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遂宁金鱼村窖藏宋瓷略看宋人四大雅好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记载对宋人烧香、点茶、饮酒、插花等诸般闲事进行了慨述，分析和描述了其产生背景和兴盛面貌，最后将这些活动与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宋瓷相印证，认为宋人闲适、尚雅的生活情趣推动了这些活动的兴盛，而出土的四类瓷器既印证了烧香等活动的频繁，也推动了这些活动的发展。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经济的繁荣为宋人追求良好生活提供了经济条件。宋人有谚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道出了宋人闲适、雅致的生活情趣。1991年在四川遂宁金鱼村窖出土的藏众多精美相关文物则从实物角度印证了宋人日常生活中的高雅与享受。
一、独坐闲无事，烧香赋小诗
烧香被列为宋人“四般闲事”第一桩。宋代丁谓有语：“香之为用从古亦，所以奉高明，所以达蠲洁。”“奉高明”既是礼敬天地、神明也指供奉祖先，当与祭祀有关；“达蠲洁”则与清洁有关，既可净化环境又能祛除身体污垢，也升华心灵。傅京亮先生对中国香文化进行了总结，认为：“中国的香文化肇始于远古，萌发于先秦，初成于秦汉，成长于六朝，完备于隋唐，鼎盛于宋元，广行于明清。”
宋代的用香文化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不仅香料的数量、种类大大超过前代，使用的群体也更加广泛，更加趋向大众化、平民化，香的使用也遍及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宋代虽然国内香的产量不多，但是发达的海外贸易为宋人从东南亚、南亚等地带来了大量的进口香料，不仅数量、种类众多，而且质量上乘。大量香料的引入是宋代用香文化走向繁荣的物质基础，庞大用香群体则将中国香文化推向了鼎盛。
宋人用香有多种形式，烧香是其中最重要的。烧香具有隆重、尊贵的涵义，祭祀和禳灾时烧香体现了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重视和敬意。“周人以气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宋代宫廷中“凡常祀，天地宗庙，皆内降御封香，仍制漆匮，付光禄、司农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缄署礼料送祀所；凡祈告，亦内出香，遂为定制。”除祭祀外，禳灾也要烧香，“国朝凡水旱灾异，有祈报之礼，祈用酒、脯、醢，报如常祀”，宋仁宗庆历年间某次祈雨就“焚生龙脑香十七斤”。士大夫和百姓敬神祷告、祭奠先祖也离不开焚香。
日常生活中，焚香、熏香是宋代文人群体崇尚雅致生活的表现形式。穿衣起居要焚香。梅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将视事，必焚香两炉，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撤开两袖，郁然满室浓香。”清献公赵抃“好焚香，尤喜熏衣，所居既去，辄数月香不灭”。不仅仅是衣服，甚至手帕都要熏香，杨万里就有“短短熏笼小，团团锦帕围”的诗句。此外，待客清谈也焚香，正所谓“丈人延客非俗物，百和香中进一杯”，“客来无可款，石炉添水沉。”文人读书、作诗亦焚香。
南宋画家刘松年的《秋窗读易图》（图1）就描绘出了“明窗延静书，默坐消诸缘。聊将无穷意，寓此一炷香”的意境，展现了文人在书斋焚香读书的舒适、惬意。陆游在“官身常欠读书债，禄米不供沾酒资”时，亦不忘“焚香闲看玉溪诗”。可见，焚香在宋代文人生活中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
图1 南宋刘松年《秋窗读易图》（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
焚香自然离不开香炉。香炉的材质有金、银、铜、铁、玉、石、瓷等，样式则主要为两大类，带盖的封闭式熏香炉，无盖的敞开式香炉。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香炉均为敞开式仿青铜器造型的瓷香炉，计有鼎式炉5件、鬲式炉6件、簋式炉1件、奁式炉3件，产自龙泉窑的9件，景德镇窑6件。这些香炉并未一味地仿古，在细节之处也有所创新。鬲式炉为仿商周时青铜鬲样式而来，是宋代较为常见的一种香炉。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青釉三足鬲式瓷炉（图2），造型端庄规整、古拙典雅，采用“出筋”工艺，线条曲直有致，通体施梅子青釉，釉面光洁莹润、釉质柔和，釉色青碧如玉，表现出了宋人的复古思潮和典雅的生活气趣。
图2 南宋龙泉窑青釉三足鬲式瓷炉 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这些香炉中，景德镇窑的1件青白釉凸雕花卉纹鬲鼎式瓷炉（图3），不仅造型独特，而且纹饰精致。这件香炉颈部之下为三足鬲式炉造型，上部则取铜鼎之式样，故有人称其为“顶天立地”。
图3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凸雕花卉纹鬲鼎式瓷炉
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此外，装饰的凸雕莲花、兰草、折枝牡丹纹，纹饰清晰流畅、大方生动，展现出了剔刻工人的高超技艺。龙泉窑青釉螺旋纹奁式炉（图4），口外径8.1、内径6.0、高6.8、足高1厘米，形体较小，通体施梅子青釉。从出土的宋代奁式炉来看，平底中心多有一饼足突起，器底外沿附有三如意形足，三足与饼足要么在同一水平线，四足均为受力点；要么三足悬空，仅饼足受力，遂宁金鱼村窖藏这只香炉则较为奇特，由三足受力，饼足反而沦为“装饰”，殊为有趣。
图4 南宋龙泉窑青釉螺旋纹奁式炉 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宋代瓷香炉的兴盛，固然离不开制瓷工艺的不断发展、成熟，瓷香炉烧制成本相对金属香炉较低也是一定的原因，但是宋代香文化的兴盛当为最大之推力。
二、闲暇修索之玩：饮茶
茶叶起源于中国。到唐代，茶已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宋代，饮茶越来越普及，“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宋徽宗撰写了《大观茶论》；士大夫群体亦“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至于民间更是“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饮茶活动的普及促使大量的饮茶用具被生产出来。遂宁金鱼村窖藏宋瓷中就有不少的茶盏、茶杯等茶具，其中不乏珍品。
引人瞩目的是几件黑瓷茶盏，见证了风靡两宋的斗茶风气。斗茶是一种竞赛性的游戏，通过茶色、水痕和香味等来品评茶的好坏。既称“斗茶”，自然有胜负标准。据蔡襄《茶录》记载：“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鲜明，故建安人开试，以青白胜黄白”；宋徽宗《大观茶论》亦有记载：“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清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可见“茶色贵白”。如此则令人感到单调沉闷的黑茶盏，其地位在斗茶活动中就突显出来了，在黑与白的碰撞中衬托出茶汤之白。
据蔡襄《茶录》记载：“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坏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也。”宋徽宗也认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茶盏的好处：“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可见，建安所产的黒釉兔毫盏近乎完美地符合了宋人的斗茶需要：其釉黑，彰显茶色之白；其胎厚，盏热利于发茶；其尺寸，易于取乳击拂。建窑也因当时上层社会斗茶的需要而得以以民窑的身份一度为宫廷烧制黑瓷茶盏。
遂宁金鱼村窖藏共出土11件黑釉茶盏，其中4件为玳瑁纹（图5），7件为兔毫纹，虽非“进御”之用的建盏，但其釉色、造型、胎体等也契合斗茶所需，极有可能是本地士宦或者富人所用之物，这进而反映了宋代的斗茶习俗风靡全国，盛行于社会多个阶层。
图4南宋广元窑黑釉玳瑁纹敞口瓷茶盏 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宋代饮茶普遍使用的是青瓷或青白瓷茶杯。遂宁金鱼村出土了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青釉、青白釉茶杯100余件，出土的瓷杯均为直口、圈足、装饰划花莲瓣纹，不同之处在于龙泉窑青瓷杯为弧腹（图6），景德镇青白瓷杯为直腹（图7）。
图6 南宋龙泉窑青釉刻花莲瓣纹深腹带盖瓷杯
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图7 南宋景德镇青白釉刻花莲瓣纹芒口带盖瓷杯
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三、不可一日无此君：饮酒
饮酒虽不在宋人谚语的四般闲事中，但在宋人眼中，饮酒与焚香、饮茶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宋代对酒实行国家专卖，榷酒的收入也是“宋代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甚至占到了货币收入的“38.9%”，到南宋时，酒的收入更是“国家赡兵、郡县经费，率取给于此。”此外，酒在宋代文化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宋代不仅是“中国历代王朝编撰酒经—制曲酿酒工艺理论最多的一个朝代”，更是宋代的文学作品的重要点缀，有学者就认为：“宋词中要是缺少了酒……词的色彩也将会黯淡许多”。
酒在宋代社会中是“不可一日无此君”。宋代已经开始出现酒楼，在京城尤为突出。北宋东京城内有“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其中最著名的酒楼，“饮徒常千余人。”南宋临安城亦“人物浩繁，饮之者众”。为满足饮酒的需要，大量的陶瓷酒具被烧制出来。
遂宁金鱼村窖藏的瓷酒具类型丰富，大体可以分为四类：酒瓶、酒注、酒碗、酒杯。金鱼村出土的8件景德镇青白釉刻划花酒瓶，瓶体修长、小口、平唇、短颈、隐圈足、短颈中部有一道凸棱，有丰肩、溜肩两种造型。大的瓶高约40厘米（图8），小的瓶高约30厘米（图9），釉色清白，通体装饰刻划花纹，纹饰有缠枝牡丹、缠枝莲花和卷草纹等。此类型的酒瓶在宋代被称为“经瓶”。至于“梅瓶”的称谓，则是后人的约定俗成，民国时许之衡称：“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而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图8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刻划缠枝花卉纹带盖瓷梅瓶
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图9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刻划卷草纹带盖瓷梅瓶
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黄酒乃是宋代最主要的品种。”据此，市面上流通和日常饮用也当以黄酒为主。黄酒中含有微量的甲醇、醛、醚类等有机化合物，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而将黄酒加热则可将沸点较低的有机物挥发掉，减轻了对人身体的伤害。同时，烫热后的黄酒，酒香更浓郁，酒味也更柔和。
《东京梦华录》中有一段关于饮酒的记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蔬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其中的“注碗”就是指盛酒的酒注和温酒的碗，具体操作方法是将酒注放入碗中，在碗中加入热水，达到温酒的目的。要温酒，酒注的胎自然是越薄越好，景德镇的青白釉瓷器就是因为其胎薄，对光见影而被称为“影青”。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景德镇青白釉双系酒注，最薄处仅有3毫米，深得温酒之要。酒注有一扁平的执柄，方便“对坐饮酒”时斟酒，无需起身或以手捧壶斟酒，其曲流的流口设计既是制瓷技术高超的表现，也能防止斟酒时美酒洒出。此外，窖藏出土的宋代注子还有葫芦形（图10），为创新产品，主要产于定窑，耀州窑及景德镇窑。龙泉窑葫芦形注子大多为元代产品，宋器较少见，其端庄流畅的外观、清新活泼的意态颇合宋人的审美口味。
图10 南宋龙泉窑青釉葫芦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黄酒的酒精度虽然不高，但饮酒时酒碗或酒杯还是必备的。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酒碗，尖唇、敞口、斜腹、小饼浅足，形似“斗笠”而被称作“斗笠碗”。其中景德镇窑9件，通体施青白釉，内部装饰模印荷叶莲花纹（图11）；龙泉窑8件，施梅子青釉，素面（图12）。这些碗的足径约3厘米，口径则有14厘米，看似头重脚轻，给人以容易倾覆的感觉，其实不然，因其胎体从上至下逐渐加厚，确保了重心的下移，其中一件最薄处仅0.2厘米，逐渐加厚至0.5厘米，设计可谓十分精妙。
图11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印花莲荷纹斗笠瓷碗
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图12 南宋龙泉窑青釉素面斜直腹瓷斗笠碗
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四、小瓶春色一枝斜：插花
宋代种花“成为独立的商业性的农业。”宋代已有专门的花市，尤其是都城开封和临安，花市尤为繁盛。北宋东京城中，“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三月的临安城亦是“百花尽开……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临安城地处南方，一年四季鲜花不绝。
宋代花卉市场的繁盛与宋人的爱花风气密不可分。宋人喜欢观花。洛阳城中“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尤其是一种名为“姚黄”的牡丹花盛开时，“洛人赏之，号为'花王’……都人士女，必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其人若狂而走观”。从中不难看出宋人对观花的热情，乃至于出现了付费观花的现象。
据欧阳修记载，一种名为“魏花”的牡丹：“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粗略估算，每日约有1000人前往观赏，由此可见宋人对花，尤其是对名花追捧。除观花，宋人还热衷于簪花，更尚插花。宫廷插花讲究排场，皇室赏花的钟美堂，“堂内左右各列三层，雕花彩槛，护以牡丹彩色画衣，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黄、照殿红之类几千朵，别以银箔间贴大斛，分种数千百窠，分列四面。至于梁栋窗户间，亦以湘筒贮花，鳞次簇插，何翅万朵。”可见，宫廷插花不仅花的数量大，而且花瓶也十分珍贵。士大夫家中插花也较为常见，杨万里就在诗文中多次提到瓶花。“梅花耿耿冰玉姿，杏花淡淡注胭脂。两花相娇不相下，各向春风同索价。摘来双插一铜瓶，旋汲井花浇使醒。红红白白看不足，更遣山童烧蜡烛。”此外，还有“红白莲花共玉瓶，红莲韵绝白莲清”，“萧萧只隔窗间纸，瓶里梅花总不知”等诗句。
宋代普通百姓即使平时没有瓶花，节日期间也必有准备，例如端午节：“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即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一些店铺也以插花做装饰。“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即使路旁的野店也有“青瓷瓶插紫薇花”。宋人还对插花的技艺进行了总结。这些都说明了宋代瓶花在生活中的普及。在宋代“插梅花之瓶”均可称为梅瓶，即使是盛酒的“经瓶”，酒喝完后亦可作为插梅之瓶，毕竟南宋时已有“酒瓶今已作花瓶”的说法。
遂宁金鱼村出土了大小花瓶60余件，从材质上划分有瓷瓶、铜瓶、石瓶。其中瓷瓶有近50件，大型的有琮式瓶（图13）、贯耳瓶（图14）、竹节瓶（图15）等，小型的则有贯耳长颈小瓶、扁鼓腹或圆鼓腹的长颈盘口小瓶、海棠式瓶、瓜棱形瓶（图16）等。显示出宋人在插花过程中注重花枝的搭配和布局，具有独特的插花审美情趣，体现了宋代插花艺术的发展。
图13 南宋龙泉窑青釉盘口弦纹瓷瓶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图14 南宋龙泉窑青釉大贯耳瓷瓶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图15 南宋龙泉窑青釉盘口弦纹瓷瓶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图16 南宋龙泉窑青釉菱口瓜棱瓷瓶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除此之外，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部分瓷碗中亦装饰有“瓶花”、“盆花”等纹饰（图17），进一步体现了插花在宋代的普及。宋人对花的爱好，体现了宋人对美的追求，通过瓶花的方式既延长了花期，又能够使人近距离的观赏乃至于把玩，充分体现了宋人雅致的生活享受。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这些花瓶真实再现了宋人对瓶花的喜好，见证了宋人的风雅生活。
图17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印花双凤纹芒口深腹瓷碗剖面图及纹饰四川宋瓷博物馆藏
结语
遂宁金鱼村出土的这些“四川地区从外界输入的奢侈品”究竟属于谁？不管学界有多少争论，答案都不会是“属于普通平民百姓”。这也客观地说明了宋人的烧香、点茶、挂画、插花、饮酒等诸般闲事虽然有平民阶层的参与，但官僚贵族、文人士大夫、富豪仍是其主流群体，平民更多的还是在重要节日期间参与这些“闲事”，这与社会地位无关，与经济地位相关。遂宁金鱼村出土的香炉、茶具、酒具和花瓶，客观印证了宋人的烧香、点茶、饮酒、插花等诸般闲事；这批瓷器的造型、釉色、装饰体现了宋人特殊的审美情趣，是反映宋人高雅、闲适生活状态，代表性文物之一。
内容出处：《从遂宁金鱼村窖藏宋瓷略看宋人四大雅好》 《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05期 作者：黄霞；吴自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