直记在心里，若干年后还在问我，你什么时候过60大寿啊？我说，还早着呢。其实，我已经过了60岁好几年了。倒是几乎每年我都要参加陈忠实的生日聚会，规模都不大，几个朋友，一瓶“西凤”酒，几碟小菜。两碗寿面……2014年他的生日聚会上，书法家雷珍民，宣传部的刘斌部长，秦腔演员李东樵、李梅，作家莫伸、朱鸿等人都来了，每个人都由衷地送了忠实一段话。忠实让我把生日告诉他，说要为我也认认真真办次生日。我从没把自己的生日当回事，不愿过生日是想让老天爷把我忘了。没想到，日子临近，忠实让莫伸打来电话，约定日子，我因为急着要出国，谢绝了。

　　这样的事情很平凡，甚至有些提不起来，但是大家的心里都装着朋友，装着彼此的事情。

　　2000年到2009年，我在周至挂职，在老县城村蹲点居住。老县城村离县城100公里，离西安180公里，深山老林，道光五年建成，当时村里没电灯，没有电话，手机根本用不成，有事全凭捎话。一条土路，一般车上不去，非得越野车才行。老县城是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城里9户人家，城外是原始森林，这里有完整的城墙，城内有县衙、城隍庙、文庙、娘娘庙、监狱（天狱）、戏楼等等遗址，都成了断壁残垣。下去的初衷，是为了秦岭的大熊猫，为了藏匿于深山的老县城，为了关注生态和山区农民生存状况。对我的举动，很多人不理解，大家说陕西不乏写农村题材的高手，陈忠实、贾平凹那是大家，说我下农村是浮光掠影走马看花，是作秀，是给新闻制造一个话题，待不了半年就会跑回来的。的确，我与忠实和平凹做过比较，写农村题材，无论如何我比不上他们，但是我们看待农村的角度不同。他们是背靠，那是他们的生活积淀，我是面对；他们是信手拈来 ，我是直面冲击。他们关注的是秦腔，是土门，是白鹿原上的生生死死，我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我的视角代表了一批在城市生长的年轻和不年轻的人。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营造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风尚是我们蹲点基层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变得迫切，构建农民文化体系，促进农民知识化越发地提到重要层面上来了。我把想法对作为省作协主席的忠实谈了，得到了他的支持。后来，我在农村举办了几期文学讲座，请忠实前来讲课，成了周至业余作者的一件文化盛事。周至有条峪口叫耿峪，当时的乡政府想在峪里一块大石头上刻上“雷打石”三个大字，但是苦于没钱，找到我，说能否请忠实帮忙写，当然润笔费是没有的，乡里可以送点土特产，比如苞谷糁、猕猴桃什么的。我跟忠实说了，没出一周大字就写好了，乡里的人取了来，高兴得什么似的。至今，“雷打石”三个彤红大字屹立在风景秀美的耿峪沟里，成了忠实为这片山水留下的一段佳话。

　　忠实很想到我挂职的老县城村去看看。我想，农村环境和生活他应该不缺，去老县城更重要的理由是一个作协负责人对作家深入生活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约了几次都没有成行，有一回厚畛子乡已经做了认真准备，还是泡汤了。更有一回，忠实已经到了周至县城，正准备进山时候，天下起了雨，他硬是在楼观台的旅社里等了两天，雨也没有停，只好遗憾地回西安了。临走说，这个老县城啊，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

　　忠实走了，他的灵魂在陕西大地上飞翔，白云一片去悠悠，现在他想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了。我时常感觉到他就在我们周围，跟我一起在作协大会上听报告，一起穿着军装在部队体验生活，一起举着奥运火炬的传递中奔跑……静下来细想，忠实是真的走了，再不会回来了，那声“大妹子”的回响永远留在了狄寨原的樱花树下。忠实走了，京夫走了，王观胜走了，李佩芝走了，邹志安走了，路遥走了，我的文学朋友一个一个都走了。他们的离去，向我揭示了一个思考：死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遇到，或早或晚，或是有准备，或是猝不及防，我们无法回避，无法加以评论，我们只能顺其自然。就是说，生是一个短暂的、热闹的仪式，通过这个仪式，我们走向永恒的死亡宁静。写作，寂寞地爬着格子，努力地充实着自己，完善着自己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无不在死神的注视之下，它使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绷紧了。我们应该珍惜生命，有紧迫感，韶光易逝，时不我待，热爱生命，拥抱生活，以积极乐观、开朗的态度投入生活中去，在生活中提炼人生精华。生命的长度也许更多地被命运把握，生命的密度却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原载于《当代》201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