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状元不当宰相，但也别把宰相当状元,状元在古代是怎样的地位
清代民间小说家有说过这么一句话：“别把状元不当宰相，但也别把宰相当状元”科举中的状元厉不厉害？状元就相当于全国公务员考试的第一名，说不厉害那肯定是假的，而且是很厉害。但是状元暂且还不是官，本身就有不确定性。
当官的最高目标是位极人臣，不讨论“加九锡”这类已经能控制皇帝的权臣。只要成为实权宰相，或者是位列三公，拜太师太傅，这就是当官的最高境界了。按照道理来讲，能走到这一步的，都是科举进士出身的，秀才举人走到这一步的几乎没有，这就说明了科举的重要性，更体现了状元的优越性。但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古代科举历史有一种吊诡，那就是当宰相的，往往都不是状元。唐朝自然不用说，贞观朝名相辈出那个年代，靠的还是贵族集团输送人才进入中央，那时候科举还没有完善，鲜有民间寒士的身影。真正意义上从科举进士科走出来的大才宰相，是武则天时代的张柬之，但是张柬之拜相已经年老，蹉跎了数十年的人生，可见科举进士在当时官场中的魅力并不大，而极力推荐张柬之的狄仁杰，则是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才比张柬之更加早地出名，但很可惜，这二人，都不是状元。
大唐是在中后期才有了状元当宰相的事例，整个大唐，仅有十一个人是从进士科第一（状元）的身份成为唐朝宰相，最重要的是，这十一个人，在历史中并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大功绩，历史存在感低得不得了。所以状元这东西，真的是一个看似让人疯狂，但得到了又索然无味的一种存在，类似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无奈感。状元能当多大的官？这个问题真是具有强大的魔力，明明想大声喊出状元最有前途，但自己心里也知道，古代那些个大官，都不是状元出身，王安石不是，张居正不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更加不是，甚至可以说和他们一起考试的状元在他们当官的那个时代，都被他们的光芒给压住了，照这么一看，状元好像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官嘛。所以，咱们聊状元能当多大的官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想要显示出状元的“潜力”，就只能从状元的“待遇”聊起了。
这个待遇是指，当一个人被皇帝评为状元后，立马能获得的“官职”，而不是通过长时间才得到的官职，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状元在官场上的魅力。暂且不联系状元日后的成就如何，就说科举放榜后，皇帝对状元的“封赏”。就唐宋来说，状元的产生来自于考官的推荐，最后定名次的，是皇帝。唐代进士科前三甲有着很好的待遇，他们能参加名为“曲江进士宴”的宴席，因为正是樱桃高产之时，于是又被称为“樱桃宴”。其实也不仅是前三甲可以去，但凡是进士都可以去，只不过在这么多人里，他们都会沦为状元的陪衬。这些状元、榜眼、探花待遇有多好呢？届时皇帝会在曲江旁的一座高楼上与他们共饮酒，一起吃樱桃，吃奶酪。皇帝会封赏，特别是状元，会大大地赏赐，而在底下与进士们一同吃喝玩乐的，都是唐代的贵族、皇族成员，面对进士，他们自然是会交好，即便这个新科进士当不了宰相，可当大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虽然唐代皇帝不喜欢一开始就给状元封官或者安排爵位，可是表面的样子做得非常足，让状元进入了唐代最顶尖的圈子，这是难以获得的地位和机会，本身就更高于官职。到了宋代，皇帝才开始给状元们立马封官。就熟悉的王安石和苏轼来说，王安石考科举那一年，他本来是理应是殿试第一，但王安石自年轻开始就有点狂，宋仁宗不是很喜欢王安石这类“外儒内法”的尖锐派，于是同科进士杨寘成了第一，王安石成了第四。杨寘也算厉害，连续乡试、礼部试、殿试都是第一，宋仁宗立即给他封官，是为监丞，这个官职大概在七品左右，而且还是中央官员，是国子监的导师级人物，虽然说杨寘后来没有王安石厉害，但是杨寘的出场还是很厉害的。而另一方面，虽然宋仁宗不喜欢王安石，但宋仁宗也知道善用人才，于是王安石也被任命为判官，这个官职大概在八品左右，宋仁宗也一开始做好准备让王安石到地方进行历练。但在一开始，杨寘的待遇是要好过王安石的，一个在地方一个在中央，而且官的品味不同，杨寘这个状元要比王安石这个第四名舒坦得多。所以说，不管是实际意义上的状元，还是明面上的状元，都在宋代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对待。
而到了苏轼考科举时，他也是被欧阳修“杀杀锐气”才放到了第二，但是苏轼要比同科状元章衡有名得多，两人都有被封官，加上当时苏轼和弟弟父亲都是名动东京，待遇好得不得了，名利双收，人生赢家就是他。而且苏轼还考了“制科”，这都已经超越了科举了，属于“百年第一”，能力和地位超然。自宋代起，对状元们皇帝几乎都养成了放在中央的习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使用人才。再说到明代，其实明代有这么一个奇人，名为商辂，和于谦是同时代的名臣，风头虽然不如于谦，但他却是以状元身份任职内阁首辅，说简单一些，那就是他就是状元出身的宰相。商辂在明宪宗朱见深时期任内阁首辅，他是“三元俱是第一”，非常厉害，是一个很典型的天才。在明代，内阁首辅其实大多数都不是状元，就一代名相张居正来说，他科举都考到了十名开外，优秀自然是优秀的，但是后来的功绩和能力超越了他的名次，所以商辂此人则是明代“状元”的良好榜样。
不过自明代以后，朝廷更注重了“实用”，实用的本质和科举所衡量的“道德文章”本质其实是有些相悖的。这也是为什么王安石、张居正这些“外儒内法”的实干派，他们科举考不到状元，但是却可以成为宰相的根源，其实我国的封建政权一直以来都是信仰实干派官员，科举只是为了保证筛选的统一罢了。不过也不能说状元没有用处。状元即便当不了宰相，可是当大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历朝历代以来，能考上状元的，平均任职官职都在四品左右，这是秀才和举人远远不能触及的，只是极少数很平庸的状元，才会混到小地方当个芝麻官，总的来讲，朝廷一般不会这样浪费人才。而清代的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在科举考试中并非拥有着很亮眼的成绩，虽然也是进士，可比状元却还比不上，而他们后来的能力和地位显然远超科举时候的能力水平。这也就意味着，状元的前途有多大，还是要看状元自己的拼搏。不可否认的是，状元的起步很高，待遇必然很好，有着直达政治核心的潜力和资格，但是能考上状元和能把事情办好，这就是两回事了。
最后综合来说，古代状元的确未必个个都能位极人臣，可相对来说，状元却是最稳定、最安逸的一个群体。他们有着很高的科举成绩，就注定了他们的地位和生活的优越，特别是明清两朝，连举人都高高在上了，更遑论杀出重围的状元。虽然状元未必是宰相，宰相也不都是状元这个历史的吊诡令人无奈，可成为状元，这又是数千年来古人学子孜孜不倦，前赴后继的理想和追求。所以千万记住，别把状元不当宰相，但也别把宰相当状元。