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难忘的票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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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难忘的票证时代

作者:匡兴洪

小小一方票证,曾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人定量有份的“书面”保证。曾经没它买不来一寸布,曾经没有它换不到一两米,没有它买不来半斤肉,没有它买不来半块肥皂......票证数十年间的存废,折射了共和国经济由贫弱匮乏走向富足繁荣的历程,以及这巨变后面,国家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折。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正赶上票证十分盛行的时节。正如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民谣所言:出生就挨饿,一上学就遇到罢课。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从粮票想到了布票、油票、肉票,想到了整个票证时代。

那时候,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发放粮票、布票、油票等。因此,票证就是“通行证”,就是“护照”,就是“命根子”,压根儿一点也不夸张,而且恰如其分。吃饭需要用粮票,吃油需要用油票,穿衣买布需要用布票,割肉也更需要用肉票,这是人人都极其需要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

我家大大小小六口人,父母之外,有我姐姐、两个妹妹和我,都正是吃长饭之际。我父亲从事搬运工作,每月口粮是三十三斤,我母亲是二十四斤, 姐姐也是二十四斤,只有我和两个妹妹都是学生,因而每月也只有十八斤。所以购粮本上的粮食,我们上半个月就用完了,下半个月得向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借粮,才能勉强度过这缺粮的日子。我父亲还想方设法悄悄跑去街上买回议价馒头或面条,让我们几姊妹好好饱餐一顿。

一说起肉票,我心里就是久久难以平静:我们家共六口人,且每人的肉票每月只有半斤,不论成人还是小孩都是如此。要是一周能吃上一顿肉,就算是极为奢侈的事情了。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多少荤腥的年代,我们家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家每月的肉票共计三斤,一周割一次肉,得用一斤肉票,一个月得割三次肉。想吃肉,光有肉票还不成,还得赶大早到食品站排队才能买肉。去晚了,即使有肉票,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食品站杀猪也有计划,不敢多杀。姐姐和我常常在冬天被母亲叫醒,极不情愿地从暖烘烘的被窝里钻出来,草草洗帕脸,就早早赶到食品站去排队。为了让妹妹们能吃上难得的那顿肉,我和姐姐只能半梦半醒地拎上菜篮子,跌跌撞撞的去郑场食品站去排队买肉。别看你起得早,早有比你起得更早的人把头缩在大衣里在那儿蹲守着。真可谓: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姐姐和我轮流排队,每次割肉都能如愿以偿。父亲总会夸奖我们说,女儿和儿子真聪明,割肉回家总能让家长满意。要知道,住在我家隔壁的何五爷,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他也在食品站上班。见我和姐姐来食品站割肉了,他总会想方设法照顾我们。知道我们家具体,有时候也会多割一、二两给我们的。回到家母亲一称,多了二两肉,就会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日后可要记住何五爷的好啊!我和姐姐每次都点头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何五爷因病去世,母亲曾这么说:“何五爷是多好的人啊,真是好人命不长啊。”说罢母亲眼泪夺眶而出。

后来,我看过这么一则材料:不只是普通人家,当时就算国家领导人请客,也得提到粮票。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回忆说,1963年周恩来总理为参加第27届世乒赛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饯行,在中南海举行宴会,把陈毅、贺龙都请来了。大家都上了席,邓颖超拿出一瓶酒,说是外宾送给总理的,没舍得喝,今天拿出来给大家送行。今天总理请客,粮票你们可得自己出啊。

我终于明白,几十年间,无论票证如何名目繁多,粮票的崇高地位始终岿然不动,人送雅号“神州第一票”的确名符其实。

“票证时代”记录着共和国面临物资短缺的无奈,同时这小小一方票证,则浸透着普通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

再见到这些票证原件或是仿制品,一般会在古玩市场,或者在百度图片上。那是让我们四0后、五0后和六0后的人们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年代记忆。

想一想,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命运其实与这个社会紧密相连。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让我们挣脱贫困,获得温饱,过上富足的生活,何以告别那难以忘怀的票证时代?!

票证时代虽限制了人们的生活,却也保障了供需平衡,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度过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时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有票证终于退出了自己的历史舞台,但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它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涩。(The End)

作者简介

匡兴洪,现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乡土人协会会员、贵州省写作学会理事,曾任绥阳县郑场中学校长和绥阳县儒溪中学主管教学的业务校长,著有《作文章法》、《送你一支生花妙笔》和《学习的艺术》等书,还担纲编有《郑场中学校史》一书。现已发表文学作品千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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